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有可为、任重道远的李约瑟研究

这是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卢嘉锡院士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文版序中的一首七绝,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及科学家对这位老朋友的真挚感情。如同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东西方人对李约瑟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在西方人看来,他是生化学家尼达姆;而在中国人的眼中,他是“雪中送炭’’及开创中国科技史学科的李约瑟。     

“女性艺术”或成投资洼地

在一切以市场成功为衡量标尺的今天，尚未变得足够强大的中国女性艺术家，却因艺术注意力的市场化转移呈现出或被市场追捧或被主流艺术边缘化的两极分化趋向。回顾过去，“女性艺术”曾一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不可忽视的“在场者”。     

人生的“三层楼”

丰子恺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画家、文学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是一位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被国际友人誉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不仅风格独特的漫画作品深受人们的喜爱，而且口才过人，妙语连珠，其内涵深刻，耐人寻味。     

晋中市开展“四个一百”引深创先争优活动

晋中市委老干部局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以来，立足实际，着眼长远，设计了特色鲜明、具体实在、操作性强的创先争优主题——“四个一百”活动（表彰一百个离退休干部“五好支部”、树立一百名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先进典型、创建一百个市级标准的老干部学习活动场所、撰写一百篇老干部工作调研文章），制定了明确的争创标准，细化了具体的活动要求。     

张大千和齐白石称冠的源动力

在过去的14年中，毕加索曾13年位居全球著名的艺术市场信息公司Artprice年度艺术家拍卖榜的榜首。如今，他的地位却被取代了!然而，取代他的不是那20i1年西方拍卖场上的楚安迪-沃霍尔（AndyWarhol），而是几位许多西方人闻所未闻的中国近现代艺术名家!     

男色风：古人的情欲结

相公堂会，戏子的情色Party 2008年年末上演了大戏《梅兰芳》，观众对戏中美轮美奂的人物、繁复考究的细节场景应该还记忆犹新。所谓“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学者看戏中的历史，粉丝看章子怡和黎明，我则留心了伶人与当时的男色之风。     

艺术创新应以真诚为前提——对当代某些前卫艺术的困惑

自从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各种各样的艺术流派打着“现代”“观念”的旗帜,创作了一系列稀其古怪,恐怖,血腥,令人发指的作品。在我国,随着开放的深入,这种完全违背人类共同的基于心理、生理结构和健康感知的所谓“艺术”,被一些幼稚的青年艺术家奉为圭臬,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模仿,由于缺少历史和文化的背景而显得乏味与苍白。艺术作品是艺术家情感的反映,一味的模仿最终丧失了自己的灵魂,而艺术创作一旦丧失了这种生发于内心世界的真实情感,变得虚伪而不真诚,也就走向了毁灭之路。     

从假洋鬼子到旗袍:中国近现代租界与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

不同于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突显西方殖民文化的话语霸权，普拉特“接触区”理论和霍米·巴巴“居间”空间理论都强调了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中国近现代租界就是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接触区”或“居间”空间。异质文化冲突有不同应对方式，暴力冲突是历史上常见的但并非唯一应对方式。假洋鬼子和旗袍作为租界新型混合性文化的产物，因其双重文化身份成为联结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纽带，为中国本土文化社群所利用，以此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本土文化社群将对西方文化的消极文化接受转换为对本土文化的积极文化输出，保持了自身的地位，从而在中西文化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其实质是非暴力的文化抵抗和温和的文化合作。这是中国文化在不平等跨文化交流实践中形成的应对策略，对于拓展后殖民理论和推动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于其他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文化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均具有某种范式意义。     

“迷醉”是文化的关键词

小时候陈应歧家住城南。回头一望，艺术家的梦想，也许是源于儿时城南旧事不绝如缕的幸福，如今正在剪辑2009新片《卧底将军》的他被称为中国电视“南方商业片一雄”。     

“奇”从何来?——白先勇小说艺术

作者认为，从思想倾向上说，白先勇是一位悲剧艺术家，从他的某些作品中看出，他继承的，正是“五四”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传统；白先勇在运用西方现代派的手法、技巧上，不是顶礼膜拜，而是一种为我所用、“拿来主义”的借鉴与吸收。作者运用大量的作品，分析、展示了白先勇小说的“奇”，并认为他融传统、现代于一炉的艺术经验是很值得人们重视的。     

草婴先生瘦小的重

几年前的春天里，意外接到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一个沙哑的嗓音带着激动时的震颤在话筒里响着：“我刚读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叫我感动了好几天。”我问道：“您是哪一位？”他说：“我是草婴。”我颇为惊愕：“是大翻译家草婴先生？”话筒里说：“是草婴。”我情不自禁地说：“我才感动您一两天，可我被您感动了几十年。”     

