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再平衡机制

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轴。随着家庭现代化的转型,代际出现资源和权力双重失衡但家庭仍然维持整体平衡样态的悖论。从家庭再生产视角出发,通过对家庭代际关系性质和功能的探讨,指出当前代际关系的双重失衡正是代际双方在家庭生存理性下采取的策略行动。通过采取资源下位优先分配、权力独立且合作、情感表达日常化与世俗化等调适手段,代际形成基于价值与情感整合的再平衡,并生成新家庭主义,在发挥家庭合力的同时带来家庭风险。上述研究表明,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家庭发展走向并不符合家庭现代化理论,呈现出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需要更加细致和持续的研究,家庭政策制定需要面向家庭整体。     

中国农民家庭现代化的“谱系式”转型及其实践

传统到现代是重要的历史发展轴线，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深受社会转型的影响。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区域差异化的经济发展状况、文化基础等型塑了差异化家庭实践样态，是研究家庭转型的重要土壤。深入到家庭转型实践之中，可以发现，当前农民家庭多种样态并存，形成复杂的家庭实践。本文构建“传统-现代”模型，以家庭资源禀赋和文化伦理基础作为基本维度，将家庭分为强禀赋-伦理型、弱禀赋-伦理型、弱禀赋-情感型、强禀赋-情感型四种类型，形成父代权威型、父代挤压型、生活情感型、互动合作型四种转型期家庭样态。研究发现，农民家庭转型并非单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家庭资源禀赋强度与文化伦理转型程度的综合产物，进而导致当前农民家庭呈连续的“谱系式”现代化转型样态。     

农村家长陪读：策略选择与生成逻辑

基于田野调查的定性研究，从家庭转型视角切入分析农村家长陪读的策略与逻辑。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民家庭通过教育投入促进家庭发展，进城陪读成为重要的方式。在陪读实践中，家庭能动地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不同资源禀赋的家庭对教育的回应，形成差异化的陪读策略。研究发现，陪读是家庭转型与教育环境变迁共同推动的结果。随着家庭转型的推进，发展型家庭目标成为农村家庭的核心关注。在家庭发展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作为发展型目标之一的教育目标成为家庭目标的核心内容，指向家庭的发展可能。与此同时，农民家庭越来越多地感知到教育环境变迁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上述两方面原因构成农村家庭陪读的动力与拉力，使得陪读成为实现家庭发展进而完成阶层流动的重要方式。通过教育的家庭发展避免了家庭资源过度耗散，却也导致了资源分配不均形成的家庭发展张力。     

分家、代际互动与农村家庭再生产——以鲁西北农村为例

鲁西北农村分家与代际互动形态对既有家庭再生产理论形成冲击。伴随家产的累积与流动,家庭的“分—继—合”体系发生重组,进一步呈现出虚“分”、弱“继”、实“合”的特点。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家庭发展压力,母家庭成为子代核心家庭应对生活压力时的转嫁对象,代际互动过程中的家不仅没有裂分,反而紧密地粘连在一起。现代农村家庭结构趋于代际合作的实质,是分家后围绕家庭再生产所形成的亲子两代核心家庭之间家庭资源的整合利用。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并非意味着家的整体性的退场,中国的现代家庭依然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面向。     

整合性溢出：老年人自养秩序的一种解释——基于豫、鄂、湘三省的田野调查

当前,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已经成为普遍事实。基于四代家庭结构,构建“整合性溢出”的分析框架,试图分析农村初代老年人自养秩序的形成机制。农村家庭面临的发展压力,是初代老年人与新三代家庭分隔的外在驱力。“新三代家庭”内部进行了资源、伦理和情感的三重整合,强化了其内在整合动力和代际间的下行支持力度;而初代老年人因有基础性收入保障和村庄熟人社会基础,降低了对子代家庭的代际反馈要求。在新三代家庭整合、初代溢出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养老反哺模式难以维系,初代老年人从农村家庭中“整合性溢出”,自养秩序得以生成。     

