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组织的“过密化”困境及整合——华南G村分析

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着治理组织“过密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外部组织过多嵌入与内生性组织无效率增长,两者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相互博弈、纠缠乃至相互争斗,导致乡村治理资源耗损过高,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表明,破解乡村治理“过密化”困境首先需要建设强有力的乡村党组织,系统整合各类治理组织,坚持专业化、系统化的原则,构建符合乡村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在此基础上,明确乡村治理组织相应的职能,突出组织的专业化,同时要及时清退“空壳”组织,优化乡村治理资源,规范乡村治理组织创设机制。     

“项目进村”对村庄治理机制的重构

“项目进村”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治理机制的协同效应理论,结合安徽省YQ乡的案例分析,解读“项目进村”何以成功,并分析生产型治理对乡村治理机制的重构。研究发现：生产型治理通过发挥科层机制与合约机制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项目的交易成本,实现“项目进村”;当合约机制的交易成本更低时,就会引致对科层机制的替代,但是当交易的非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就会不可避免地选择科层机制。科层机制是村庄“有项目”的基础,而合约机制的嵌入能够避免科层机制治理目标的异化,使得进村项目“得以落地”;合约机制是项目内生性嵌入村庄的过程,而通过与科层机制间的协同,能够避免合约机制治理能力的弱化,使得落地项目“得以持续”;通过生产型治理,可以从治理主体、产权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打通乡村治理的关键痛点,为“项目进村”打下坚实的治理基础。     

村支两委“一肩挑”与乡村治理——基于复合科层式治理的阐释

村支两委“一肩挑”是一项旨在增强党在乡村场域内治理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制度安排,并表现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征,这既是一种基于现实需要的必要性考量,也为基层治理的党政统合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制度试验。通过对科层制与复合科层式的治理模式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复合科层式治理兼具政治与行政融合、权力结构糅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嵌以及行动主体角色均衡等多维复合与叠加优势。复合科层式治理理念在村支两委“一肩挑”层面形塑了“党政融合”的复合型治理结构、“双向赋权”的复合型权力结构、“融法于情”的复合型制度结构以及“三重代理”的复合型角色结构等多维度的乡村治理效能。在复合科层式的乡村治理模式中,以党建为中心的群众路线为其注入了精神内核与价值动力,因而担任两委“一肩挑”角色的村庄组织更需要注重群众路线的实现以及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全过程民主。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基层社会治理,看似简单的六个字,一方面关系着国家的安稳和谐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关系基层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因此,创新基层治理,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不断夯实基层治理的基础,才能有力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擘画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新图景。颍上县“村嫂”理事会的生动实践,为创新基层治理注入了柔性活力。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整域性帮扶与整体性治理——驻镇帮镇扶村的一个解释框架

“驻镇帮镇扶村”是一种基于整体性治理理念的整域性帮扶模式,它依靠“项目化运作、嵌入式帮扶、集成性整合、跨界面打包”的整体性逻辑,通过将帮扶力量由乡村上移至乡镇,在帮扶思路、帮扶关系、帮扶组织、帮扶内容上进行创新,实现整域性帮扶。不过,实践中该如何协同政策设计与运行过程、匹配帮扶实践与受扶需求、均衡帮扶动机与受扶行为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这就需要在完善制度规范、优化制度设计、理清职责权限、加强考核监管的基础上,进一步处理好帮镇扶村与联县带户的点面关系、凝聚合力与发挥优势的上下关系、自身造血与外部帮扶的内外关系,使帮扶工作能真正促进协调发展、协同发展与共同发展。     

以“三权分离”促进土地流转——对河南省G村的一起土地流转纠纷案例的分析

土地流转对于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土地流转中出现的问题很多是由土地权益归属不明确所引起的。本文通过对河南省G村一次土地流转纠纷的分析,指出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只有明确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和受益权,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构建各方的利益协调机制,才能最终实现政府、企业和农民的共同发展。     

