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

一新军原起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反动军队是保护旧制度最顽固的工具。满洲贵族早年凭借八旗和继起的绿营统治了中国,到后来,八旗和绿营日益腐败,他们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继续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对军队进行了多次变革。清朝军队的变革,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二中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而有袁世凯、聂士成两军,及湖北之洋操队、江南之自强军。”这一段话,概述了清朝兵制变革的三个重要过程:一是前期的八旗和绿营,是代表清     

清朝道咸之世军备废驰状况述略

咸丰帝即位初,赵光奏陈时务四条,指出："吏治日坏,武备不修,缉捕废驰,亏空累积"①是最大的时弊,可谓切中了要害。武备废驰是清朝后期政治腐败的主要表现之一。咸丰之前,清朝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八旗、绿营之分。从康熙朝开始,作为清朝"经制之师"的八旗兵已经腐化,绿营取代它成为军事主力。但到乾隆后期,绿营兵也渐趋腐朽,至道光、咸丰之世绿营兵已腐败至极,怯将疲兵,如同刍狗。本文试对这一时期军备废驰的状况作一些具体考察,以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更好地认识清朝统治的腐败状况。一、将佐冒领克扣军饷,营丁生计日困翻阅文献,所见…     

试论19世纪中期清朝军队的演变

本文以 19世纪中期战乱之际的安徽为中心 ,厘清了“兵”、“勇”、“团勇”与“练勇”的概念 ,并从“勇营”、“练军”到“勇营留防”的发展过程 ,探讨了清朝军队的演变及与基层社会武装的关系 ,进而提出清末基层社会武装及代表人物由之进入并留驻上层政权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论清政府的军事制度对鸦片战争的影响

鸦片战争时,中国的经制之师是八旗和绿营.八旗军约有二十万余人,主要驻扎在京畿和东北一带,其他的分驻在全国各地.鸦片战争中,京畿和东三省旗兵均没有调动,故大部分八旗兵没有参战.绿营兵有六十万,是鸦片战争的主力,所以,本文研究清朝军事制度主要以绿营军制为例.一、营制与守汛之制使清军只能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纵观整个鸦片战争,清军基本上是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诚然,在当时中国的交通运输和缺乏近代海军的条件下,在这漫长的沿海线上要机动策应来回迎击,是不现实的.但从局部战场看,这是可能的.如浙江、江苏战场,镇海、宁波、慈溪、乍浦、镇江、南京等战略据点相距大都在一百公里左右.如果当时清军有一支数量比较可观、有一定战斗力的机动部     

绿营兵研究述评

绿营兵研究始于清咸丰年问,在20世纪40年代后有了较大发展。百余年来,学术界从绿营兵整体、分布区域以及军费和俸饷、名粮、马政、汛塘等专题方面对绿营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今后,应从整体上比较绿营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营制和兵额变化,加强汛塘制度等薄弱专题、绿营兵与八旗兵关系、绿营兵作用的研究也应进一步拓展研究资料的搜集和利用。     

铁良南下与清末中央集权

咸、同之际，由于勇营制度地位的确立，兵权已落入地方督抚之手，并由此导致了政权、财权的连带下移，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清政府中央集权体制被严重削弱，中央政府的地位受到很大威胁。为强行解决中央与东南督抚在军费、军制、军械等问题上的矛盾，光绪三十年，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以考求江南制造局移建为由头，奉旨南下，史称“铁良南下”。铁良南下完成了“划一营制”、夺取制造局以及打破了地方督抚对地方财政的垄断等项任务，“东南互保”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却扩张了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势力，形成了影响清末政局甚巨的袁铁之争，最终导致了袁世凯与清廷的决裂。     

论清代晚期督抚制度的变化

总督、巡抚制度是清代实行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地方管理制度。总督“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二者同属地方最高一级长官,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事,而以总督之责为重,国家一切施政方针均需首达督抚而推行于下,同时中央通过分权于督抚以收集权之效。因此,在清朝的封建统治链条中,督抚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制度     

清季直隶练军述论

清朝同治初年,清政府在直隶绿营中挑选精壮士兵,仿照湘淮勇营营制,编练“直隶练军”。随即各省也陆续仿行,“练军”遍及全国,直到本世纪初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急剧变化的近代中国社会,练军的出现与衰落与晚清政局和近代中国军制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仅拟对直隶练军略作探讨。     

八旗兵同太平军作战述略

八旗是清朝经制军队之一,从它产生,发展到灭亡,前后经过了三百一十年(1601——1911)。目前史学界不少人认为,八旗从康熙平定三藩之乱起就衰落了,此后便成为一个贵族纨祷子弟集团。笔者认为,八旗战斗力削弱,组织纪律涣散,只是清中叶以来八旗的一个方面,也应该看到,清朝后期,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清廷仍然征调了大批八旗兵同太平军作战。八旗官兵在这场关系清王朝生死存亡的搏斗中,拚死力争,顽强抵御,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八旗的另一个方面。本文企图对八旗兵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及其地位,进行初步探索。     

论辛亥革命的实质——从清末官制改革、立宪运动谈起

李剑农先生在《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指出:“从甲午到辛亥的十七年间,中国内部已组成三大派的政治势力:一、革命派;二、袁世凯实力派;三、君宪派”。这三派政治势力随着满清中央政权的日益削弱而渐趋强大,并通过反满革命、东南互保、戊戌变法显示了各自的政治力量。在这三派势力中,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地方汉族督抚实力派与掌握中央政权的满洲亲贵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和表面化。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八旗、绿营的衰败、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地方汉族地主武装和军阀势力逐渐成为维持清王朝政治的主要支柱。而洋务活动的频繁,又促使清廷授重权于督臣,结果汉族地方督抚实力派遂成为清王朝统治营垒中一支重要、举足轻重却又尾大不掉的力量。在民主革命不断高涨形势下,他们与立     

