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法律顾问的时代使命与角色期盼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中,必须更全面深刻地认识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时代背景、发展趋势和多重要求,要从既往沉痛教训中深刻反思科学建立和认真践行法律顾问制度的要义和特点,转型发展时期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对于法律顾问具有很高的角色期待,须通过观念更新、制度创新来落实责任机制,充分发挥法律顾问的法律高参、决策辅助作用,这是提升政府法制工作水平的一个有效举措。     

WTO下的政府转型与公共行政

行政应当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 ,行政定义中的国家行政的权力意识应当弱化 ,而向以公共性为最本质特征的公共行政靠拢。同时 ,公共行政作为政府转型的目标 ,也依赖政府在政府义务、行政规则、行为方式和行政手段四个方面的转变     

论行政委托在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引入

从行政委托的目的和条件来看,行政机关、公私组织或个人都可以成为受委托主体。基于此种认识以及行政委托与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在内容、依据和实践上所表现出的耦合,有必要推进行政委托在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引入。在引入的过程中,应当关注行政委托适用范围的扩展、行政委托适用条件的设定、行政委托内部责任的承担三个问题。     

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全面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要求改革既有制度,由虚职向实权转化,以提升政府法律顾问的影响性;由补救性向预防性转化,以扩大政府法律顾问的作用空间;由兼职向专业化和职业化转化,以提升政府法律顾问意见质量。     

以民为本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民本"观念是中华传统行政文化的精髓,也是当今世界各国行政改革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以民为本,是本届政府在政府管理思想方面的鲜明特征,是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以民为本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应当具备民主、责任、无私、效益、法治、透明等六大要素.因此,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塑造"权为民所用"的政府服务理念,强化"为市场服务"的政府角色定位,构建"顾客导向"型的政府行为模式,探索"以绩效为主"的政府评估机制.     

论政府责任及其限度

政府究竟应当对公共事务承担哪些责任,存在着许多争论。近代西方关于政府职责的讨论集中于政治领域,焦点问题是安全、公平与平等;现代的讨论扩展到经济和社会领域,焦点问题是弥补市场缺陷与维护社会公平。随着关于"政府失灵"和非政府组织作用的提出,关于政府职责的讨论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市场、社会组织和政府三种机制都各有优缺。政府职责的限定,应当遵循比较优势、优势互补和量力而行三条原则。     

外国及香港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对我国内地的启示

美国、英国、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都建立了完善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这些制度启示我们:在我国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必须提升政府法律顾问的法律地位,必须推进为政府首长设立专职首席法律顾问,必须聘用大量律师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我国已对公职律师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尽管对这种探索还存在争议,但是法治政府建设需要法律专家协助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其中社会律师是政府法律顾问的最佳人选。     

我国初步确定循环经济目标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服务"两字折射了中国政府改革的基本走向:走向一:由"全能"走向"有限"。政企分开,政府的权力归政府,市场的权力归市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全国人大代表陈舒说,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当由市场解决;市场难以解决,但通过规范、公正的中介机构自律能够解决     

创新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七大报告系统阐述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路,给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作为市、县级和基层政府,必须把"紧扣会议精神,创新思维模式"、"更新施政理念,构建服务型政府"和严格依法行政有机地结合起来,完成廉洁、勤政、高效、创新的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工作。     

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的战略与战术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或政府再造热潮("新公共管理"或"企业化政府"运动),采取了某些共同的或相似的战略和战术.本文考察西方政府改革或政府再造运动中所采取的基本的战略和战术,全文分为四部分:(1)西方政府再造运动概观;(2)西万政府再造的一般战略;(3)西方政府再造的主要战术(工具);(4)西方政府改革的战略和战术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作者认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及其战略与战术对于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西方政府再造的经验,组织重建仅仅是政府改革的一个方面,必须辅之以流程再造、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更新.因此,在转轨时期以及加入WTO的背景下,必须重视改革的系统配套,将组织重建、职能转变、流程再造和管理方式更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全方位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民国史研究的新路径探索:政府史的产生及研究视角

