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中国区域收入差距研究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连年增长,然而在经济总量日益增长的前提下不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却越来越显著,特别是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国民收入的区际分配的理论指导下,运用面板计量分析,考察了区域产业份额、贸易自由度、对制造业产品支出份额对我国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通过比较东、中、西三大地区在这些变量系数上的不同,探讨造成我国不同地区实际收入水平差距的因素.从而也验证了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区际收入差距理论,即区域产业份额是影响区际收入水平的关键变量,同时贸易自由度、对制造业产品的支出份额也对区域实际收入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另外,区域的非市场化程度、政府财政政策力量以及对外经济开放度也会影响区域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     

欠发达地区开放政策取向研究:一体化还是差别化?——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中间投入品模型,建立了研究欠发达地区开放政策的理论模型,并通过数值模拟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边缘区不同对外开放政策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1)欠发达地区与核心区实行一体化政策和单边保护政策对欠发达地区影响则截然不同,对欠发达地区来讲,实行差别化的政策对自己更有利;(2)欠发达地区内部一体化水平提高扩大了本地区有效市场规模,有利于产业向该地区转移,能够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这说明,欠发达地区政府在制定开放政策时,不仅要实行差异化的开放政策,还应尽可能消除区域内市场分割等,以提高区域内部一体化水平。     

我国城乡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关系研究——一种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通过构建城乡结构和谐度指数,对我国城乡结构的不和谐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乡结构不和谐的实质是城镇化滞后于就业结构的非农化,就业结构的非农化又滞后于产业结构的非农化。根据新经济地理学原理,贸易成本的下降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我国城乡之间制度性障碍的存在(譬如户籍制度)造成城乡之间贸易成本的高企。这就要求在厘清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短期与长期关系的基础之上,以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为目的,以继续放宽城镇户籍准入条件为手段,不断降低城乡之间的贸易成本,切实破除城镇化的制度约束,以加快城镇化为抓手促进城乡结构的调整。     

贸易自由化、本地市场需求与制造业分布:基于空间经济学本地市场效应的视角

本地市场效应是空间经济模型的核心特征之一,一些国家或地区对工业品的需求的一个细小外生变化会带来产出的超比例增加,使需求扩大区产生一个更大比例的产业再定位.本文在空间经济学O-T-T框架基础上建立一个包含两部门、两要素、三区域的开放经济下的本地市场效应模型,以此分析本地市场需求、贸易成本与制造业分布的关系,并尝试从模型结论说明经济危机背景下外需下降、外资减少对我国制造业区域分布格局的影响,阐明在从出口带动转向平衡的内需维持的经济模式过程中中西部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危机是调整我国制造业分布格局的一个契机,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机会实施切实有效的政策,有助于扭转制造业空间分布失衡的现状.另外,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降低区域贸易壁垒,会进一步帮助我们转"危"为"机",使经济刺激的政策效果更加显著.     

创新驱动下规模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解释

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探寻创新驱动下规模经济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微观基础。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样本,运用协整检验、VAR模型估计、格兰杰因果关系、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方法研究创新驱动下企业规模和市场规模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规模经济和知识资本积累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大,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作为知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次之;(2)短期内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阶梯式上升的趋势;(3)长期内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企业规模和市场规模则由于拥挤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存在不利于经济增长。     

企业异质、产业集聚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理论解释与动态分析

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两个区域、三个部门和一种要素的空间模型。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单一中心经济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机理进行了理论的解释。结果显示,企业异质主要是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而作用于城市的产业结构,在此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扩散连锁效应,从而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类型。     

新创小微型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素与空间特征--基于“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研究

空间选择效应是“新”新经济地理学解析区域生产率差异微观机理的基本理论之一。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人均物质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水平对新创小微型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新创小微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呈现出“核心区-平均劳动生产率高、边缘区-平均劳动生产率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对小微型企业的区域扶持政策应兼顾增长与效率两种目标,应推行对小微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补贴政策,重视区域小微型企业公共服务系建设。     

广西的空间外部性与区域工资差距探析——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实证研究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建立计量模型,使用广西地级行政区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市场潜能、经济活动密度等因素与工资水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保持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广西地区的市场潜能、人力资源、财政支出变量对当地工资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活动密度、外国直接投资和接壤因素对工资水平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只有高于最低临界值时,经济活动密度和外国直接投资才对工资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鉴此,广西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路网密度和通达度,缩短区际通达时间和距离,进一步消除地区之间的贸易壁垒,加强区际贸易和区际经济合作,促进市场潜能的提高;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充分发挥政府支出对投资的引导作用,努力争取中央加大对广西的转移支付力度;鼓励经济活动和人口的空间集聚,扩大开放,优化投资环境,使经济密度和外国直接投资突破最低临界值。     

要素密集度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潜力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254种产品贸易的证据

十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合作的新亮点。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利用2001—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从空间视阈运用动态空间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了要素禀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效率的变化特征,并分析了不同类别商品贸易的合作潜力,进而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和贸易潜力的适配性提出未来释放贸易合作潜力的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互联互通指数构建空间互联互通矩阵,检验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时间—空间双重正向依存关系,自然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劳动力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创新要素的贸易促进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道国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两国间存在共同边界、签订协议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均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合作,地理距离仍然是阻碍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双边贸易合作还会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合作尚有较大拓展潜力,以上结论经过贸易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方面,进一步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产品异质性特征。在贸易效率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效率不断提升,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贸易潜力层级看,再造型贸易伙伴数量最少,成长型贸易伙伴居多,不同类别产品贸易潜力层级结构呈现非均衡结构特征。最后,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与贸易潜力的适配性,可将贸易伙伴划分为集约高效型、效率引领型、稳步提升型和规模扩张型四类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提出单边突破式、扬优补短渐进式和跨越式三种贸易潜力释放路径,为促进“一带一路”实现“贸易畅通”,高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银行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新结构金融学的理论与实证检验

