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梅尧臣与宋诗的关系

梅尧臣作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是定论。梅氏何以成为宋诗鼻祖，诸大家并未详论，后世学人多沿此说，亦未加深辨。仔细检视宋初诗坛，梅尧臣成为宋诗祖师，既是文运使然，又与个人努力、文友力推关系密切，而最关键因素则是梅氏一改宋初白体、晚唐和西昆体诗模拟矫饰、回避现实的浮靡习气，以平淡恰切的诗风抒写宋初的社会现实，开创并树立了有宋诗歌典范的艺术风格。     

论袁枚与乾嘉戏曲作家的交往

作为乾嘉文坛的领袖人物,袁枚与当时的戏曲作家交往甚为广泛.这促成其戏曲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并借助题词、评点等行为对当时的戏曲创作和传播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袁枚与戏曲作家尤其是杂剧家的交往中,可以深切感受到其"诗"或"诗人"身份的显赫位置及其对戏曲的强烈挤压,戏曲创作和演出则更加趋向于成为人际交往或遣兴娱宾的工具.袁枚非常重视人际交往,其身居文化中心的空间位置优势,杰出的文学才华与年高寿永的生命长度等,也是促成其影响的有力元素.     

清季内务府与北京银号借贷关系浅探

咸丰以降,清王朝的经济日趋艰难.作为“首善之地”的京城,其经济亦遭受严重考验.在此期间,作为旧金融机构的钱铺对北京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时的内务府深陷入不敷出之境地,财政极为困难.为了筹措经费,内务府与北京银号发生了联系,二者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这一借贷关系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它对内务府及北京银号都有深刻的影响.     

元稹与宦官关系再考辨

元稹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与政治家,然其政治品格历来受人非议,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元稹结交宦官崔潭峻、魏弘简以谋求权位等问题上。20世纪以来,有学者开始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异议。唐穆宗朝,裴度因与元稹政见相左,受人挑拨,污蔑元稹,结交宦官魏弘简。元稹与崔、魏的交往皆属政事上的正常交往,并未借助宦官谋求私利。长庆年间,李逢吉勾结宦官设计圈套一石二鸟陷害裴度和元稹。这就是所谓的元稹“结交宦官、政治变节”的历史真相。     

关于电视剧《鉴真东渡》

《鉴真东渡》是中国有电视以来第一部从正面反映真实的佛教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它的意义之所以重大在于鉴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且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这也是党和政府对宗教的认识和政策发生重大改进的一个反映。     

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

本文认为 ,《金瓶梅》写故事的由来和结局 ,是以“悌”起、以“孝”结 ,反映了作者用以“讽世”的主要思想武器是“仁”和“天理” ,属小说的哲理层面 ;其写西门氏的兴衰过程 ,是以“金”兴、以“瓶”盛、以“梅”衰 ,从而“著此一家 ,即骂尽诸色” ,属小说的社会层面 ;其用以结构情节的主要线索 ,是以西门氏的盛衰为明线、以权奸们的荣辱为暗线 ,旨在说明“富贵必因奸巧得 ,功名全仗邓通成”的结果 ,是于国则破 ,于家则亡 ,于个人则难以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属小说的政治层面。因此 ,《金瓶梅》是以写财色交易之罪恶为表、钱权交易之罪恶为里的社会文学 ,乃举世鲜匹的“人间喜剧”。西门庆和蔡京实乃作者笔端一对为非作歹的孽生子 ,一明一暗的两个中心主人公 ,一个是钱的符号 ,一个是权的符号 ,他们之间的钱权交易构成了罪恶的符号 ,是以“宇给事劾倒杨提督”一案实乃一部大书深层意蕴的总纲     

论元杂剧与勾栏文化

勾栏是元杂剧发展和繁荣的摇篮 ,但是对于勾栏文化这一主题的忽略 ,常常使我们面对元杂剧产生鞭长莫及的困惑。实际上 ,元杂剧的发展是以勾栏为物质文化依托的 ,勾栏的商业性质、娱乐功能乃至市井参与的运作方式都为杂剧的发展提供了艺术的底蕴 ,创造了发展的机遇 ,而大批文人的介入则促成了杂剧的繁荣和辉煌。元杂剧因之而获得的独特的平民品格 ,这在戏曲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概念及其意义:卡西尔与马克-沃高之争

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与瑞典乌普萨拉学派的马克-沃高曾围绕概念的本质和作用等议题展开争论。马克-沃高指责传统哲学难免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关系上犯所谓双重思想的错误,卡西尔的符号哲学概莫能外。卡西尔则认为,概念的意义在于构建对于对象的知识,而在这一构建过程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向来处在一种动态的、功能性的关系之中,因此谈不上什么双重思想错误。这一争论为我们理解20世纪30年代的基本哲学问题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也为我们理解形式与质料等基本概念区分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化解——评福斯特的生态危机论

针对当代西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北美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及其生产方式,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生态道德革命.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启迪意义.     

元稹花木审美特点刍议

元稹的花卉审美带有“私人印记”，夜合花、桐花分别是他两段感情经历的“证物”。他沿袭了儒家“比德”的花木审美方式，然而并未做到道德自足，仕途得失之患始终萦心，常常借花木以抒发迁谪之悲。元稹深情锐感，他对牡丹的审美迥异于时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