代际差异: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与调适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农村家庭从传统简单再生产进入现代复杂再生产,农民家庭代际差异显现。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以来的经济生产变革促成家庭的个体本位。然而,中国农民家庭代际差异表现出的父子代际生活模式不同,实质上区别于西方家庭的独立化趋向,具有“分”与“合”的双重面向,表现为代际间分“工”合作、“分”中有“合”、形“分”实“合”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促成家庭资源优化、权力结构重塑和价值观念再造。中国家庭代际差异凝合家庭现代化转型策略的同时也蕴藏着潜在风险。基于此,在家庭现代转型和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张力下,中国家庭代际差异重新组织了家庭生活实践制度,弹性的家庭代际差异制度使农民在城乡社会流动中具有充足韧性和保障。     

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型,重构了家庭再生产过程的资源配置逻辑、权力互动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农民家庭的内部动员和资源凝聚回应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发展性目标。家庭功能在“恩往下流”的资源配置模式中强化,形成家庭功能对家庭政治与家庭伦理的吸纳效应。因此,现代性压力激活了家庭的功能之维,重构了家庭运行的基本动力,塑造了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功能性家庭。基于“功能——结构——伦理”的配置,功能性家庭揭示了家庭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复杂关联,展现了中国家庭制度的弹性,推动了农民家庭的转型。     

农村夫妻关系与家庭结构的变动

以湖北省J县J村为个案,以J村的离婚现象为具体分析对象,采用半结构与无结构访谈法,描述了农村离婚现象在J村的具体样态,就农村离婚现象的具体样态展开分析,对农村夫妻关系、婚姻市场、伦理、家庭结构变迁进行讨论。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打工大潮的兴起,婚姻市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原有的小区域婚姻圈被全国婚姻圈所取代．而妇女在这种婚姻市场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这种结构性的变动反映在家庭结构的变动上就是大量离婚现象的出现。伴随越来越多的离婚现象的发生且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人们的家庭观念与伦理开始发生变化．核心家庭本位的观念也逐步为个体本位的观念所取代,而这种观念与伦理的变化又反过来再生产出家庭结构的变动,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农村的离婚和夫妻关系的解体。     

家庭城市化单元的代际互动与理性秩序

“家庭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社会单元,家庭在城乡社会转型中的结构、目标、秩序等发生多维裂变重组,城乡之间的“进”“退”表征在家庭内部代际间不断展演。研究以城市化中极具转型张力的拆迁家庭为个案经验,通过对其代际关系的切入分析,发现父代在地利显化中主导了家庭资源配置权,而子代则在“社—家”双重结构性关系中形塑了弱主体性。家庭城市化单元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分化为三种代际互动模式：代际冲突型、代际均衡型和代际博弈型,而代际关系则在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中实践了“三代一体”的团结型代际妥协。家庭城市化单元理性秩序的形成,其背后是个体、家庭之于宏观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下的策略选择。     

现代农村亲属网络功能与变迁机制的研究

亲属关系是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议题,20世纪上半叶,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亲属关系将会消失在现代化发展中。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对北京近郊一个村庄的亲属关系进行实地调研,研究发现: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以及学界已有研究结论都无法解释现代农村亲属关系所呈现的特征。在经历集体化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造后的农村亲属关系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呈现网络化发展趋势,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庭依然是现代农村亲属网络变迁的基本单位,但家庭的内涵却发生了变化,同时亲属网络变迁中出现个体化崛起的趋势,人们开始重视和强调个人发展与情感表达,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不一致。现代农村亲属网络之所以会存在并且形成这样的变迁机制,既有转型时期个体在应对风险时的脆弱性,也有传统家庭本位思想对社会结构与个体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     

农村家庭父代在家庭现代性转型中的作用研究——基于王山村的个案调查

现代性转型推动了农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激活了农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也促进了家庭本身的现代性转型。文章对王山村三代直系家庭进行调查,研究农村家庭父代在家庭现代性转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农村家庭现代性转型是建立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基础上,父代在家庭发展目标激励下主动调适,直接参与家庭资源配置、权力让渡和家庭伦理的构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强化了家庭功能,为转型提供动力支持;重构代际关系为转型汇集凝聚力;家庭优先发展为转型提供伦理支撑。     

半工半家:农村妇女非正规就业的解释

基于妇女就业的微观过程,从家庭整体性视角解读其就业模式及其劳动力配置的一般性意涵,立足武汉远郊村妇女劳工队的实践经验,发现嵌入非正规就业市场中的农村留守妇女践行半工半家的就业模式,表现为家庭事务优先,兼顾个人非农收入.这一就业模式是由非正规就业的在地化、灵活性与互助性形塑的,其根本上取决于妇女家庭角色分工及其家庭发展需求.半工半家作为农村留守妇女劳动力配置的新模式,是半工半耕结构的延伸,推动家庭现代化转型与城乡关系有机互动.基于此,需重新审视女性非正规就业问题,其不仅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以维系社会稳定,同时作为新的家庭再生产模式成为城乡互动的弹性机制.     

