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日益增多。刑法虽设立了“合同诈骗”罪名 ,但由于在实践中 ,司法机关对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未能准确界定 ,使得一些合同诈骗犯罪嫌疑人逃避了刑事打击 ,在客观上削弱了刑法打击犯罪、维护合法权益的职能作用。从合同诈骗的犯罪构成、合同诈骗与一般合同纠纷的区别、合同诈骗的各种表现形式来界定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 ,以利司法实践     

公安工作视野下的合同之债与合同诈骗

合同之债与合同诈骗是两种很相似但又有着本质区别的合同行为。在公安工作中,这两者往往容易被混淆,导致公安机关往往越俎代庖,更有甚者借口合同诈骗而插手经济纠纷。本文从合同之债与合同诈骗的特点入手,从主观目的上对二者的区别做出认定,从而指导公安部门分清违法与犯罪的区别,更好地惩治违法、打击犯罪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合同诈骗犯罪的特点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

合同诈骗犯罪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当前形势下,合同诈骗犯罪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司法实践中,在认定合同诈骗犯罪的问题上,存在着法律依据不统一、司法机关认识不一致等问题,为防止合同诈骗,应健全法律和各项规章制度。打击这类犯罪,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标准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是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关系并以财产为内容的财产合同。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既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确定某个涉及合同的诈骗行为究竟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诈骗罪的关键在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同采取与签订、履行合同有关的其他诈骗行为区别开来。利用前一种行为进行诈骗的,构成合同诈骗罪;利用后一种行为进行诈骗的成为普通诈骗罪。     

论学校与学生的行政合同法律关系

招生环节的行政合同特征决定了学校与学生之间在学生就读的整个过程中都属于行政合同法律关系,而不是笼统的行政法律关系或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行政合同法律关系的确立有利于正确认识和界定学校的管理权限,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实现学校的法治.     

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

我国刑法理论在讨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时存在一定问题,或仅从犯罪构成上做简单比较的一般性区分,或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应当讨论犯罪之间界限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犯罪之间的界限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准确地划清犯罪之间的界限,就不可能准确地区分此罪与彼罪,从而不能正确地定罪与量刑。在研究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时,首先确定在何种特殊场合两罪界限模糊难辨需要加以区分,然后通过比较两罪的构成特征找出在哪个或哪些构成要件要素上存在根本区别,抓住这些根本区别进行分析论证,最终得出两罪的区分标准。     

论铁路运输合同的特殊性

铁路运输合同是一种具体的运输合同,但是作为一种有名的合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表现在承运人、格式合同、履行顺序、责任限制的特殊性。铁路运输合同特殊性范畴的根源来源于铁路运输经济的特殊性,表现在资本与成本、供给与需求、行业与专业等方面的特殊性。我国铁路运输合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承运人与托运人及旅客之间的合同纠纷。要妥善解决我国当前铁路运输合同纠纷,也必须对纠纷的特殊性进行研究,并尝试特殊的解决手段。     

合同无效的法律认定

正对那些履行期限特别长的合同,如长期的供货合同,在法律法规变动后,合同效力如何判断值得思考。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合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说是经济贸易的桥梁和纽带,是商品流通过程中最主要的法律形式。同时,合同还是解决经     

论刑法修正案(四)对植物资源犯罪的立法完善及相关犯罪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四)对我国刑法中的有关植物资源的犯罪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和完善.它不仅弥补了刑法在此方面立法的不足,还为有效保护植物资源尤其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是切实落实我国有关植物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和履行有关国际义务的重大举措.对此,有必要予以探讨.     

论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

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对于是否构成犯罪、审查重点与判断顺序以及正确量刑均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标准应当综合身体动静、规范评价、法益状态等标准,采取两步走从形式到实质、外在到内在的分层次递进式思考进路。第一步运用身体动静说作为判断标准,当第一步的判断难以得出妥当的结论时,就需要第二步运用规范评价说的标准。规范评价说中规范基点的选择可谓是重中之重,规范基点的确定应当考虑义务和法益两个要素,即行为人是否具有法律所期待其所履行的义务,侵害和威胁法益的行为究竟是作为还是不作为。行为人的义务是确定规范基点的前提所在,可分为监督义务、阻止义务和保护义务。当作为与不作为发生竞合时,行为人主动设定因果流程,使法益状态恶化时,规范的基点就在于禁止规范,行为人的不应为而为就可能构成作为犯;行为人放任已经存在的因果流程,没有使法益状态好转时,规范的基点就在于命令规范,行为人的应为而不为构成不作为犯。     

论特朗普的搅局与世界经济秩序的逻辑

世界经济秩序源自于制度性安排,取决于自由经济逻辑与平衡发展的政治逻辑的选择。双边贸易到多边贸易是市场逻辑与资本便利化需要,并受行政主体的价值取向与规制工具化左右。从市场逻辑与政治逻辑分析行政主体的价值取向与规制工具化,从国家类型层面探讨单边主义到双边贸易体制,再到多边贸易规则的演进,可以发现特朗普主义者发展经济的逻辑。特朗普以实用主义态度过度地选择规制工具化策略,本质上意在搅局世界经济秩序,违背国际贸易深层逻辑。因此,中国须把握世界经济局势,发挥大国优势与韧性,正确应战,避免陷入特朗普陷阱。     

