贷款利率、农户特征与正规信贷约束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别对农户受到的需求型正规信贷约束与供给型正规信贷约束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贷款利率显著影响农户需求型正规信贷约束,利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农户正规贷款意愿的强弱;第二,农户受到的信贷约束程度较弱,农村地区需求抑制现象严重;第三,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获得正规贷款的额度也逐渐增大,富裕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占据了农村地区信贷的较大比例;第四,收入、可抵押品资产、是否是党员等农户特征对两种类型的正规信贷约束存在不同的影响机制。     

金融知识对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来自国家级普惠金融试验区的证据

采用2020年福建省宁德市和龙岩市国家级普惠金融试验区农户调研数据,结合基于工具变量的Heckprobit模型,识别农户不同金融渠道信贷需求尤其是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重点考察金融知识的影响、异质性及其调节效应。研究表明：金融知识会显著提升正规渠道、非正规渠道乃至总体的信贷需求,同时也会缓解正规渠道、非正规渠道乃至总体的信贷约束。对于信贷需求的提升以及对信贷约束的缓解,金融知识在正规渠道中的作用要比非正规渠道更为明显。金融知识缓解信贷约束的作用,在参与过技术培训或者使用互联网的农户家庭中更为明显,无论是正规渠道、非正规渠道抑或是总体上均成立。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金融知识缓解信贷约束的作用会在正规渠道或者总体上得到提升,但在非正规渠道上并无显著改变。     

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支付环境和流动性约束的视角

基于CHFS 2017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支付环境和流动性约束在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以及农户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总资产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对农户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互联网金融的不同参与形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其中,互联网支付通过优化支付环境来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来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家庭总资产较低的农户的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参与率、优化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和缓解农村家庭流动性约束,以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运用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甄别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不同收入农户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信贷约束是影响农户收入的较为关键的因素,农户信贷约束尤其是正规金融信贷约束主要减少了低收入农户的生产性收入。基于研究结论,为了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提高农户收入,提出完善农村正规金融服务、加强非正规金融机构监管、改善农村金融环境等政策建议。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约束与农信社小额信贷——基于对江苏睢宁县的农户调查

本文基于对江苏省睢宁县337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广义三阶段回归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现阶段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信贷约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农户信贷需求缺口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对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样本地区1/3以上的农户受到了信贷约束,其中信用等级评定的农户还款能力、信用社对担保人的要求等因素对农户信贷约束具有显著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农信社)小额信贷的实施显著减少了农户(除最低收入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可能性,因此,欠发达地区实行的小额信贷对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有着积极的作用.     

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和信贷约束——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往往因为信贷资金的缺乏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能够极大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以江西省872个农户为样本,用直接衡量方法不仅考察农户的显性正规信贷需求,也考察农户的隐性正规信贷需求,进而甄别农户正规信贷约束的类型和程度。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较高,农户贷款金额以中短期小额信贷为主,资金需求以消费性用途为主,生产性用途比例较小;农户供给型信贷约束程度较轻,需求型正规信贷约束严重。因此,相比信贷供给,农户信贷需求的发掘是解决农村信贷市场不均衡的关键。     

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基于CHFS 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HFS 2017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情况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家庭金融排斥,对支付储蓄排斥、信贷排斥和商业保险排斥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对支付储蓄排斥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对信贷排斥的抑制作用次之,对商业保险排斥的抑制作用最小;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和区域差异,互联网使用情况对户主为老年和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最为显著;社会互动和信息关注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提高农村家庭互联网使用率、拓展线上线下社会互动渠道、提升农村居民的信息关注度等,以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种粮大户正规信贷约束程度的测度与分析

运用Bi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采用582个种粮大户的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估算了种粮大户正规信贷约束程度,探究了正规信贷供需影响因素,以及在不同约束程度下各因素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种粮大户正规信贷约束程度高达7889%,家庭耕地面积、农业收入和社会资本对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有显著影响;年龄、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劳动力数量和大额支出显著影响种粮大户正规信贷需求;随约束程度分位点的提高,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家人中有村干部、亲属是否在乡镇及以上政府部门或金融部门工作4个变量的系数呈U型变化,而大额支出、非生产性资产价值、家与最近正规金融机构距离3个变量的系数呈倒U型变化。     

信贷约束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运用Tobit模型研究信贷约束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对城乡家庭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信贷约束增加了城镇家庭的储蓄占比,但降低了农村家庭的储蓄占比;面临信贷约束的家庭高风险资产投资和低风险资产投资的占比均降低,且农村家庭的降低程度更大;信贷约束会降低城乡家庭的借出占比。信贷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度。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信贷约束研究

农户特征、家庭禀赋及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约束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抑制对农户信贷约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升农户受教育水平,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收入,降低农户贷款利率水平,加强农村金融机构覆盖面,对于降低农户金融抑制程度,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具有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农户信贷约束;社会资本;结构方程模型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为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户信贷获得提供了有利契机。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通过Biprobit模型和CMP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工具变量和LPM模型克服潜在的内生性后,结果仍然稳健。研究同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的非正规信贷获得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抵押品要求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较高收入农户和较低收入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中等收入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提出,要大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技能,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积累和关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     

