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政府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构建

民族地区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存在参与主体的民族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元性特点。应对的关键在于将事件及时区分为民族性群体事件与非民族性群体性事件并准确定性事件的性质,而这需要有规范化、制度化的预防和处理机制作保证。当前的传统“运动式治理”模式时常致使民族地区政府在事件应对过程中陷入被动。因此,建构一套适合民族地区突发群体性事件管理的制度化、动态化的预防体系、预警系统、处置措施与善后机制,对于化解民族地区客观与现实存在的危机至关重要。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群体行为的演化态势研究

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发生的40起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分析,总结出群体行为的演化规律,发现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群体行为演化态势在活动、相互影响和情绪三个要素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层次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群体利益受到威胁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外部环境条件是群体性行为的导火索;群体突发事件中群体通过各种渠道方式进行互动;群体结构特点是决定群体行为强度的主要因素。因此,防范并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应特别重视公共性较强的群众矛盾;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项目建设方面,采用正态型的信息释放模式与公众进行沟通;实时监测事件关联者的情绪反应,并控制主动激发他人产生暴力行为的个体;降低群体性事件中核心参与者的利益期望,弱化当前事件的＂利益补偿＂对未来事件的影响。     

政府决策的最佳化探究——以启东群体性事件为例

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与政府决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就近期群体性事件频发之现象入手,政府决策应建立在保障群众参与权的基础之上,分别在权利救济途径、群众参与制度以及全体利益均衡政策三层面进行建构,从而保证政府决策的有效性。     

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及预防处置策略

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呈多发趋势,究其源头有社会原因、制度原因,也有当事人法治意识淡漠的主观原因,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办事拖沓,不作为,致使一些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由小事情演变成群体性大事件。虽然其呈现多发性态势,由单纯泄愤型或经济诉求型向经济政治复合诉求型转变趋势,但它不是要推翻党和政府,而是迫使政府满足自身诉求,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有从源头上预防和处置,构建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畅通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建设透明公正的基层民主制度,加强农民法律意识教育与养成,完善农村社会矛盾冲突化解制度,强化重大事件源头预防、预警、预控,才能杜绝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而及时处置。     

应对群体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研究——以湖北荆门“出租车事件”为例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各种矛盾交织,冲突频发,导致群体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如何应对群体突发事件,有效组织舆论引导,化解各种矛盾,成为当前城市发展中一道难解的社会管理题。通过分析2010年12月湖北荆门"出租车事件",可以发现,群体突发事件的频发根源多为官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或利益矛盾,其舆论引导和事件处置的主角是政府。所以,提高群体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关键是政府第一时间介入,公布权威信息,妥善处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推进舆论引导和事件处置同步进行。然而,这关键建立在对舆情信息的及时收集、深入分析、认真研判的基础上。就媒体而言,只有创新传播方式,让媒体成为各方态度或意见的角力场,让多种声音呈现在社会舆论的大环境,才更有利于推动事件的解决。     

西部农村群体性事件实证研究

[提要]立足法治视野,中国西部地区农村15个行政村调研数据可见：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最常见的诱因为环境侵权、征地拆迁与集资金融;事件主要发生于村民与企事业单位之间、村民与地方党委政府之间,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大都在50人之内。与此同时,农村群体性事件主要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地方党委政府在其间扮演着关键角色;地方党委政府最常见的处理方式有及时发布信息、组成工作组联村包户、直接对涉事企业或项目进行处理,但也存在信息公开不够、警力不当动用与妥协让步不适当等问题。     

政府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及其创新路径——基于群体事件的语境分析

近年来,随着群体性事件数量的不断攀升,破坏性也与日剧增,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亟需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来治理从而改善和维护政府的公共形象。然而,由于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沟通梗塞,使得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成效深受局限,而通过再造政府内部体系以及拓展外部沟通渠道的“双维”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理应具备的沟通能力。     

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深层成因探析

处在转型期的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既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阶段性矛盾的突出表现,又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因素。当前预防和有效处置各种群体性事件,深入分析其形成原因是必要前提。群体性事件爆发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公民维权意识的普遍觉醒与利益诉求渠道的缺失,是当前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由于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导致长期压抑的社会心理得不到及时的疏导,从而形成群体心理的失衡和情绪化的冲动,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内在原因;由于行政和社会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产生的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群体在利益受到伤害时,容易选择非正常的渠道表达自身的需求和愿望,这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     

由乌坎事件谈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困境与突破

"乌坎事件"是由土地利益纠纷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在事件处置过程中,广东省政府承认群众利益,处置模式由敌对思维向公民权利思维模式转变;领导理念创新,特事特办;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及时决策、引导舆论等处置原则对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有重大借鉴作用。     

新兴媒体条件下的高校群体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构建研究

在高校群体突发事件中,以网络、手机和微博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对舆情发展具有双重作用,我们要充分认识构建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的客观必然性,认真分析新兴媒体视角下的高校群体性事件的特点,积极探索群体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机制、论坛交流机制、队伍建设机制、信息收集机制、预警防范机制、事件处置机制,努力构建高校群体突发事件...     

