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伦理的普适性依据

公民伦理是公民社会的公民道德原则在学理意义上的扩展性诠释。寻思公民伦理的普适性依据,它需要从人性、人的道德情感及其共同体社会的整体理性架构中得以验证。公民伦理把主体的自由平等、交往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合作的有效性要求作为构建的取向。因此公民伦理自处于一个可普遍泛化的世界关联系统之中。     

西方公民身份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面向未来的文化公民身份

西方的公民身份研究在过去一二十年间出现了由政治—法律维度向文化维度转向的趋势。文化公民身份研究强调,仅仅把公民身份理解为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成员资格,就排斥了文化非主流群体,恰恰违背了公民身份的包容理念。但是,这种把各种文化群体整合进一个共同体中的努力势必会因群体的文化差异而导致冲突,因此,寻找超越所有文化之上的一种新的文化便成了文化公民身份理论家奋力努力的方向。理论家们建议,应该通过广义的教育,在公民中发展出一种以反思和沟通为根本的、开放性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文化。文化公民身份探讨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一场基于教育的漫长革命,最终摈弃资本主义,建立伦理社会主义;以互联网等新媒体为特征的文化全球化浪潮给这场革命提供了条件和机会。文化公民身份理论的发展理念为新的认识和研究指明了一个重视公民主体性和人类关系的新方向。     

论公民身份的分歧与整合

公民身份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西方历史上共和主义传统与自由派传统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凸显出了不同的公民观,贡斯当与伯林分别对此进行了"古代人的政治自由"与"现代人的个人自由"以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这样公民身份问题也就在这种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中得以展开。社群主义的崛起虽然实现了政治哲学中心向共同体和成员资格的转变,但同时也强化了公民身份的二元对峙。而晚近以来的"公民资格"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集体主义之间对立的一种超越,它把自由主义对正义的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到一起,也是对两种公民观的一种综合与超越。     

培育公民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

公民社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个成熟而健全的公民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它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和谐社会的空间话语:公民社会

和谐社会的建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公民社会的探索可以说是一条很好的道路。本文试着从公民社会的特征入手,寻找构建和谐社会与公民社会的途径,公民社会的建成是达到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论公民身份认同的话语机制

从公民身份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公民身份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实践形式。公民身份意味着人在一个国家中正式的和负责任的成员资格。公民身份认同意味着公民对自己生活的共同体表示接受、赞同和承认,并且以自己忠诚共同体的实际行动体现出来,积极地参与共同体的生活,履行共同体赋予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语言是存在的家,公民通过语言言说认识自己,辨认自己,进而产生归属感。     

和谐社会的构建路径:从社会排斥到社会融合--兼论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关怀制度

社会排斥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整体转型时期的一个不和谐音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消除社会排斥的重大战略决策,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同时也体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关怀制度,是实现“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宏伟目标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     

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

和谐社会不仅仅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概念,也是伦理学的概念.和谐是一种伦理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     

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

和谐社会不仅仅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概念,也是伦理学的概念.和谐足一种伦理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     

现代公民意识与和谐社会建设

公民意识作为现代民主法治中的民众意识,是对传统的臣民意识的超越。它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但沉重的传统承袭时时都在试图摧毁人们心中的公民意识的萌芽。因此,培育良好的现代公民意识,无疑会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论加缪的文化身份与伦理选择

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并存斗争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加缪文化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多元混杂的文化身份不仅使加缪文字书写中呈现出一种"殖民情结",而且在面对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时,文化身份的复杂性让加缪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艰难的伦理选择。谴责一切暴力行为是作家伦理选择的出发点。从文学创作到"介入活动",加缪都在向世人传达一种真挚而朴素的人道主义。     

生活世界视域中的公民身份认同探究

生活世界开启了人类活动的空间,同样它以自身的整体性纠正着人类前行道路的偏差,它使得人们在社会之中建构的各种权利获得了合法性和合理性支撑,同样,它促使人们认识到,对共同体的忠诚是公民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人类必须对生活世界或者栖息之地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对自己生活的共同体应该负有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促使人们产生一种生态公民身份,以便人们更好地处理人对自然关系,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公民身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一种民主与国家理论的共洽

公民身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统两种解释范武都陷入了一种自身难以调和的困境.两种范武的内在紧张,根源于公民与国家的不同价值趋向.我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的缺乏,已成为社会全面进步的制约因素,公民文化的价值在于它宣扬人格独立、崇尚宽容精神和强调政治参与.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民主文化,对于政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农业文明为基石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公民文化的资源,因而公民文化的培育需要公民教育,在新时期必须探寻公民教育新的有效途径.     