太平天国后期中央宫廷贵族与地方军事贵族的政治分野

天京中央宫廷贵族与地方军事贵族的分野是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政治格局的主要特点。中央宫廷贵族是天王洪秀全深为倚恃的文官集团。地方军事贵族的权威与实力来源于地盘和军队。中小地方军事贵族的形成,是天京洪氏朝臣与李氏兄弟斗争合力作用的结果。     

“三王”、续顺公所部“隶旗”考辨

本文认为，由于史料的含混有误等因素，当今的一些学者误认为明末清初先后降清并被封为恭顺王、怀顺王和续顺公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及沈志祥所部隶属于八旗汉军。实际上，孔、耿、尚三王和沈志祥本人及亲族虽已隶八旗汉军，但其所部并未隶属于八旗汉军，只是在编制、待遇等方面与八旗汉军相似。三王、续顺公以及后降的吴三桂所领旧部是既非八旗也非绿营的一种特殊的军事编制。这是清初统治者对降兵降将实施笼络和利用独特政策的结果。直到“三藩之乱”后，他们所隶旧部以及三王、续顺公的后代子孙才被归入八旗。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清初对汉族降兵政策、清初兵制以及“三藩之乱”成因都有重要的意义。     

四川保路运动时期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兼论清朝覆灭的原因

四川保路运动时期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兼论清朝覆灭的原因刘正祥徐精鹏太平天国以降,清王朝的政治构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权威不断受到地方权威的冲击和挑战,中央政府式微,督抚擅权专用,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此种情势在辛亥革命前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中表...     

从康熙朝南阳绿营兵乱看清代地方文武关系

清王朝自绿营建立伊始，就通过军事组织增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体现了中央、行省、州县、乡村四个层面区域的有效治理。至清康熙朝，绿营逐渐成为“文武协防”基层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治安的维护，参与具体基层事务等方面。康熙五十七年河南南阳府爆发的绿营兵乱，却是这一制度弊端的具体表现，凸显出清代地方文武不和的常态。在朝廷与地方的介入后，兵乱事件得到解决。清王朝奉行的“文武相制原则”及文武协防制度成为地方文武官员关系紧张、不和的主要原因，此次事变的爆发及处理过程，正是清王朝平衡军事组织、地方文官、民间力量得失的真实反映，直观地映射出国家理念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从布政司体制到督抚体制:清初省制改革与新省制的形成

清朝所承续的明朝布政司省制,存在着无法囊括卫所系统、责任划分不清以及部分布政司辖区过大等问题。清朝以督抚十八省取代原来的布政司省制,保障了“中央—直省”集权财政体制的形成。正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实土卫所统归省管,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分省,以及直隶省制建设等高层政区变革。乾隆朝众多官方文献都有意对新形成的督抚省制加以诠释,有序的高层政区设置是清朝“正统观”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的省制调整是一个改革先行、认识总结滞后的事件,它为清朝“大一统”国家的塑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简议清朝传统军队裁汰、更新机制

经制兵与勇营是清王朝新军编练前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兵民相分”的建军指导思想下,传统军队产生了许多弊端。其中尤以士兵的淘汰更新机制为明显。首先,传统军队缺乏必要的裁汰更新机制,导致军队中老弱羼杂,战斗力低下;其次,为提升战斗力,节省经费的裁并,又因为“兵民悬隔”而产生众多弊端;第三,在近代历次对外作战中,清朝一线作战部队都受到后备力量缺乏的影响。在清朝中后期国防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清朝军队必须实行更为合理的裁汰更新机制。     

地方勇营与晚清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形成——以安勇为中心的考察

咸同军兴造成勇营的崛起,改变了地方的权力格局。安勇是晚清广东一支重要的地方勇营,对广东地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安勇统领郑绍忠父子长期身居绿营专阃之职,并通过天地会兄弟的关系,以森严营规控制安勇,权力喧嚣一时,是安勇发展的组织前提。安勇集团人物数十年任职广东,安勇勇营体现出强烈的"地方化"特征。与湘、淮军文人领兵不同,安勇统领、勇目皆为武人,通过绿营体制的升转,在广东西、北江流域形成稳定的以中层绿营职阶为主的地方实力集团。基于以上原因,经历瑞麟督粤时期的发展,安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制约了晚清湘、淮势力在广东的渗透,逐渐形成一种"非湘非淮"的地方权力格局。     

湘军源起辩

<正> 上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编练了以所谓“守道君子”为骨干的湘军,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以后,练勇就逐步取代了制兵(绿营),导致晚清兵制的重大演变。所以,湘     

对太平军的历史考察

太平军在早年 ,分别男营女营 ,实行圣库制度 ,纪律严明 ,战斗力甚强。后来 ,成员日益复杂 ,粮食供应困难 ,男女混杂 ,纪律日坏。太平军兵由将招 ,饷由将筹 ,形成以家族为核心、以同乡为外围的大大小小的集团 ,较清军的绿营兵有较强的战斗力。久而久之 ,其弊端也突出显现 ,各集团之间互争雄长 ,互相仇杀 ,损失惨重 ,成了太平天国终归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淮军的私人化倾向

军队私人化是晚清勇营不同于经制军队的显著特点之一,它的出现和发展与晚清政治的演变息息相关。作为晚清勇营的一支重要武装,淮军本身比较深刻地体现并发展了这个特点。与清朝的经制军队相比,淮军的军队私人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兵将自招制度和兵饷自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