中国在整体上鼓励中小银行发展的同时,各地区应根据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选择最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银行业结构。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结构金融学理论基础上,通过理论推演并结合中国目前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现状,选取2007年至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以总体面板回归、分样本面板回归和面板门限回归,实证检验了中国银行业结构与整体经济发展之间的线性关系,以及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各地区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实证发现,中小银行在银行业结构中占比提高对中国目前整体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门限回归看,中小银行在银行业结构中占比提高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会随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提高而显著下降。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和国际竞争力分析：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

利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从贸易增加值角度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以及国际竞争力进行重新测算,并与美国、日本、德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断优化,知识密集型服务在中国服务增加值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大幅度增加,2014年上升至28%,但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6%);(2)中国以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衡量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但总体上仍然处于比较劣势,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3)传统的贸易统计极大地扭曲了中国与各国的双边服务贸易不平衡程度,扭曲程度取决于中国与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中国区域间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基于多区域模型的检验

本文在多区域框架下,对我国区域间本地市场效应(HME)进行了经验检验。为此,本文采用了Behrens et al.(2009)的线性滤波方法,并基于我国8区域间的17个行业的贸易数据进行了研究,本文研究发现:由于区位优势、比较优势和市场规模对我国区域间的贸易模式都存在重要的影响,这导致我国各行业均不能直接观察到HME,而在过滤掉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影响后,至少有9个行业存在HME。本文认为: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注重其区域内部市场,培育相关产业的本地市场效应是经济发展的又一动力。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基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本文在“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进行理论探究。通过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和技术优势都会吸引企业转移,但在双边市场开放度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市场规模对企业转移起主导作用;在双边市场开放度较高的情况下,技术优势对企业转移起主导作用。其次,当对某一地区实施单边贸易保护政策时,该地区的市场规模或技术优势对企业转移的影响将变大。因此,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现阶段应以对外投资为主扩大沿线国家市场规模,而随着互联互通的加强,应以技术输出为主提高沿线国家技术水平。同时以降低关税和增加配额的方式,对转移的中国企业实施单边贸易保护。最后通过数值模拟得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地区排序为南亚、东盟、中东欧、独联体、中亚、蒙古。     

中国铁路运输的生产制度结构及企业组织模式研究

企业内部组织方式和企业间协调彼此交易方式是研究生产制度结构的两个重要方面,将生产制度结构纳入经济分析,会对一些经济现象得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朔黄铁路公司是研究生产制度结构的典型案例,同时对中国铁路改革也具有启示意义.与国铁相比,朔黄铁路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在投资建设中真正实现项目法人责任制;公司组织结构取消站段,设立分公司和专业工队;运输生产采用联合生产的模块化组织模式.从理论上分析,朔黄铁路公司是一个具有明确界定的产权主体,公司内部取消站段设置减少或避免委托—代理问题,模块化生产降低运营成本、深化专业化分工.中国铁路改革可以设立区域分公司、重塑企业法人实体,公司内部设立分公司以缩短委托—代理链条,同时公司内进行模块化生产组织也有利于引入社会资本进入铁路运输行业.     

农业综合生产自组织功能优化探讨——基于耗散结构理论视角

农业综合生产系统具备耗散结构的基本条件,拥有自组织功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自组织功能,应从系统负熵流的增加、非平衡性的加强、非线性特征的强化和巨涨落的催生等入手,优化农业综合生产的自组织功能。     

中国省域电气化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电价水平与电力生产结构的调节效应

为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探索碳中和与稳增长相协调的发展路径,选取2005—2020年中国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SBM非期望产出模型以测算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电气化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电气化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效应,二者间的因果关系受到电价水平与电力生产结构的调节,低电价水平与高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的情境更有利于发挥电气化水平的正效应;基于此,电气化水平的“理想”区间或阈值存在区域差异性。机制分析表明,电气化水平可以通过抑制碳排放,降低能源强度,提高技术水平,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与雾霾污染——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以城市网络为依托的多中心经济发展新模式日益凸显.为此,文章结合城市经济和环境经济理论,通过计算城市规模分布的位序指数以及变换的首位度指数来测度各省份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并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区域多中心发展模式对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特征,在区分城市规模和冬季供暖情况之后,此结论依然稳健.同时,测算结果显示,目前我国仅有少数省份处于雾霾污染随着多中心水平的提升而下降的阶段,多数省份的雾霾污染则随着区域内多中心水平的提高而加剧.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和要素流动是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影响城市雾霾污染的重要途径,且前二者与多中心空间结构能够对降低雾霾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协同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从雾霾治理视角思考中国未来区域空间发展模式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和谐乡村:现实挑战和模式创新——治理理论视角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从治理理论的研究视角,在深入剖析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谐乡村"的治理目标,根据"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全面阐述了"多元自主、合作共赢"的和谐型乡村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