城乡融合视角下的农村环境治理体系重建

农村环境治理体系作为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提出了新的转型要求。然而实践中,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功能堕距、资源配置失衡、机制运行不畅与目标整合难题,阻碍了农村环境治理的发展,成为生态环境层面城乡融合的发展羁绊。面对客观形势,以城乡融合为导向,在城乡互融互通中整合城乡环境治理资源,重塑农村环境治理主体、要素、机制与目标,实现城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发展的路向选择。     

家庭整合与农村青年妇女自杀——基于湖北明村的调研

家庭整合是对家庭成员及其关系的规范,以便形成一种稳定的家庭权威结构和伦理体系。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村家庭的整合模式发生了从家族主义到个体主义的重大转换。在家庭整合模式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青年妇女自杀的高潮。这些自杀现象发生在不同类型的家庭关系冲突之中,展现了青年妇女在家庭权威结构中的微妙处境。一方面家族主义的家庭整合模式还没有完全瓦解,另一方面个体主义的家庭整合模式还没有完全确立,作为外来者的青年妇女则成了两种整合模式相互竞争的牺牲品,从而生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自杀秩序。     

城镇化对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影响

城镇化对土地、人力、资本、技术等的需求造成的生产要素自农村向城镇的单向流动,改变了农村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经济结构和价值观,削弱了农村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城镇化背景下"重工轻农"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经济低效、土地收益减少,土地对农民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功能弱化.基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困境,构建城乡经济和社会保障一体发展的制度体系,完善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外移的社会对接机制,不仅是农村老人生存权保障的必然,还是社会团结及社会公平的应然.     

新形势下农民家庭问题浅谈

农民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和范畴。改革开放前,农民是一个均质同构的群体,内部高度整合,分化和流动很少。改革开放后,由于政治体制的松动、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民阶层开始出现流动和分化。家庭作为嵌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开始发生变迁。许多家庭问题也开始涌现出来。如何建立有效的调节机制来解决农民分化和流动过程中的家庭问题将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家庭整合与农村青年妇女自杀——基于湖北明村的调研

家庭整合是对家庭成员及其关系的规范,以便形成一种稳定的家庭权威结构和伦理体系.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村家庭的整合模式发生了从家族主义到个体主义的重大转换.在家庭整合模式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青年妇女自杀的高潮.这些自杀现象发生在不同类型的家庭关系冲突之中,展现了青年妇女在家庭权威结构中的微妙处境.一方面家族主义的家庭整合模式还没有完全瓦解,另一方面个体主义的家庭整合模式还没有完全确立,作为外来者的青年妇女则成了两种整合模式相互竞争的牺牲品,从而生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自杀秩序.     

农村家庭保障功能弱化的根源及对策——以广西为例

农村家庭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离不开农村家庭的参与,但目前农村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构成了挑战。以广西为例,在分析农村家庭与社会环境互动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农村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根源是家庭成员对家庭资源的竞争性分配,应从家庭建设、政府角色和资源整合三个方面寻求解决途径。     

社会转型时期家庭因素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青少犯罪已成为严重影响和威胁我国社会稳定的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基于此,试从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及家庭中的人及其他内部因素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变化方面,分析青少年犯罪的成因。     

家庭伦理近现代转型下的孝慈精神之嬗变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被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也开始了艰难的近现代转型。家庭伦理近现代转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三个阶段均具有自己特殊的背景和特点。在各历史阶段,孝慈精神都始终未能摆脱被批判、被摒弃的命运。事实上,孝慈精神植根于血缘亲情,具有人类生活的普遍性,既适用于传统社会,也有用于现代社会,理应在批判继承的前提下成为构建现代家庭伦理的有益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