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家庭化”与“家庭化”:“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的双重突破路径

生育政策的完善是加强生育保障,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从“家庭主义”理论逻辑推演并结合实证角度分析判断,我国现阶段生育政策应定性为“显性家庭主义”,表现为支持家庭照护的积极化倾向和缺乏家庭照护替代选项的消极化态势,弊端在于多重因素结合下的家庭育儿负担过重,从而影响社会整体生育意愿。促使“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向“可选择的家庭主义”转变,是突破现行生育政策困境的总体可行性思路,其转变可从“去家庭化”和“家庭化”角度着手,能有效避免政策工具化,为家庭减负并提高社会整体生育意愿,进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家庭支撑力如何影响女性生育决策？——基于对城镇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调查

生息和传承是人类社会落脚于家庭的两项基本任务,家庭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家庭因素,界定“家庭支撑力”的含义,并结合莱宾斯坦（Leibinstein）成本效用理论,从生育经济学理论和微观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出发论证家庭支撑力与城镇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内部提供的经济支持、照料支持以及养老负担对城镇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非家庭因素,例如生育政策、生育津贴等对城镇职业女性的生育决策起“催化”作用。在此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应构建显性的“制度性”家庭政策体系;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加速推进生育成本的社会化;完善劳动力市场保障机制,保护女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论中西生育伦理之差异

关于生育行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天生的权利,也有人认为这是每个人对自己、家庭、社会应该履行的义务。中国文化认为“生”是一种义务,“育”是一种权利;西方文化认为“生”是一种权利,“育”是一种义务。在生育政策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而西方则鼓励生育。了解中西生育伦理的异同及其发展走向,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人类生育伦理的丰富内涵。     

汉字与先民的生育崇拜

生育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保证。古代先民的生育崇拜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字中也有所记录。通过对“姓”“好”“后”“祖”诸汉字的分析解读，可透示出先民们强烈的乞育意识和生育崇拜观念     

论生育权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

生育行为是自然的生理行为，但人类的生育行为是有意识的生育活动，必然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人类的生育活动历经了自然生育阶段、生育义务阶段和生育权利阶段的进化。生育权是19世纪为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基本人权之一，所以说，生育权是人格权，并非身份权。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由此引发男性是否具有生育权、独身者是否享有生育权、死囚犯是否享有生育权以及死后是否仍有可能享有生育权等一系列有关民法对生育权的保护问题，我国对生育权立法时，应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经济账还是情感账

代际支持是现阶段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国家鼓励生育背景下,通过构建“能力-环境-意愿”框架,探讨民族地区脱贫家庭代际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其中经济账起主要作用,情感账以经济账的作用为前提;第二,在经济账中,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主要通过能力驱动机制影响生育意愿,即通过降低抚育成本、增加核心家庭收入和节约教育成本来提升生育意愿;第三,在情感账中,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通过环境驱动机制影响生育意愿,即通过强化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和塑造积极的生育态度来提升生育意愿。上述发现为代际支持提升生育意愿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二孩生育行为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为背景,在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实证探究二孩生育行为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生育二孩能够显著促进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可知,二孩生育行为对城乡家庭、高低房产约束家庭以及有无老年人口抚养负担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效应不尽相同;进一步细分二孩家庭微观特征发现,房产约束高、有男孩的二孩家庭会降低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倾向。最后,验证了人力资本和家庭储蓄是二孩生育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机制。     

家庭最基本的职能再认识

现阶段的家庭有生产、消费、抚养和赡养、教育子女、愉快生活和生育六种职能,其中,什么是最基本的职能?有一种颇有影响的说法是:生育职能是最基本的职能,其余五种则为主要职能。其依据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提出的关于人类两种生产的著名论断:“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生育政策放开对居民家庭负债的影响研究——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为例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政策不断宽松,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由此带来的家庭支出增加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居民家庭负债增加。基于我国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的政策实践,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和截断回归模型,研究该政策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居民家庭持有负债的概率。边际效应的计算显示,当家庭受到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时,家庭持有负债的概率平均增加6%。据此提出,解决人口问题不仅需要宽松的生育政策,更需要在生育政策外下功夫。从居民家庭负债视角来看,更切实的支持和补贴政策是发挥生育政策作用的关键。     

贵州农村家庭经济与生育

家庭是广大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从家庭角度出发，分析、探讨当今贵州农村生育及其变化，有助于解决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些难点。本文根据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调查（1991年）中贵州省478户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对贵州农村家庭经济与生育水平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农村家庭经济特征；农村家庭孩子经济价值，农村家庭生育行为。一、贵州农村家庭经济特征与生育通过本次调查，大量数据说明目前贵州农村家庭经济具有以下特征：大部分家庭以农业经营为主，以家庭为农业活动的基本单位。大部分家庭以农业收入为主，人均年收入大大低于城…     

态度影响二孩生育吗?

