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诗案”尘埃落定

在《百姓》的报道被各大网站转载的第三天,通江县纪委宣布撤销对吴正春的处罚决定,巴中市公安局也撤销了通江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同时,吴正春的县人大代表资格也被恢复     

乌台诗案纵横谈

乌台诗案是宋代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一起文字狱.从创作的角度看,诗案所涉作品相当一部分确有寄托,但这本是"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就总体而论,诗案中作品继承和发扬了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的藩篱.<乌台诗案>是一部"变形"的诗话.从历史文化渊源看,迫害者罗织罪状的作法,乃是汉人以索隐法解诗的恶劣影响所致.诗狱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封建司法制度本身的残缺.     

车盖亭诗案平议

车盖亭诗案平议萧庆伟宋哲宗元初，高太后临朝，启用旧党，排斥新党。前宰相、新党中人蔡确贬知安州（今湖北安陆）。其间，蔡确尝游车盖亭，并作《夏日登车盖亭》十绝句。时知汉阳军吴处厚笺释此诗，以为皆涉讥讪，蔡确进滴英州（今广东英德）别驾，新州（今广东新会）安...     

一错千年的诗案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宋代部分第一节《宋代文学的承先启后》中引宋初诗人滕白的诗 :“稻穗登场谷满车 ,家家鸡犬更桑麻。”《全宋诗》也将此诗收入滕白名下 ,诗题为《七绝三首》 ,其共同根据为南宋陈景沂的《全芳备祖》一书。笔者近日翻阅《全宋诗》《杨万里集》 ,发现这三首绝句均为杨作 ,陈景沂收入《全芳备祖》时 ,误漏作者姓名 ,以至于错归后收在滕白名下。现将此二诗录下并略述浅见 :《田家乐》 :“稻穗堆场谷满车 ,家家鸡犬更桑麻。漫栽木槿成篱落 ,已得清阴又得花。” (《全宋诗》卷二三页 2 6 4 2 1)《圩田二首》 :…     

江湖诗案始末考略

江湖诗案发生在南宋理宗时期,是宋代继乌台诗案以后的又一起文字狱。称它为江湖诗案,是因为它与南宋的主要诗歌流派之一——江湖派有直接联系。弄清江湖诗案的真相,对于研究江湖诗派乃至南宋知识分子的状况,研究南宋的社会政治,都有一定的意义。遗憾的是这方面留存下来的材料不多,这里只能根据笔者所见,对诗案发生的背景、原因、结果和起迄时间略作考察,望就教于大家。     

车盖亭诗案的历史还原

车盖亭诗案的发生并不在于蔡确诗中的"诽谤"言论,而在于邢恕肯定蔡确的"定策"之功及对高太后在立储一事上"别持异议"的暗中指控。高太后与旧党势力虽然在严厉打击新党方面高度一致,却又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作为士人群体,旧党对如何处理蔡确分岐严重,并在诗案发生后呈现出种种复杂心态,这种心态既表现出士大夫群体内部的文化冲突,更折射出专制政治对士大夫的精神戕害。     

临海通江的灌南县

灌南县地处江苏省淮海平原的东北部,濒临黄海,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连云港的重要县份之一,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的南大门。总面积1041平方公里,总人口69万,现辖22个乡镇、6个农林场圃。境内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四季分明,气候宜人。     

乌台诗案纵横谈(续)

《乌台诗案》一名《乌台诗话》(见《眉山诗案广证》卷 2 ) ,却有悖于“论诗及事”或“论诗及辞”的“诗话”传统。但换一种眼光来看 ,诗案中有时涉及作诗本事 ,有时供出诗作或某些诗句的用意 ,则“论诗及事”、“及辞”还是时或有之 ,只不过作者多半迫于外力言不由衷罢了。因此 ,《乌台诗案》实在是一种“变形”的诗话。关于诗案供状迫于外力言不由衷 ,前文已有所触及 ,这里再举几个例子 ,以见其荒唐可笑。《和李清臣韵》云 :“羞为毛遂囊中颖 ,未许朱云地下游。”前句姑置不论 ,后句用了一个典故 :“朱云 ,汉成帝时乞斩张禹 ,汉成帝欲诛之 …     

通江银杏育苗技术

通江银杏是银杏家族中的一个优良种系,个大果密产量高,不歇树,一般单果净重2.5克,成年树年产数十至数百公斤,主要分布在通江县北境与陕西省接界的米仓山谷地。发芽率高、易繁殖,只要合理管护,发芽率可达100%,成活率可达95%以上。现将其主要技术简介如下:     