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善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基于X市Q镇的分析

基层政府是主导乡村基层治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主体。基于“强政府与强杜会”的治理理念,以X市Q镇为调研案例,以“动员—服务—互信—共治”为研究思路,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行为。研究表明,Q镇政府在推进乡村治理进程中面临着多元主体存在认知和行为偏差、政府回应与治理诉求有所失衡、治理主体的信任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结合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立足于简政放权、价值共识、民主协商、利益聚合等因素,提出相对应的基层政府行为优化路径,旨在提升基层政府治理效能,建构基层社会集体治理网络,促推基层政府和社会主体的协同共治和互进互促。     

高位推动与基层响应：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以关中西部A村的“积分制”实践为例

积分制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对促进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和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发挥着重要作用。探究积分制在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应用过程及其效果,可以进一步归纳总结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优化路径。关中西部A村的“积分制”实践表明,积分制在引入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主要受到高位推动和基层响应的双重推力,从而使其顺利落地,并逐渐覆盖到乡村治理全过程,据此得出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实现四大转变,即由单一转向多元、由被动转向主动、由命令转向引导、由共建转向共享,通过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来促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现。     

应急管理中缘何出现“信息悖论”现象?——基于中国国家治理视角的考察

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中国国家治理常规机制与运动式治理机制间的矛盾深刻地体现在了日常管理与应急管理的差异之中。当下的治理逻辑必然地要求日常管理采取科层制的非人格化管理模式,对直接上级的负责制形塑了信息沿纵向逐级向上衰减的常规信息传递机制。但在应急管理机制之下,上级应对突发事件的精准决策却有赖于对真实信息的掌握,而常规机制所带来的表象性避责策略则会削弱上级的决策准确性,由此这一张力进一步形塑了中国国家治理在应急管理机制中的“信息悖论”现象。      

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安徽钟鸣镇“村企发展联合党委”案例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乡村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背景下,乡村振兴面临内生性能力不足的挑战,需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作性治理凝聚乡村振兴合力。合作性乡村治理以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联结为前提。通过对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村企发展联合党委”的考察发现,基层组织重塑重构了乡村社会秩序、信任机制和公共领导力,这对促进多方参与的合作性乡村治理具有基础性作用,而联合党委作用发挥的关键在于实现了村民生产生活目标、企业的营利性目标、基层政府的公共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利益联结。本文由此尝试构建了“组织重塑—利益联结—合作性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实现合作性乡村治理要注重组织基础,通过组织重塑合理界定与规范基层政府利益、尊重与实现企业利益、保障与发展村民利益,可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带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构筑多元一体和互利共享的利益实现机制等,这些共同构成了多元主体共同繁荣发展的合作性乡村治理的基本框架。     

“扶贫包干制”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基于黔西南B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为迅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实现贫困治理目标，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治理手段来应对深度贫困问题。基于黔西南B镇的治理实践，考察“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路径及其后果，发现在“扶贫包干制”中，地方党委通过政治动员将脱贫攻坚转变成政治任务，通过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方式实现制度重组与资源整合，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扶贫任务，实现贫困治理目标。“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后果便是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行政的有机结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扶贫包干制”能够快速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在应对“极贫乡镇”的贫困治理时具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扶贫包干制”所具有的临时性和阶段性等特点，消解了地方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长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地方自觉与乡土重构：“淘宝村”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淘宝村”的兴起与发展,是网络全球化背景下传统乡村转型的地方自觉运动。从结构、社会和个体等3个层面分析“淘宝村”形成和发展的机制,得出“淘宝村”不仅遵循着技术理性导向下的农民集体行动逻辑,而且具有更为现代的生产和〖JP+1〗生活组织形式,且具有地域生产力再造和社会转型的价值。进一步,通过采用事实观察和实地调研的方法,分析“淘宝村”存在的制度设计、产业结构、关系重组和区域失衡等方面的问题。最后从地方自觉、生产力分工、主体价值和乡土重构等多重视角,思考如何实现“淘宝村”的“有序发展”。     