雾滴在空间的质量分布特征

本文采用特殊设计的气流式喷嘴对雾滴在空间的质量分布特性进行了实验研究。提出了用于描述雾滴在空间质量分布特性的雾滴质量均匀度参数并且得到了该参数随料液性质、操作条件以及喷嘴喷出气体旋转角度的变化规律。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回归分析，得到了能够较好地用于预测给定条件下雾滴质量均匀度参数的经验公式。     

我国高校学报走向国际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对知识创新时代我国高校学报的国际地位及影响进行了分析讨论 ,认为目前在数量与质量上 ,我国高校学报与发达国家 ,即使与一些发展中国家 (地区 )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真正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刊物数量很少。提出在当前形势下 ,限制我国高校学报走向国际的原因既有学科研究水平 ,又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问题 ,也有编辑部内部方面的问题 ,而且后者的问题更加突出 ,并据此提出应加强对知识创新与科技期刊国际化趋势的宣传教育力度、加大办刊经费投入、组建精干高效的编委会等具体解决对策     

影响FDI在中国的模式因素分析

依据我国近20年来的统计资料,从宏观经济层面上,分析影响进入我国外资的主要因素,并特别关注这些因素对我国不同外资进入模式的影响。与以前很多相关研究一样,本研究发现GDP(国内生产总值)与FDI(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然而同时发现了两个与以前大多数研究不同的结论,即平均工资水平以及高等教育程度等与FDI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且相同的研究结论即使在按FDI不同进入模式[IJV(中外合资企业)、WOV(外商独资企业)和CV(合作开发企业)]来考察也分别同样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有关决策部门政策制定和理论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     

从交换哲学观试看几个科学问题

归纳与演绎的往复循环是人类认知的基本进程。根据科学原理可以归纳出交换自然观,从而对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演绎,做出假说。假说一:质能关系即交换关系。根据"引力质量"定义,物体运动就是对地球引力一定程度的摆脱,必然要表现为质量的减小和能量的增大,并且运动的速度越快,即对引力的摆脱越多,质量就越减小而能量就越增大,其质量与速度成反比,能量与速度成正比,表现为质量与能量的交换,据此,就可以推导出质能交换式,即E=F+(1-1/v)m0.v,从而将基础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假说二:宇宙形成于交换。对宇宙形成的"大爆炸"说,完全可以理解为大交换原理,因为爆炸不可能是单一物质的运动,应该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的相互交换作用,其初始的瞬间表现为"大爆炸"的形式而已。假说三:火星上没有生命。根据交换原理和地球经验,液态的水既是生命体必需的物质,也是交换出生命物质必需的介质,而火星距太阳较地球远,其表温较低,即使上面有水,也只能以固态存在,处于非交换的封闭状态,根本不可能交换出生命物质来。     

社区老年人抑郁状况的个体与团体相关因素研究

通过对53个社区456名老年人的问卷调查,主要研究了社区老年人抑郁状况与个体因素（社会支持、生活质量）和团体因素（社区集体效能）的关系。结果表明：（1）抑郁是存在于社区老年人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负性情绪;（2）对于抑郁状况而言,社会支持和生活质量均是极其显著的负向预测因子;（3）社区水平的集体效能负向预测了老年人的抑郁状况,社区水平的集体效能对抑郁状况与社会支持、抑郁状况与生活质量间关系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     

2011年埃及政治转型何以发生?——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回溯性分析

2011年埃及政治转型是窥探当代埃及政治逻辑的窗口。其吊诡之处是在强威权国家未见明显衰弱的情况下,民众抗议运动能在短时间内推翻穆巴拉克长达三十年的统治。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回溯性分析可以发现,转型之前的埃及在国家层面上体现出"一体两面"特征。一面是一个未曾出现衰弱迹象的强威权国家形象:经济总量实现持续增长、国家能力保持中等强度、威权执政者绝对掌控国家机构。另一面则是在四种因素侵蚀下呈现出的脆弱性。它们分别是经济增长之下的严重民生问题、低效且脆弱的国家治理、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而在社会层面,埃及呈现为深刻的官民对立与分裂:阶层分野的日益极化、严重的政治冷漠、对总统和议会以及执政党极低的信任程度、不公平的公共资源分配。当时机成熟时,严重的官民对立则成为极化民众动员的最佳催化剂。2011年政治转型的发生正是强威权埃及脆弱性与严重官民对立在特殊时间节点相互作用的产物。而未曾衰弱的强威权国家则为塞西的威权复归准备了条件。     

运用新媒体开展群众工作的对策思路

新媒体以其独特的方式介入到社会各个领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新媒体为群众工作带来机遇和挑战,但目前新媒体环境下的群众工作存在认识不到位、态度不主动、运用不得法的问题。为此,提出运用新媒体开展群众工作的对策：党政机关、职能部门及其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新媒体的技能,从而运用新媒体一方面教育和引导群众,一方面与群众沟通互动;同时,拓宽对党员干部监督管理的新媒体渠道。     

大学生心理素质自评内隐观的聚类分析

通过大学生心理素质自评内隐观的聚类分析可以看出:生活的信心状况、自信状况和对生活环境的关注程度是大学生自评心理素质的典型指标;大学生的意志品质、思维能力和有意注意能力的个别差异性较大;大学生的理想素质和事实素质存在差距。     

全球金融危机成因研究综述

关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国内外学界有着众多不同的观点,从技术管理、制度体制、道德意识、外部环境等不同层面,可以对危机的成因进行多角度的剖析,旨在吸取经验,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应对危机。     

网络时代的媒介环境对妇女教育的影响与对策

网络媒介的兴起 ,引起了人们社会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本文阐述了网络媒介对妇女教育的正反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 ,对加强网络时代的妇女教育提出了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