试析中国女性主义本土化的可能及限度

女性主义在1990年代作为一种先进的西方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来。但在实际的应用中出现了问题,即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生搬硬套和简单的“拿来”、“拼贴”。中国的女性主义者试图构建起建立在中国本土经验基础上的中国女性主义理论体系,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即将西方的女性话语资源与中国的本土经验相结合。中西方的女性主义需要开放式的对话,中国的女性主义要对西方女性主义进行对接、整合和再创造。     

中国“龙”和西方“dragon”之文化差异与翻译

人们长期以来把中国“龙”译为英文“dragon”。但由于中国“龙”文化和西方的“dragon”文化差异很大，导致了中西文化交往中不必要的误解。文章首先探讨了中国“龙”文化和西方“dragon”文化之间的差异，其次分析了目前翻译界对中国“龙”及西方“dragon”的翻译状况，最后从翻译过程、翻译的本质和任务及翻译中外域文化的可容性规范等角度指出了目前翻译的缺陷，并提出了合理的翻译方法，旨在为中国龙“正名”和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翻译探索一条道路。     

全球化与中西文化冲突的价值取向

本文认为近代以来,伴随全球化,西方文化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渗透,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拒斥、被动接纳西方文化和中西文化会通三个逻辑阶段。本文以全球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三位一体”为最高价值标准,评析了中西文化冲突的三个阶段的价值取向。在中西文化冲突、磨擦过程中,一方面,西方文化精华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渗透,实现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文化精华的价值取向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可”;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也向西方文化渗透,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价值取向被西方文化“认可”,并以统一的价值取向,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实现了中西文化的会通和创造性运用。     

近代 “洋货” 入侵与洋货消费观念变迁研究

鸦片战争以后，“洋货”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洋货”快速地摧毁着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民众自发地产生了关于“洋货”的妖魔化想象，幻想以这种方式抵制“洋货”的入侵。但让人感到无奈的事实是，“洋货”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体现，中国人通过消费“洋货”，亲身体会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优势，并开始全面地接受洋货。近代洋货消费观念的变迁说明，中国人正是通过亲身经历体会到了西方物质文明方面的优势，然后才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现代化诉求，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让中华民族摆脱耻辱，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西方文论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功中，西方文论的引入最为功不可没。西方文论“现代性”观念的引入和大量西方作品、文学理论的译介给中国新文学运动注入了新鲜因子和新活力，使得它没有像以前的文学革新运动一样昙花一现般地迅速衰落下去。其次，就新文学后来的发展状况而言，西方文论不仅常常被人们借鉴，还以融合的姿态进入到了广大学者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中，创造了中、西文论结合的全新局面。     

飞越迷雾──论中国当代文坛后现代主义之有无

本文针对目前文坛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这一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一观点是在西方理论话语进入中国以后，理论界用西方理论话语对当今中国文坛一些新现象的盲目比附；再者，西方所提的“后现代”是有所指的，它可以被认为是尼采传统的延续，也体现了西方人超越性的思维品格，而这一点在中国人的思维传统中是不具备的；虽然后现代不可能在目前的中国形成一个思潮和运动，但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确实可以看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中国有了后现代主义。对这一现象应反思其得失，采取审慎的态度去透视这一现象的本质。     

谈日中两国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的差异

谈日中两国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的差异阎雪雯中国和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在门户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之前，两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大体相同。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由于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日两国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迈开了近代化的艰难步伐，...     

论中西人与自然和谐理论的时代差异

环境保护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西方提出人与自然和谐论，并希望从中国“天入合一”的传统文化中得到借鉴，但二者具有明显的时代差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农耕时代生产方式的曲折反映，是人类开始控制自然但仍未摆脱自然控制的现实表现；西方现代的人与自然和谐论则是人类在被现代文明严重破坏了的自然严酷报复后的深沉反思。如果把西方对中国“天人合一”传统文化的借鉴看成是中国儒学复兴的契机，那是一种历史的误解。     

当代艺术中历史图像的挪用与解构

当代艺术家对“历史图像”的借鉴有两种样式：解构和挪用。“解构”主要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艺术家的文化批判立场，他们采取的策略是针对文化圣像和象征的解构。譬如艺术家对于领袖人物像和汉字，它们被看作是政治权利的象征和政治宣传工具来解构。这表明艺术家对于文化作为意识系统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