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共北伐态度的影响

北伐战争是伴随着国共合作而形成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高潮,它对推动中国革命起到了巨大作用.对北伐问题,国民党、共产党以及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顾问和驻华机构远东局有着不同的态度。远东局对北伐的态度,除了执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外,还依据他们身居中国而对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判断.本文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就远东局的北伐态度、这种态度对中共产生的影响及具有的政治意义进行分析探讨,还历史的真实.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迎汪复职”运动的态度及其教训

北伐战争初期，蒋介石通过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手段攫取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为了抑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统治，国民党左派企图让远在欧洲的汪精卫回国复职，开展了“迎汪复职”运动。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该运动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当北伐革命统一战线出现危机后，把挽救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并主动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让给所谓的“国民党左派”。在北伐战争不断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没有抓住时机积极广泛地开展工农运动，壮大革命势力，而将全部精力用于迎汪复职上。“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策略的失误。之所以犯此错误，一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国民革命──国民党主体论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影响，二是对蒋、汪缺乏正确的认识。迎汪复职运动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统一战线中必须牢牢掌握领导权，采取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方针，才能使革命立于不败之地。     

恢复党权运动中的邓演达

自“中山舰事件”至北伐前夕,蒋介石采用卑鄙的手段,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政军最高统治权,并在嗣后继续扩大权力,排挤、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了抑制蒋介石不断膨胀的权欲,反对蒋的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统一和加强国民党的领导权,以1926年底“迁都之争”为起点,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发起了一场恢复党权运动,并于1927年2月19日武汉召开的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上成立了由邓演达、吴玉章、徐谦等5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作为恢复党权运动的领导机关。     

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成因

发生在1926年的北伐意义重大,而就在北伐出师之时,陈独秀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对北伐进行批评,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通过分析,陈独秀发表反对北伐文章的成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共产国际对北伐的坚决反对直接影响了陈独秀的立场;当时广州政府内忧外患,国共矛盾尖锐,是导致陈独秀反对北伐的客观原因;注重刷新国人思想,轻视军事行动是陈独秀批评北伐的思想根源。而与国民党分家的意图,促使陈独秀将自己对北伐的意见公诸于众。     

"党内合作"形式再思考

20世纪 2 0年代初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促进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形式上 ,表现出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色彩和立场。这种形式 ,自始至终存在着领导权之争 ,它客观上有利于国民党掌握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由于处于幼年也限制了中共掌握领导权 ,同时中共对此也没有做好合作和分手的两手准备。     

论1927年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不可行性

1927年五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挽救革命的紧急指示,即五月指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责中国共产党未能执行五月指示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事实上,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集团也开始动摇并日趋反动,中国革命进入了非常危急的时期。但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变化认识不够,以为汪精卫政府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要求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维持同国民党党内的密切合作,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力量,这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两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关系的比较研究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但这一领域的研究较少以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为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就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和认识做一比较研究,从中分析这种认识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及对中国革命发展轨迹的深刻影响.     

论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抉择——基于1924年前后的宪政视角

新中国民主政治的达致不仅是全体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的结果,也饱含了孙中山等国民党精英早期的政治智慧和宪政追求,如1924年前后的广州国民政府所作的外交抉择和创新三民主义的宪政努力。其中,战“关余”、平定商团叛乱、誓师北伐、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就是追求中华民族主权独立与民主宪政的光辉业绩。     

改组后的国民党性质剖析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是孙中山也是国民党的历史的一大进步。改组后的国民党,在中国革命高潮的第一时期曾经起了很好的作用。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不能不研究国民党,尤其要研究改组后的国民党的性质及其作用。 改组后的国民党究竟是什么性质?传统     

叶挺独立团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叶挺独立团是北伐时期,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建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号称“铁军”的叶挺独立团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北伐时期,虽说国共合作,但军事领导权全在国民党手中.为建立一支从军事到政治全部由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党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建立了叶挺独立团.为了躲避“争夺军权”之嫌,叶挺的中共党籍其时对外保密.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新论

共产国际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角色,其政治行为及政治态度对中国各方政治力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本文提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真相及共产国际对事变影响的新观点.本文进一步论证了"中共是独立地而非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这一论题.本文认为事变中国民党中蒋介石派从共产国际处的获益良多;而张学良则是在对共产国际的巨大失望中为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为苏联的民族利益做出了巨大牺牲.     

中共创建的“立其基”者李大钊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大钊率先在中国肯定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最先也最彻底地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并由此成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远东局派来的人心目中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选。从这一点上说,在近代中国"研究历史最有成绩"、"最彻底最先倡导唯物史观"的李大钊,堪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和第一人。     

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及联共（布）对中共自身建设的影响

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给予了密切关注：维护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袖权威;帮助中共开展马列宁主义学习教育;指示中共拓展党组织和健全组织制度;建议中共加强干部管理工作;规劝中共纠正整风运动中的偏差。共产国际、联共（布）的这种关注,对于中共加强自身建设及其领导人民争取抗战的胜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试析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解散事件之应对

共产国际解散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突发政治事件。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趁势从政治、舆论、军事等方面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攻势。面对危机,中国共产党应对的策略是:统一思想,加强内部整合;组织舆论反击;进行积极的军事防御。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化解了由突发政治事件引发的危机。     

论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与台湾共产党“左”倾错误

共产国际六大形成的“第三时期”理论，认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到来，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世界性的革命高潮，是实现世界革命的有利时期。在这一理论直接指导和影响下，台共党内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结果招来日本殖民者疯狂地镇压，酿成了台共覆灭的悲剧，作为“第三时期”理论制定者和指导者的共产国际对此应负主要责任。     

中共创建时期的张太雷与陈独秀

张太雷是新文化运动中成长的五四运动精英和中共创建人之一,受陈独秀的影响很大。当他完成中共最早派往共产国际使者的使命归来时,已成为此期党内马列主义水平的代表。在当时中共作出加入共产国际这个必要也是必然的抉择时,又给予陈独秀以热忱的帮助和影响,着力协调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陈独秀也很看重张太雷,他们为完成党的创建工作而共同努力。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探究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是必然的,其因在于：①这是一次地位上不平等、力量上不平衡的合作;②合作是国民党、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三方面各自不同的策略方针所促成的;③孙中山的过早去世和北伐战争的迅速胜利;④不利的国际环境。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对这一必然性缺乏认识     

再析大革命时期的领导权

从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宏观指挥、领导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领导者的决定———即对国民党的扶持和对共产党的限制这两个大的方面 ,论述了共产国际是大革命时期的宏观领导者。     

维经斯基来华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长久以来，史学界对于维经斯基首次来华的研究资料比较匮乏，而作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远东局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代 表，维经斯基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增强共产国际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等方面的作用不 容忽视，甚至可以说是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第一人。     

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 0年 6月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实现《提纲初稿》中规定的政策 ,共产国际加强对中国的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马林起了积极的作用。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是马林以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的经验为依据而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