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项研究以劳动年龄人口变动为出发点,以出生人口规模变动的影响为落脚点,研究影响北京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的主要因素,为今后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北京劳动力资源、完善人口迁移流动政策、完善劳动就业政策、完善生育政策以及探讨北京今后劳动力资源面临的主要问题等研究奠定基础。     

后暂住证时代北京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特点及评价

本文认为:后暂住证时代北京的人口基础统计工作受到极大挑战,各项人口调控管理措施总体收效不大,从传统社会“单位人”向现代社会“流动人”的社会基础的变化,对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因而,建议城市管理者应根据当前城市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变化规律,调整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社会管理调控思想,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的信息登记获取系统,才能真正实现对当前社会的高效管理、服务和监督.     

贩运人口：概念诠释与立法评析——以联合国《补充议定书》为中心

我国已加入《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补充议定书》,但学界对于贩运人口的概念以及我国如何履行条约义务存在诸多误解。贩运人口包含行为、手段、目的三个要素。贩运行为的内涵远远大于拐卖;其手段有强制性,应足以排除被害人意志自由;其目的以剥削为内容,具有间接性。我国未专门设立贩运人口罪,也不是以拐卖妇女、儿童罪来履行条约义务;而是以目的要素为导向,分别对以性剥削、劳务剥削、切除器官为目的之贩运设立不同罪名。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变迁评述

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变迁的回顾与解读,阐明当前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正在走出人口规模控制的认识困境,从被动改革到主动创新,在统筹规划、全面推进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前以完善流动人口服务、强化社会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北京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创新,其意义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需要,也是实现人口规模调控的题中之意。     

北京常住人口空间分布变动与对策研究

依据2006-2015年人口统计数据,综合利用传统数量和空间分析方法,从全市和四大功能区两个空间层次对北京常住人口空间分布的最新变动及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就全市而言,常住人口数量和密度不断增加但增量趋缓;分功能区来看,常住人口数量变动差异较为显著;常住人口密度从首都功能核心区到生态涵养发展区呈递减趋势;常住人口重心相对稳定;常住人口分布离散趋势不太明显.同时探讨了北京常住人口空间分布变动的原因,主要包括经济增长、 外来人口聚集、 住房价格、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城市总体规划导向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北京调控人口空间分布的思路和对策.     

“民工荒”背景下广州市人口发展的对策研究

从经济稳步、持续发展与人口红利充分兑现的角度出发,广州市人口发展面临着“民工荒”背景下劳动力人口增长逐渐减缓、劳动力人口素质亟待提高、劳动力人口结构日趋老化及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等问题.新形势下为有效应对“民工荒”问题,广州应着力构建面向所有人口的学习型城市,提升吸引并留住优质人才的竞争力,加快构建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积极推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全面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人口对象,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     

江泽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研究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关于人口工作的指导思想、地位、基本内容、基本方法、工作理论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人口思想。这种人口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我党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的人口思想,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发展。     

1949年以来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都少数民族人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为基本数据,对北京不同时期少数民族人口变动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北京人口红利的结构性分析和形势预判

本研究利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12年劳动力市场数据,深入分析了首都人口红利的基本特征和走势。研究发现:第一,户籍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充足,但未来可补给的人口减少;35岁以前户籍就业人口占比不高,户籍人口分年龄别的就业率"两头"偏低;第二,2020年以后,支撑北京人口红利的人口流出省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减少,北京常住劳动年龄人口的存量和增量都会受到影响。由此判断,未来北京将可能遭遇"用工荒",既有"总量荒"问题,也有"结构荒"问题。对此,我们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加快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提升就业需求层次;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同时,充分调动户籍人口参与就业。     

制度对人口行为作用的理论探讨——以中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

制度对人口的作用方式和程度与不同时期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有密切关系.当发生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时,一些旧的制度形式将丧失支持力量和存在基础,新的制度则应运而生.制度对人口的具体作用表现为,促进和抑制人口数量变动、调整人口分布、改变人口结构和维护人口秩序等.不同制度对人口行为和人口发展作用的效果有很大差异.政策和法律往往依赖政府机构去落实,甚至需要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当官方制度目标在推进过程中与民间制度发生冲突时,民众则设法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以便减少利益损失.当代独生子女政策即有这样的官民博弈表现,农村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