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追寻与生命对话的审美融合——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历史文化意蕴

西部历史文化散文以阅读、行走、想象为追寻方式,以人与城为主要追寻对象,以情感与理性的交流为对话途径,既展现了西部丰富的历史文化,又传达出西部作家独特的审美体验,是西部散文家历史追寻与生命对话的审美融合,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饱满的西部抒情者形象、苍茫的西部历史意象、独特的西部抒情话语,构成西部历史文化散文的美学特征。     

阿库乌雾汉语诗歌的现代意象研究

彝族学者型诗人阿库乌雾以深厚的民族文化为底蕴,借鉴西方意象诗学的理念,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塑造出众多新颖、独特、韵味深厚的意象,既表现了诗人内心的独特体验、诚挚的民族情感,又融入了诗人对现代文化精神的理性思考,体现了诗人对民族文明复归、文化繁衍的深切关照。该文从象征意象、意识流意象、变形意象等三个方面对阿库乌雾汉语诗歌的现代意象进行研究。     

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协奏——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嬗变

中外文化语境的不同和中国社会的具体状况造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特的身份特征和文化内涵,他们既汲取西方文化的营养,又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随着公共空间的建立,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中,他们借助理性的力量,以独立思考的姿态和与社会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展开对民族、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他们是中华民族特具的生存处境、生活方式及其生存价值和西方现代理性密切交织所孕育出的独特的文化范型。     

从"超人"理想看尼采哲学的理性价值

几乎所有人都将尼采哲学视为非理性哲学的典范.然而,从尼采"超人"理想中可以看出,尼采哲学实际上是"非理性主义"外衣下的理性哲学,是以非理性的方式"演绎理性".尼采只是以他独特的视角发现并弥补了传统理性无法照应的理性盲区,是以一种与传统理性决裂的方式做理性追求.尼采哲学蕴涵的独特理性价值表明,其仍没有远离理性主义的传统大道.     

楚音以悲为美论略

楚音之源为南音 ,产生于南楚独特的文化土壤之中 ,混融其它音乐文化要素 ,却不失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性。楚音以悲为美的审美特性 ,与楚地之巫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与楚人没有受到儒家实践理性的彻底洗礼 ,较少精神束缚有关 ,鲜明地透射出楚人的文化品格     

文化塑城路径研究

文化塑城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通过塑造城市富有文化特色的外观环境、塑造城市人理性规则、和合协作、文明健康的行为以及深层次的城市精神,从而为城市打造独特、富有魅力的形象。因此,文化塑城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已经步入城市发展的决策视野。如何以文化塑造城市,城市管理者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塑造城市的物质文化;二是塑造城市的行为文化;三是塑造城市的精神文化。     

从文化的批判走向哲学的批判——论卡西尔文化哲学的体系逻辑

卡西尔文化哲学经历了从文化批判走向哲学批判的独特道路,存在着从认识论到人类学的立场转换,发生了一场哲学观的变革。首先,符号形式哲学在认识论立场上实现了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的现代转向,推进和深化了现代哲学的文化转向;进而,文化批判从文化的理论问题转变为文化的实践和伦理问题,文化哲学从实践诉求转变发展为人本主义转向。由此,人类文化哲学在人类学立场上实现了从文化批判到哲学批判的变革,从文化视角提出并回答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卡西尔文化哲学体系作为现代哲学的发展形态,除了先验性、唯心论、精神性之类的基本问题外,根本问题在于以文化视角作为文化哲学不自觉的理论前提。     

梦回湘西与寻找反观之镜——沈从文原始主义创作倾向的人类学阐释

原始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是以原始批判现代文明。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独特视角来排拒城市文明的侵扰,把湘西文化作为审视现代都市理性文化的反观之镜。湘西文化被视为反叛现代文明失范的理想文化形态。     

“中和”传统与铁凝小说

我国当代作家铁凝的小说创作主线,始终贯穿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著传递。对"中和"传统的承继与反思,是铁凝关照现代人性的独特维度,体现为人性畸变的冷静体察、文化性格的整体考量与圆满人性的热情呼唤。铁凝能够从人的现代性发展、社会的现代化推进的高度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并以更符合现代生活本质与现代人性规律的方式赋予文化传统以新的质素。     

理性的主观化及其后果——霍克海默对西方文化历史变迁的反思和批判

西方文明基础从客观理性走向了主观理性。从关注自身目的的理性走向了关注手段和目的关系的理性。这两种理性在西方文化的历史上本来是同一的,但是,启蒙在批判形而上学的时候,实际上也否定了客观理性,理性因此主观化了。建立在主观理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是要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自身价值,而是为了满足需要,而这种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民主制度就存在着走向极权主义的危险。在文化上,人的一切行为都按照满足物质生产的需求的模式来理解,这最终导致文化的自我毁灭。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实践,愈来愈凸显了梁启超为代表的中西文化合璧论的合理性。文章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心,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构成、特征和缺陷,分析传统文化转型的方式,提出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可能路径,即政治层面,建立完善的民主共和政治;社会层面,培育自由的社会风气;思想层面,树立科学理性的思维;行为层面,养成抗论争辩的习惯;学术层面,增加＂为民说法＂的内容。     