国际石油经济理论研究的突出贡献——评《现代国际石油经济论》

现代石油工业诞生150余年来,以国家（地区）为单位的国际石油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一方面,各国（地区）石油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在不断加强,全球性的、统一的国际石油市场已经形成;另一方面,国际石油分工的深化,导致了石油价格、贸易和金融的国际化。而科技的进步则使得各国（地区）之间石油经济交往更加快捷和便利。鉴于此,各国学者都极其重视石油经济研究。     

论私法与公法的区分标准

私法与公法区分标准的确定应当从研究市民社会的理论入手,并以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三者的关系为基础。根据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否为非国家统治关系,可将私法与公法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私法观。对于今日中国的民法法典化而言,这种新的私法观有助于将未来的民法典建成宏伟大厦,而不是将其弄成“三根棒棒”;对于民法的理论研究而言,这种新的私法观有助于丰富现有的民法理论,使其更加充实和丰满。     

关系合同与社会规范的实验探索

合同的不完全性体现在社会活动的许多方面,会引起分配不均、雇用关系破裂、消极怠工等问题。关系合同引入指导原则,可以维护合同双方一致的利益,促进双方的合作,克服合同的不完全性。本文设计了一个实验,以第三方对合同行为的社会规范适宜性评判为关系合同的指导原则,探讨这种机制在克服合同的不完全性和促进双方的合作上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第三方认为,越亲社会的行为越符合社会规范。在引入第三方对社会规范的认知后,合同双方的合作行为显著增加,双方更多地选择亲社会的行为,可以有效减少推诿行为。本文分析了各种社会偏好和社会规范对合同双方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合同双方的行为与第三方的社会规范适宜性评分具有正向相关性,内疚厌恶影响双方的选择。本文为关系合同的实践提供了实验依据,社会规范可以作为指导原则被整合到关系合同中,能够有效促进合同双方的合作。     

论信用卡诈骗罪的司法认定与立法完善

信用卡诈骗犯罪是金融领域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在对其概念进行科学界定的同时也应对信用卡诈骗罪与信用卡纠纷及其他犯罪的界限进行科学区分,犯本罪的数额标准及多次使用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问题与犯本罪的"其他情节"的立法完善对有效打击信用卡诈骗犯罪活动将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犯罪与风险研究论纲——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     

法经济学视阈下我国禁毒刑事政策的实践反思与革新路径

面对复杂的毒品犯罪情势,我国现行禁毒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方面存在挤占司法资源、激励不相容、刑罚边际威慑力递减等缺欠,在刑事司法方面存在罪刑信息不对称、严重负外部性、司法资源配置失衡及预期惩罚威慑力低等不足。在禁毒司法成本既定与禁毒司法负荷繁重的约束性语境之下,这些缺欠和不足使得现行重刑化禁毒刑事政策未能实现毒品犯罪治理绩效最大化。从经济效率视角来看,推动现行禁毒刑事政策优化的具体路径包括：明确罪刑信息以指引毒品犯罪供给,加大适用罚金刑而减少适用死刑,提高刑罚确定性而降低刑罚严厉性,认真对待诱惑侦查的负外部性效应。     

论涉众型网络犯罪中电子证据的审查与认定

《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一次对涉众型网络犯罪做出了官方定义, 将其列为网络犯罪的四大类别之一. 该类案件因波及的被害人众多且位置分散, 而产生了证据审查与认定中的新困难. 建议在形式审查中, 将被告审核证据的时间提到庭审之前, 依托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的硬件设施, 以庭前会议的方式, 来保障辩方充分行使质证权; 在内容验真时, 建议区分静态存储和动态演示两类电子证据来审查. 而司法解释中对于证据难以逐一查实的情况之规定, 放宽了认定犯罪事实的尺度, 但因有 "排除合理怀疑" 证明标准相冲突之嫌, 故在实践中应从严适用为宜.     

论民事诉讼事实认定的双重性--兼与认识论、价值论商榷

一般认为,事实认定过程是一种认识过程,司法审判人员通过司法过程查明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解决当事人的纠纷.实际上,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诸多缺失,如缺乏证人特权规则、没有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二审审理的范围弹性较大、判决的既判力不强等都囿于这种认识.实际上,事实认定过程不仅是一个认识过程,同时还包含一系列的价值评价和价值活动,是认识与价值评价的统一.革除民事诉讼法中的工具主义因素,实现民事诉讼法的民主与科学,应当首先改变对事实认定过程的认识.     

论社会机制与犯罪的关系及其防范对策

社会机制的不健全影响和滋生犯罪的发生。改革开放使我国产生了发展上的飞跃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伴随而来的发展中的社会机制产生犯罪的问题和隐患。要想谋求更协调高速的发展 ,就必须认真地分析、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犯罪是一个综合性的病症 ,因此 ,我国对犯罪采取的对策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