通过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方法编制二孩生育态度问卷,在江苏省苏北地区SQ市和LY市县域内调查已育青年妇女,分析二孩生育态度对生育意愿、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态度项目中“生育二孩会诱发家庭矛盾”、“加重时间和精力负担”、“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均分均低于2.6。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二孩生育态度越积极（P<0.001）;学历为初中以下者生育态度明显消极（P=0.003）;全职妈妈的生育态度低于各类职员（P=0.006）。二孩生育意愿、行为与态度之间均存在非确定性因果关系（P<0.001）。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开展二孩生育宣传与教育,尽快制定二孩生育配套政策,尤其是妇女就业、医疗、婴幼儿带教方面的优惠政策,切实减轻青年妇女生育二孩的各方面压力。     

玄武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转变生育观念 促进生育文明

近年来．玄武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以资源整合为切入点，以社区生育文化建设为依托，面向广大育龄群众和家庭，深入开展以“婚育新风进万家，万家携手享文明”为主题的多种形式伯宣传教育和服务活动。     

新冠感染会影响生育意愿吗？——对1197户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调查

大疫之后第一年,人们的生育意愿如何,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对1197户育龄家庭的调研发现,有潜在生育意向的家庭中,约有近四成在2023年有生育意愿。运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即家庭经济状况如何、老人能否帮忙照顾孩子。此外,约有半数家庭虽然可能还会选择要孩子,但在2023年无生育计划。其中,约有200个家庭表示“担心疫情会反复,今年生育有风险”,故而不愿意在2023年孕育。调查中还发现,家庭普遍把“儿女双全”作为一种美好的憧憬,且这种憧憬能促进人的再生育意愿。     

“三孩”政策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现行“三孩”政策的推动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有所波动。通过对云南昆明、昭通、临沧和西双版纳4个州市1288名农村育龄妇女的抽样调查，采用交叉表和多元回归模型对该群体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描述统计，并对其中160名典型个案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约一成农村育龄妇女由原来的“从未考虑生育三孩”转为“考虑生育三孩”;不到一成农村育龄妇女明确表示“肯定会生育三孩”;超过七成农村育龄妇女明确表示“不会考虑生育三孩”。对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程度较明显的是主观因素，如幸福理念、习俗认同等；影响程度较不明显的是客观因素，如政策引导、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及外流经历等；受制于主观因素“不想生”的人数多于客观因素“不敢生”的人数；“不想生”想法主要源于该群体对个人自由空间、生活品质的追求，“反馈式”养老模式不再占有心理优势，对后代感恩赡养的期待值处中等水平。基于上述实证研究，从国家、社会和家庭层面提出如何推进地方“三孩”政策的宣传与落地、营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以及满足育龄妇女对幸福生活追求的意愿等相应措施。     

从丁克家庭看现代社会生育观念的转变

人类社会要延续,生儿育女是必经过程。传统社会生产力低下,形成了"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生育观念已经根本改变,人们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选择多元化的生育方式和家庭生活方式,其中有一种就是能生育而不生育的无孩子的家庭生活方式,即丁克家庭。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丁克家庭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二十余年并在数量上不断发展,尤其为年青一代的80后家庭所认同。人们选择丁克家庭首先是具有一定的新的家庭和生育观念的基础,其次也有中国现代生活中迫于"房奴"、"车奴"、"孩奴"等巨大压力因素的影响。总的说来,丁克家庭生育观念的选择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重点

“三孩政策”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它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生育政策转型和优化分析的基础上,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人口问题的再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改变的视角分析中国生育政策优化的基础和内在动力。研究认为,优化生育政策不仅提升了人口出生率,缓解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会保障制度压力,而且将生育权回归家庭,是对家庭福利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 为此,在充分发挥“三孩”新人口政策作用的同时,还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将构建共享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和劳动就业权、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一体考虑,有助于新的优化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

党中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持续走低而实施的三孩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完善的公共投入来配套,在系统分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反映的相关情况基础上,对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有效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行路径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要从系统性视角出发,强化党的“领导力”、优化政府“引导力”、激发企业“执行力”、发挥社会“推动力”、挖掘家庭“源动力”,实现“党-政府-企业-社会-家庭”主体的衔接,并从顶层规划、政策制定、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工作衔接; 同时,在满足新增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考核评估体系,完善婚育假期、妇幼健康计划生育、妇女就业权益等服务保障政策措施,加大对税收支持、财政补贴等鼓励生育政策措施的倾斜力度,构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为三孩生育政策长期可持续释放潜力提供政策保障。     

一柄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关于克隆人的伦理学思考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重大的科学发明既给人类带来了进步，也给人类带来了危害和潜在的危险．作为高生物技术的克隆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从伦理的角度看，把克隆技术用于克隆人，将改变人类的生育方式、性关系和性运达，改变人类的亲东关系及其确立的标准，甚至导致家庭的消失，总之，克隆人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维护人类家庭的严肃，我们应运用法制和伦理的手段，来保证克隆技术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危害人类。     

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利用重庆市2017年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人口计生家庭结构特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育龄夫妇为“双独”“独子非独女”与“独女非独子”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2）已有子女数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3）已有子女性别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文章认为有效提高二孩生育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做好二孩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做到二孩生育及其后期相关成本在不同层面之间得到合理分摊。     

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认知偏误与政策偏差

“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是党中央在前期生育政策调整效果不彰的背景下所提出来的战略决策。然而,从国际经验以及国内研判来看,鼓励生育政策对于未来中国生育率回升的预期效果可能十分有限,这与其中两类政策偏差密切相关。一是群体瞄准偏差,即对低生育率的认知偏误会使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过度锚定在“不敢生”群体,却忽略“不想生”“不能生”与“不让生”群体,致使刺激生育率的效果不佳;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育责任的定位偏差,即形成一种认知偏误,认为低生育率主要是国家责任未尽全或未尽好所致,个人与家庭因此有“充分理由”豁免生育责任,结果是政府在承担越来越多生育成本的同时,不仅加重财政和纳税人负担,而且刺激生育率回升的政策目标远未能实现。针对这两种政策偏差,未来我国在鼓励生育政策中首先应明确国家、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在生育、养育与教育上的责任定位;其次要营造有利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观念,采取适度配套支持措施,启用温和间接惩罚措施;再次应尽快明确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