梁启超:重新勘定中国文学的现代认同——兼及其对于新文学家文化人格的构建

在早期致力于政治改良的宣传时代,梁启超积极借镜日本和欧洲近现代的文学经验,这对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强调借助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其文化认同明显向前者倾斜。欧洲之行中梁启超认识到作为国人现代想象的主要参照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盲目推崇科学理性的偏颇,而将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样板。与此同时,他回归"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给予高度肯定,并将中国古代诗人的崇高情怀和抒情精神作为新文学家文化人格建构的典范。这显示出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的独特性。     

文化失调、组织再造与乡村建设——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论起

梁漱溟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行者和践行者,其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在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基础上剖析中国文化所遭遇的问题,认为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极度的文化失调。梁漱溟先生经过深思熟虑,从乡村组织再造着手,试图通过“乡农学校”这一乡村组织,再造“新文化、新礼俗”,进而在组织中重建乡村社会制度、调整乡村社会关系、以“理性”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最终达到乡村社会重构之目的。本文期望重新剖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文化失调”“组织再造”和“乡村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整体系统的视角揭示其内在的基本原理,并进一步阐释其乡村建设的主要思想内涵,最后结合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充分讨论。     

直觉、理性、人心: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解读的三阶段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解读经历了直觉、理性、人心三个阶段,他的直觉说有两层含义,一为认识的直观,二为本能的良知良能,随着认识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用"直觉"理解中国文化的不妥,遂而提出了"理性"与"人心"的概念,而且梁漱溟对"理性"和"人心"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通过对"直觉"、"理性"和"人心"(梁漱溟在不同时期对文化的解读核心用语)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文化解读的得与失。尤为重要的是,梁漱溟对"良知良能"的来源试图结合现代的生物科学予以新的解答,这是对"人心"或曰"良知良能"的终极性思考。     

试论梁启超关于道教态度的文化心态

梁启超的关于道教的态度是在西方话语背景之下对道教的判断,他的文化心态是在西方文化殖民的背景之下对待西方宗教话语的被迫接受和对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弱化,其目的是回应西方的政治和文化侵略,以说明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或理性特征,其背后的动机是国家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研究。     

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观

梁漱溟一生致力于反省中国文化及其哲学、实现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复兴,文化与哲学构成梁漱溟学术思想的两翼。人们多从文化观的视角来研究梁漱溟的思想,其实,梁漱溟在20世纪早期就系统阐发中国哲学观,论证了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中国哲学的更新、中国哲学的特质等重要问题。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观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基础,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创建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及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的无人可及的地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离不开近代这一大的时代和政治、文化、文学背景,而其出现则使近代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更有声色和内涵。本文拟以近代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在近代小说的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即他在发现了小说的同时又丢弃了小说)及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照照任公留下的人格镜子——梁启超《德育鉴》新序

梁启超提出的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对他本人而言有其确定而厚重的文化内涵,这种理解早被他编写进《德育鉴》中。正是该书所容纳的历千百年不衰的道德话语探讨,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调与特色,使得它毋需舶来的独断形态的宗教,而全凭可以靠理性来把握的价值学说,去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和代代相传,就有效地传播了做人的标准,确立了文明的基本纲常。这种过往文明进程的基本支撑力,也正是早期清华国学院神话的真正谜底,更应在今后的历史中被自觉地"接着讲"。     

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浅析

梁漱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致力于人生问题的探讨和中国问题的解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中国文化要义》这两本书是梁漱溟先生论述其文化观以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著作。他分别从哲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论述了三种不同文化产生的根源,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文中笔者尝试通过分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中国文化要义》两本书中论述中西印文化之间区别的不同方式,从而对其文化观的形成和展开加以理解和分析。     

从“直觉”到“理性”——梁漱溟哲学方法论的转向考察

梁漱溟先生的哲学肇始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由所“立”——发掘论证传统儒学的当代价值与所“破”——批判工具理性的绝对化倾向出发,视直觉为本体与发用的统一,并诠解出了直觉作为“德性之知”和“情意之知”的意涵。其阐发富含创见,但囿于早年的理论旨归所限,将直觉置于理智的对立面,强调了直觉的本能冲动意味,导致无法形成圆融的方法论,也难以建构严整的形上学体系。在意识到了局限性所在之后,弃直觉而转向了儒家的理性。然而,粱漱溟对理性概念的清理和阐发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有待我们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