论环境智能的传播模式及其对公民身份的影响

作为信息传播技术的一种新兴总体范式,环境智能的重大创举是把日常生活再造为“实世环境智能系统”传播模式,借此影响由公民包容、公民教育、公民参与这三类实践组成的公民身份,衍生基于环辅型生活方式的公民包容、泛在学习环境中的空间公民教育、环治术助推的公民参与。理想状态下,该变革可使民事行为能力受限者免遭社会排斥,用地理媒介提升全民素养,让公民能自由且不失科学引导地求索发展目标。但日常生活的高度技术化或将制造并驱逐大量边缘人,催生数字商民和实世环境茧房内的“快乐公民”,令公民参与充满盲情、偏见动员和“被同意”。上述风险在布局新基建的中国兼具可能性与特殊性,应警惕技术解决主义,以保卫公民身份之健全。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民社会组织发展问题探讨

公民社会组织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但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自主、自治、自立性差,公信力不足、动员能力不强,人才缺乏,资金短缺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促进公民社会组织健康持续发展、促进其社会功能充分有效发挥,进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论公民化理的普适性依据

公民伦理是公民社会的公民道德原则在学理意义上的扩展性诠释.寻思公民伦理的普适性依据,它需要从人性、人的道德情感及其共同体社会的整体理性架构中得以验证.公民伦理把主体的自由平等、交往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合作的有效性要求作为构建的取向.因此公民伦理自处于一个可普遍泛化的世界关联系统之中.     

和谐社会的时代内涵和伦理特征

从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少包括六个层面的时代内涵：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自身各方面的和谐;社会内部结构的和谐;外部环境的和谐。这些内涵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方面又具有丰富的伦理特征。     

试论和谐社会的伦理原则与运行机制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两大系统,也就是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自然系统受三大自然法则的约定即“共生共灭、互生互灭、此生彼灭”。社会系统受四大法则的约定即“共生共灭、共生共利、互生互利、互竞互长”。依据四大法则而引申出了和谐社会的八大社会伦理原则,即公平正义、共生共利、互生互动、互生互利、互生互享、互生互责、公平竞争、和谐发展。依据社会伦理的八大原则引申出了和谐社会的八大运行机制,即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保障机制、社会生存环境的维权机制、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机制、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社会利益分享机制、社会责任分担机制、社会公平竞争机制、社会和谐发展机制。     

公民身份视野下中国底层阶级的形成

当前中国出现一种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是何种机制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检视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从公民身份的角度对之做出解释。公民身份是一个同时包含包容性和排斥性的复合概念。公民身份的排斥性是造成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当前中国,农民、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在现行的公民身份制度安排下遭遇诸多排斥,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排斥。这些排斥机制造成相关社会层级的权利贫困和身份地位的底层化。公民身份的内在排斥性与国家的控制性思维紧密关联,只有改变政治控制思维以及以之相连的排斥性公民身份,才能遏制由制度排斥性所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     

论犯罪新闻传播的伦理向度

犯罪新闻的娱乐化昭示着新闻自由权的滥用,理性检视犯罪报道的伦理风向是传媒生态重构所无法规避的问题。无论犯罪新闻偏向事实议题还是价值议题,当错设“报复合理”的逻辑时,犯罪便有被降格为道义过错的危险。犯罪新闻报道无可厚非,但受众需要的是足够审慎的传播。犯罪新闻的价值本位在于引导公众理性承受与防控犯罪,既不能否认传媒对犯罪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不宜无限放大两者的相关性。犯罪新闻报道犹如一把双刃剑,其传播功能的良窳最终取决于媒介自律与伦理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