乌台诗案与苏轼词风新变

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因诗歌创作得祸的苏轼,从此产生了畏祸心理,但其深沉的忧畏心理又与他天性敞亮的个性特征、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相冲突,这种外部压迫与不能自我抑制的双重心理作用,使苏轼不得不将其创作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他视为无碍的“小词”。正是这种创作心理的转换,苏轼将他复杂深刻的人生感慨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转化为美丽的词章,进而为中国的词坛营造了一片自由而缤纷的天地。     

元白通江唱和的交互

安史之乱使中唐出现了大迁徙,对南方的探索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元稹、白居易二人在仕途上的波折使他们的空间位移十分频繁且涉及地域广泛,为二人创作上的地理色彩浓厚特征提供了现实的条件。然而受制于中唐车马道路等现实条件,元白二人终不可能对中唐帝国疆域有整体上富有感情积淀的认知,这就产生了近似于后现代的处所焦虑。元白二人通过唱和的方式,填补了地域上的认知空白,确认了自己感情的所在,形成“通江唱和”诗作中奇特的地理交互现象。     

北宋重要诗案与诗歌发展的转向

诗案对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是北宋诗歌和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北宋以儒立国,诗人以诗议政,发挥儒家政教精神,但屡屡因诗得祸。诗祸与新旧党争密切相连,从乌台诗案的政见之争,到车盖亭诗案的党同伐异,再到崇宁全面文禁的意气用事,始终贯穿着鲜明的政治特色。诗人的命运随着政党的得势与否而浮沉,而且波及的诗人一次比一次多。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喜同恶异使诗人难以独善其身及保持创作的独立批评精神。诗人的创作经此连绵的政治打击,由经世致用转向寻求安身立命和追求纯粹技艺,崇宁四年(1105)后,北宋诗坛批评政治的诗歌陷入历史低谷。凡此,与北宋诗案的政治化本质而造成的负面影响息息相关。     

“乌台诗案”前后苏轼的变化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因"乌台诗案"而遭受政治打击,险些葬送性命。此后,苏轼在追求功名和政治思想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功名上,由早年的满腔热情的追逐功名,实现"尊主泽民"的理想转变为随缘任运且超脱功名;在思想上,由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转变为以道家的"无为"、"齐物论"和佛家的"通达"为主。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略论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的发生,不仅是爱新觉罗王朝文化专制强化的结果,也与沈德潜所秉持的“以诗存人”的编纂原则有关,诗选中诸多触讳之处均由此原则而产生。沈德潜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对扭转清前期以来诗坛以名位交游为重的风气,大有裨益,也使《国朝诗别裁集》成为真实呈现清前期诗坛景观的重要选本。     

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纵述

《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以及《元稹年谱》对元稹、白居易通州江州唱和真相作了错误的描述 ,而且不适当地夸大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其实 ,通过细考元稹、白居易及其相关人员的行踪和各自的唱和诗作 ,是能够知道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的真相的。     

从乌台诗案看北宋官员犯罪司法程序的特点

乌台诗案是北宋中期著名的诏狱.这个由皇帝直接掌管的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审判高官犯罪的案子,其司法审判也是按从劾奏到圣裁等七个程序逐一进行,是诏狱审判制度的具体实施,最终的处罚结果也符合当时法律规定.官员犯罪的司法程序是围绕查明犯罪事实、促使犯罪官员认罪伏法设计,包括诏狱在内的绝大部分案件能够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即所谓“法在有司”.而统治者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亲自下诏书最终定罪,除了训诫教化作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显示权威的政治意义,是所谓“恩归主上”.     

“彭水诗案”不应由国家一赔了之

重庆市彭水县教委科员秦中飞在茶余饭后、闲暇之余。用手机编发了一首有关时事的打油诗。他万万没想到，半个月后，警察找上门来——彭水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把他送进看守所关押了一个月。     

关于苏轼“乌台诗案”的几种刊本

苏轼“乌台诗案”,宋时即已流传,并有多种抄本、刊本。今所见几种刊本中,《函海》本《东坡乌台诗案》、《忏花庵丛书》本《乌台诗案》为原案实录,基本上保存了诗案原貌;《苕溪渔隐丛话》本按编撰诗话的要求作过删改;《学海类编》本《诗谳》则可断定是伪书。     

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两个版本《国朝诗别裁集》比较中的清代诗史案研究

沈德潜在遴选清代前期诗歌时,十分强调“诗中有人,诗外有事”。得到其特别重视的“贰臣”诗人的入选作品尤其体现了这一原则。通过这些诗人及其作品,也可见清代诗歌创作与时势人心的密切关系,而诗史互证、以诗见史、因史明诗,则为清诗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