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增长不一致,属于典型的资本驱动型和资源驱动型经济增长。此外,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很大,受收入分配不平等、资源环境代价高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严重的失衡问题。未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重点在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改善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促进自主创新、提高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并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素质及国民经济竞争力。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增加值率变动分析

增加值率是从宏观上度量一国经济投入产出效益和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中国的增加值率在下降,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下降。中国的增加值率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既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差距所致,也是由于产业增加值率的差距所致。2002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工业变重,服务业变轻,使得经济增长质量变得更差。我们分析了产业结构、产业增加值率变动对总体增加值率的影响,认为通过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利用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提高产业增加值率,把我国的增加值率提高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有可能的。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

本文用Moore结构变化值指标测算出 1 978年～ 1 990年、1 990年～ 1 999年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度 ,从而验证了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产业结构快速变动这一动因 ,同时也揭示了钱纳里“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这一规律性结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并为产业结构政策的可行性提供了可信的理论支点     

资本、增长与储蓄--投资转化机制

资本范畴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在经济增长中资本具有资源聚合功能、配置功能和扩张功能.在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中,资本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中国长期增长的经济逻辑——经济机制探索的经验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长达70年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实现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这是党的领导下全体劳动人民不断探索经济运行机制的结果。这一过程伴随着经济体制调整的不断尝试,伴随着对经济制度、经济机制与经济体制相互关系的逐步认识,并最终找到了适合经济发展的经济机制。中国经济运行的机制不同于任何一种传统或当代的西方经济范式,是我们从无数成功或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淬取而来的、与时俱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运行原理。它的成功之处在于,自始至终都在社会主义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大目标下,遵循着需求第一性的原则,并在进入市场化阶段后充分发挥了这一优势,从而超越了传统理论范式的局限性,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科学的市场管理模式与方法,讲出一个大国如何从落后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的中国故事,也讲出了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不能而新中国能实现长期稳定繁荣的经济机制。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约束条件与机制突破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显示,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产业主导、以城市化为空间载体、以市场化为体制基础以及以国际化为战略支撑的发展模式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资源环境、市场条件、资金资本、人才资本和体制机制五个方面所存在的困境与不足也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约束条件。突破这些约束,宜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资本市场、实施有效的人才计划以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总需求结构分析

总需求管理虽是短期性问题,但如果需求结构严重失衡可能带来不利的长期性影响,进而影响到长期供给潜力的实现。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当前的最终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进出口之间不协调。这种不协调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增长,需要对这种需求结构进行调整。     

基于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下的宝鸡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

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分析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根据因果关系检验这几组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研究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宝鸡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宝鸡经济的增长依赖于投资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第二产业的扩展。     

现阶段所有制结构演变与中国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是分阶段逐步推进的,现已呈现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所有制结构的演变是现阶段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步增长的根本动因。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考证了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力资本城乡结构差异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

二元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典型特征。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是造成二元经济现象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从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入手,结合我国二元经济的特点以及人力资本城乡差异,分析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并提出缩小人力资本城乡差异实现二元经济的顺利转化的解决途径。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及其动力机制实证分析

经20余年努力,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跨入由要素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变的关键时期。实证分析显示：计划经济时期属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后进入要素-技术驱动并向技术驱动持续转变,＂十一五＂时期已取得阶段性突破。其动力机制分解说明,对外开放、科技投入、基础设施改善、劳动力转移、工业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但转型的基础仍不牢固,应采取措施,保持经济转型的持续动力,巩固经济转型的成果,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汇率机制、内外均衡与经济转型

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管理"有余而"浮动"不足的缺陷.要在后危机时代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必须进一步推进我国汇率机制改革.一要提升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加快市场取向改革向要素市场扩展的转变;二要克服非理性的"浮动恐惧症",促进外部失衡向均衡的转变;三要化解汇率稳定与币值稳定的冲突,促进内部失衡向均衡的转变.     

适度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广义矩(PD-GMM)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中国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按城市规模分四类建立了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对城市产出影响的面板数据模型,采用PD-GMM方法进行估计。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率与城市产出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曲线关系;测算出各类城市达到最优城市人均产出时所对应的适度城镇化率,根据经济理论分析,也是能够达到人民福利最大化的目标点。产业结构调整在不同规模城市中对其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已经进入工业高级化与现代服务业提升并重的城镇化阶段,而中小城市主要还处于以发展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工业发展仍然是当下一段时期内增强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体制改革、消费主导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看,还是从我国现实经济的发展要求来看,着力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都已经作为一个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任务被提了出来。为此,我们应针对扩大居民消费的几种主要障碍,下决心推进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从制度上解决与社会主义本质完全背离的国民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和灰色收入问题。     

转型期中国政府经济职能内在机理缺陷及矫正对策

目前,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型期,就政府经济职能而言,还未能完全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突出表现为政府经济职能的越位、缺位与错位。究其根源,在于政府经济职能存在着内在机理上的缺陷。对此的矫正,有必要以马克思国家经济职能学说为指导,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防止“市场失灵”,同时还要避免“政府失效”,最终实现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最佳结合。     

论中国经济转轨模式的特色

中国经济转轨模式的特色突出地表现为以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为基本方向,实行转轨运行规则、转轨运行方法、转轨运行效应三者有机结合,兼有渐进式与激进式,或者说整体上渐进式转轨与局部激进式转轨并行的特点.其转轨运行规则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为主体制度的有机结合;转轨运行方法稳中求进与改中求进相结合的渐进方式;转轨运行效率实现经济上台阶、波浪式的跳跃发展.     

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财政目标取向

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始终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符合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中国传统的投资驱动增长方武难以长期持续,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处于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时期.财政目标应从配合传统增长方式转移到创新驱动增长方式所强调的创新人才、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制度四个环节上来,为实现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储蓄、投资、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若干热点问题的探讨

本文深入探讨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若干热点问题。投资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理论结果显示,随着社会资本存量增加,投资的产出效率将越来越低。长远看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必然选择。在扩大消费问题上,预防性储蓄的存在使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需要不同的应对方法。资本市场中的q因子可为提高投资效率提供重要决策依据,增加资本和减少资本的调整成本不同是造成过量投资低效率的主要原因。     

对中国经济增长中制度机理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数据研究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制度水平与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紧密相关,并发现制度因素能够解释经济产出绝对水平的差异,但不能解释经济产出的增长率的差异。基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两个假说,一是制度改良的边际报酬是递增的,二是一次性提高制度水平具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在体制与制度创新

经济增长方式能否实现彻底转变,关系到科学发展观能否在经济领域里得到真正落实,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从青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指出要实现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必须在体制和制度创新上寻找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