政府管理史(简称"政府史")即政府如何运用技术手段行使其管理职能的历史(技术手段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政府史与政治史、政制史的区别即在于它关注的是行政管理技术的变迁及动因,是动态的、发展的历史。政府史的研究视角可以从"行政生态学""现代化转型""组织的通权达变"等方面入手,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可为政府史的研究提供支撑。     

解析行政伦理

行政伦理与其他职业伦理的区别产生于政府组织制度安排的不同。由于政府组织的差异 ,导致了行政伦理的特质和构建行政伦理的基本原则。行政伦理可以分为政府组织伦理、政治家个人伦理和政府官员个人伦理三个层次 ,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官员个人的伦理。行政伦理是一种派生性、非自律性的伦理 ,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外部的强有力约束和监督是最重要的。一个良好的政府治理首先要诉诸法制 ,要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建设的作用 ;法德并施 ,以法为重 ,以他律促成自律。行政伦理要重点根据政府组织的特质处理好权力运用中的困境问题。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形成良好行政伦理的关键     

论我国体制转轨时期政府的"经济人"现象

转轨时期政府"经济人"现象的表现有:政府官员及工作人员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政府各级部门及地方对各自利益的追求;政府组织对各自利益的追求。控制政府的自利性关键在于健全行政责任制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论建设"责任政府"

"责任政府"是指依法行政和依法承担责任的政府。建设"责任政府",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培育政府及其公务员树立"权责统一"的依法行政理念;健全和完善依法行政制度;强化行政监督。在当代中国,建设"责任政府"是建设法治政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行政价值与公共行政

作为政府对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或行政体系存在的理想状态的基本信仰和信念 ,行政价值观具有整合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辐射功能、规范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因此 ,行政价值观对政府组织及其公共行政活动包括行政目标、行政组织结构模式以及行政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法规制研究

政府公共服务近年来已成为我国行政系统行政权行使的主要行为导向之一。然而,政府公共服务的法律规制则显得较为单薄,尤其是行政法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规制几乎还是空白。基于此,我们认为,在强调政府公共服务的现代理念时,应当对我国的行政法进行新的价值定位,用行政法规制政府公共服务,即完成政府公共服务行政法体系的顶层设计、制定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法典则、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法职能、建构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问责、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法律救济。     

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转变——从深圳“行政三分制”看中国行政改革新取向

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结合本地实际,深圳拟推行"行政三分制"再造政府.政府部门一分为三,分权与制衡机制注入现代行政组织结构;力图用经济手段--公共财政改革解决政治问题,促进政府职能真正转变,彻底打破传统"部门行政"格局,建设"现代公共性政府".从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可以预见,推进"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必将成为转型期中国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方向.     

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以公民满意度为中介变量

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能有效降低行政成本,通过构建电子政务提升政府信任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在社会公众对电子政务、政府信任等变量数据调研的基础上,应用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公民满意度是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的部分中介变量,揭示了电子政务对公民心理和行为倾向的作用机制。该结论表明:政府应当以公民为中心、通过有效设计"公民参与"为核心的电子政务来提高政府的管理、公共服务水平,增强政务服务的公民满意度,提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政府伦理品格论纲

政府伦理品格是一个新的概念范畴,与一般行政伦理学研究的品格、行政伦理规范等概念有明显的不同,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政府伦理品格是实践性和动态性的综合,是行政伦理能力在政府行政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品格.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伦理品格已越来越为社会公众所关注.当前,构建完备的政府伦理品格是服务型政府道德建设上的一项系统工程,应当从多角度、多方位进行完善.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研究:动因、模式和路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是对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环境的能动反应.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环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外部环境.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选择应该是在继续坚持"行政-控制型"模式的情况下,采取"行政-控制型"模式和"规制-服务型"模式相结合,并最终过渡到"规制-服务型"地方政府管理模式.通过体制创新,创建与自治权利相衔接的政府管理体制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任务.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突破口,就是需要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权限进行双向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