基层治理“伪创新”的生成逻辑：一个注意力的分析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是将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绩效的核心环节和重要机制,然而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为创新而创新”的“伪创新”现象层出不穷,破坏了基层治理的生态。本文以注意力为分析视角,构建“注意力分配—注意力竞争—注意力持续”的三维分析框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X区治理实践的深入剖析,揭示基层治理“伪创新”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存在创新泛滥的状况。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使得领导注意力的分配方式发生了变化,呈现由强确定性变为弱确定性的特点。诱发创新主体注意力竞争性的变化,由弱竞争性变为强竞争性,而基层治理资源的不足难以支持创新主体注意力强竞争性的要求。同时,领导注意力持续性的间断性变化导致了对“伪创新”的制度性包容,最终导致了基层治理“伪创新”的产生。     

“自组织”理念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结构研究

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广泛而深入的系统工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是否完善。目前的"乡政村治"模式曾在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该模式逐渐暴露出它的制度性缺陷。如何破解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的结构性困局,强化社区自组织能力或可成为乡村治理优化的一种新思维,文章通过对"乡政村治"的运行现状及局限性进行分析,提出应从政策倾斜、政府扶持与"让权"、农村精英培养、法律规范化、文化引导等几个方面培育乡村社区的"自组织"能力,进而优化乡村社区治理结构。     

乡村振兴背景下“合并村”如何实现有效选举？ ——基于湘中L村的实证调查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合并已成为乡村治理单元变革的必然趋势。而“合并村”能否通过有效选举产生适合的治理主体,是其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从作为典型“合并村”的湘中L村来看,合并带来的村庄社会结构变化、选举社会基础弱化、选民利益冲突加剧等问题,已严重影响换届选举的开展。但L村多措并举,成功消解了上述不利因素,实现了有效选举。L村的实践经验可为“合并村”实现有效选举提供启示：应采取促进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提升村民政治素养、增强村民文化认同感等长期措施夯实选举基础;同时,通过树立基层干部的责任意识、制定详细的选举规则等短期方式破除选举困境,实现有效选举。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镇政府的“经营政治”——基于X村民宿项目的考察

乡村振兴带来的资源下乡,使得基层政府自主性由“约束型自主”发展为“依附型自主”,而“经营政治”则是这一背景下乡镇政府行为的新动向。基于湖南省X村民宿项目的调查发现,项目运作中的“经营政治”本质上是以政治逻辑替代市场逻辑,而为了实现这一逻辑转换,乡镇政府通过策略化宣传,吸纳乡镇多元主体共谋共荣,最终形塑出一种“政治分利”秩序,以服务于乡镇政府政绩及相关资源获取的需要。具体来说,“经营政治”的形成,是源于乡镇约束性的强化、体制性激励的增强以及政策性空间的扩大;而其蕴藏的风险,则在于某种不可持续的政治分利秩序、地方代理失序以及亮点打造的负外部性。乡镇政府“经营政治”的出现,客观上推进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关于“政权经营者”和“经营村庄”的理论研究,也为在实践中如何充分发挥乡镇政府的角色功能提出了难题。     

新时代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治理活力研究——基于全国第六届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的分析

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治理活力已成为新时代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活力论视角,以全国第六届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回答何种具体的运作机制能使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治理活力的问题。研究发现,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治理活力主要表现在多元主体合作与治理效能提升两个层面,相应的运作机制包括以搭建空间平台来激活乡村治理主体活力的场域再造机制、以打通边界障碍来激活乡村治理资源活力的资本整合机制以及以强化社区参与来激活乡村治理内生活力的惯习重塑机制,三大机制相互作用,共同形成对于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治理活力运作机制的立体认知。同时,机制的运行也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要素,包括外部层面的问题倒逼与政治推动,内部层面的主体协同与资源整合以及工具层面的技术赋能与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