金融联结信誉传递机制对农户信贷配给效应

信誉机制是缓解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制度补充。从信誉机制中的信誉传递环节出发,建立信号传递博弈模型,探究金融联结中信誉传递的制度优势。基于金融联结信贷模式的信息传递均衡分析,提出研究假设：金融联结的信誉传递机制可以改善农户信贷可得性和信贷数额;金融联结的信誉传递机制可能存在中介效应。利用陕西省725户农户实际数据进行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农户＋农民合作社＋银行”的金融联结模式,并运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和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证明通过农民合作社向正规金融机构传递农户信誉信息,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用评级反馈,金融联结的信誉传递机制能使农户信誉起到抵押品替代作用,对改善农户信贷配给起到积极作用。     

数字技术、信贷可获得性与农户多维贫困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三期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从信贷可获得性视角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减缓农户多维贫困,采纳数字技术农户的贫困降低了23%,缓解信贷约束是数字技术减贫的重要机制,且突出表现在正规信贷部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减贫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减贫红利没有被全体农户公平共享。基于贫困维度分解发现,虽然数字技术能减缓绝对收入、生活条件、医疗、教育维度的贫困,但经由信贷可获得性的减贫效应仅体现在绝对收入维度,农户信贷需求仍以满足消费性信贷为主。因此,在激发“互联网+”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同时,要考虑数字红利公平共享和农户多元信贷需求等问题。     

政治参与、金融参与对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

利用743份江西省农户样本数据,基于Probit模型,探索农户的政治参与、金融参与对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机理和作用程度。研究发现:约55%的样本农户受到信贷约束,政治参与和金融参与对农户的信贷约束都具有显著影响。计算了样本均值处的边际效应从而测算了政治参与和金融参与对农户信贷约束的作用程度。最后从拓展农户政治参与和金融参与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有效缓解农户信贷约束。     

基于风险态度的农户金融素养与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分析

农户金融素养的高低和对风险的态度会影响其信贷选择,进而影响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微观调查数据,基于贷款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利用prob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剖析农户金融素养和风险态度对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具有正的直接效应;(2)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7.8％;(3)农户金融素养对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受风险态度的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农户素养,促进农村信贷市场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建议,政府实行对于农户风险态度改善的针对性培训,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与风险态度认知.     

信贷约束与农村家庭创业绩效:影响效应及损失估算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创业行业异质性角度,分别构建农业 创业绩效与非农创业绩效的客观衡量指标,理论分析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 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使用处理效应模型估算信贷约束所导致的 创业绩效损失.研究发现,信贷约束会显著制约农村家庭创业绩效.对农业创业家庭而言, 受信贷约束的制约,从事农地规模化经营对其亩均农产品产量和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均未 起到显著的改善作用.相比不受信贷约束家庭,受信贷约束家庭的亩均农产品产量减少 １１９．４２４２千克,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０．２０９７元.对非农创业家庭而言,相较于不受信 贷约束家庭,增加受信贷约束家庭的借贷金额可以显著提高其生产经营净利润,若受信贷约 束家庭的信贷需求得到完全满足,其净利润将提高１．９５３３万元.此外,受需求型信贷约束 家庭的信贷需求得到完全满足时,其创业绩效的改善效用优于受供给型信贷约束家庭.研 究结论证实了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绩效产生的负向影响及其损失.基于此,在优化农 民创业支持政策体系、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应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市场改革,切实解决农民 创业融资约束问题,提升农民创业绩效、改善农民创业质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公布的家庭创业情况和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利用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创业之间的关系,并深入分析内在影响机制。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家庭创业活动的开展,这种促进效应通过降低创业成本和缓解信贷约束来实现。分地区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能降低乡村地区家庭创业成本和放松贷款约束。当前我国乡村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城镇地区仍存在较大差异,需加快完善边缘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异以实现“大众创业”。     

谁活跃在农村信贷市场：穷人还是富人？

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本文使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对农村信贷市场的活跃主体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水平较低者即穷人是农村正规信贷市场和非正规信贷市场的主要活跃主体,穷人发生整体借贷、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的可能性更高。为了缓解农村贫困农户的信贷约束,助力普惠金融精准扶贫,国家需要完善直接扶贫的普惠金融服务,创新间接扶贫的普惠金融服务,加强风险防控,优化农村金融环境。     

社会网络和交易成本对农户生产性正规信贷的影响

利用对陕西省1091位农户的调研数据,将农户的生产性正规信贷分解为是否获得生产性信贷、是否获得生产性正规信贷和获得的生产性正规信贷金额三个阶段,运用Triple-Hurdle样本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户从正规渠道获得生产性贷款的影响,进而重点考察了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户的总体社会网络提高了生产性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交易型社会网络增加了生产性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降低正规信贷交易成本能够增加农户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农户在申请正规信贷过程中由于专用性较高、交易频次较低、不确定性较高所导致的高额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农户生产性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因此,增强农户社会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正规信贷的交易成本,进而缓解农村地区生产性正规信贷约束,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农地确权能否缓解农村正规信贷配给?——基于德·索托效应的再检验

基于微观视角,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讨论农地确权能否释放农村土地资产的德·索托效应,缓解农村正规信贷配给。采用IV-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供给型与需求型双重信贷配给的异质性影响,并引入农地确权与农地经营规模的交互项进一步考察其规模偏好特征,最后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在现阶段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与配套措施不完善的约束下,农地确权难以完全释放农村土地资产的德·索托效应,其对供给型信贷配给的缓解作用仅限于本就有着借贷优势的大规模经营农户,存在规模偏好特征;而对需求型信贷配给则具有充分的缓解作用,并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同样存在规模偏好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