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感受“写”的快乐——浅谈低年级学生写话序列训练

语文教学离不开听、说、读、写。早期开发学生智力，提高习作能力．是“集中识字，大量阅读，分步习作”实验的指导思想。对低年段孩子进行写话训练，让学生在刚开始接触语文学习的时候．就感受到语文教学的两大功能——积累语言和运用语言．并将语言的积累和运用变成自己语文学习过程中的自觉行为。但由于刚入学的孩子年龄太小，认知能力很有限．如若指导不当．势必让孩子们苦于“写什么”、“怎么写”。因此，教师要潜心琢磨、探索指导习作的方式，让孩子在开始接触语文的起始阶段感受不到“习文”的苦恼和困难。从而培养一种愉快“习文”的情感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下面就谈谈我们在“低年级学生写话序列训练”中的一些做法。     

散文:从“写什么”到“怎么写”──兼论《文化苦旅》的文本意义

一准确地说，每一种文学样式都同时有“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而且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包容，很难截然分开。但某一文学类别或在其某一时期内，对这两个问题的侧重会有所不同。以小说和散文相比较，人们对小说的“写什么”和“怎么写”大体给予了等量的关注；而散文，则往往漠视“怎么写”。新时期以来，关于小说“怎么写”的研究已十分深入，论题遍及小说艺术的各个层面；小说作者不断琢磨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艺术风格，并不断作出新的实验，表现了强烈的自觉的文体意识。散文则不同，长期以来，有关散文的话题主要还是在“写什么”的…     

“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阐释--文化哲学的视角

物与物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哲学概念。与西方哲学对“物”的认识论阐释理路不同,中国哲学思想对“物”的诠释则主要立足于生存论视域。“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问题的实质不是“物”或“物质”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即文化哲学问题。无论我们对“财富”“利益”等“物”观念乃至“物质文化”作何不屑状,“利益差序格局”事实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的主要特征,必须正视之、研究之。     

论水彩画中的“写”与“作”

水彩画是近代与油画一同由西方传入中国的绘画形式。水彩画与中国画在使用介质颜料和工具材料等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它们在作画过程中的"写"与"作"却大相径庭:在中国画中"写""作"不分,"故作字作画皆曰写";而在水彩画中"写"是"灵","作"是"魂"缺一不可。     

在“接龙”游戏中学仿写

不少学生对语文课中的“写”不太感兴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写的能力提高较慢，通过短时间的努力，往往看不到明显的进步，这样就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儿童都有着天然的模仿才能，而仿写是小学生学习作文的重要途径和训练形式，是从阅读到独立写作过程中起桥梁作用的一种有效的训练手段。     

“写”在石涛画学中的意义

＂写＂作为对中国画作画状态的特殊表达形式,尤其是在中国画中＂写意画＂的广泛运用,使得它在中国画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自宋元以后由于这个直抒胸臆的＂写＂字使得画风大变,并且在之后的中国画发展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石涛所建立的＂一画＂系统也不例外,他把＂写＂作为支撑其画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所使用的＂写＂与古代画学中的描述与运用,虽然在大体上一致,但是进一步分析就能看出,他不仅继承了古代画学中对＂写＂的运用,并且把＂写＂作为对当下的一种＂创造＂精神体现,运用到他的画论、画跋和当下的作画状态中。所以,石涛的＂写＂不仅是中国写意精神的高度体现,也是他＂创造＂思想的集中表现,更是他人格精神的写照。     

后方法理论视角下“成果法”与“写长法”教学模式对比研究

基于后方法理论的指导,就“成果法”和“写长法”这两种不同的教学模式对不同写作水平的大学英语学习者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对比实验研究.研究发现,尽管教学方法本身并无孰优孰劣之分,“成果法”与“写长法”都能一定程度上提高不同写作水平受试者的成绩,但是“写长法”对于不同写作水平受试者的效果显著优于“成果法”.     

在“仿写”中绽放个性魅力

徜徉中国文化的长廊，我们不难发现，在仿写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佳作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仿写”是一种很好的写作训练方式。在教学中，我们可以适时选择一些名家名文，让学生在学习后进行有意识地“仿写”，在亦步亦趋的仿写中让学生“人格”。当然当学生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后，我们还要鼓励学生“出格”，写出具有自己个性的文章来。     

师生同写“难”作文

提起如何指导学生作文,很多教师都会眉头紧皱。的确,稍稍一读学生的习作,谁都难免会有此感受:写活动,必有野炊;写事情,必有让座位、扶盲人;写人物,眼睛、鼻子、声音,男女老少都是一个模样。过去的一篇《小木船》,曾“克隆”出多少的“文具盒”“纸飞机”“四驱车”……“作文难”不仅“难”住了学生,更“难”倒了辅导的教师们。     

“写短法”与“写长法”的纵向对比实证研究

本课题在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英语系2007级本科学生中展开了“写短法”与“写长法”的纵向对比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写短作文与写长作文均能有效地提高学生作文成绩；不过相对于短作文而言，长作文训练能更有效地提高学生作文成绩。     

略谈哲学之"导论"

本文着重从对理解哲学本性的角度,力求对国内学界近几年所讲授哲学导论的思想原则、立论角度与论证思路给予学理上的评价,以便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进一步辨明哲学问题的始源性、先验性与延伸性的特征,进一步揭示哲学所论的规定其展开的层面、诠释的方式以及所达及的视界,进一步确证哲学思考维度的本真性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哲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列宁、毛泽东做出了理论新贡献.邓小平则正确处理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老祖宗"与"新情况"的关系问题,在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同时,也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从"天人合一"到"知行合一"--王学所实现的哲学转型及其价值

"知行合一"作为王学颇具个性化的哲学理念,融同其他哲学命题与范畴一起走向了 理学的深处,并进而实现了传统哲学的近现代转型,这不会有多少异议.问题仅在于,王学的"知行合一"与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是依托什么中介来贯通的?从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到王学的"知行合一"能否堪称哲学转型?对这种哲学转型应当给予何种评价?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拙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论瞿秋白三农思想的哲学方法论意义

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历史性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再次凸显,今已成为全党、全民关注的焦点。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更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方法的有效与否直接影响着三农问题解决的程度。瞿秋白关于三农问题的哲学分析,对我们解决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方法论启示:要求我们在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时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既要辩证全面又要抓住重点。     

鲁迅的“战士真我”及其译作《出了象牙之塔》

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深刻地影响了1925年前后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重大生命抉择。鲁迅翻译《出了象牙之塔》不仅在时间上与他创作《野草》,“决战虚无”的时间1925年基本同步,而且,在肯定积极的虚无体认以及真正生命价值创造的哲学意味上,在推崇“批判——反抗”现实的“战士”生命方式上,《出了象牙之塔》都与《野草》有着内在的联系。     

浅析本雅明的"纯语言"翻译观

"纯语言"是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对纯语言的正确理解是正确解读《译者的任务》所体现出来的哲学翻译观的关键。本文试图从纯语言的概念入手来分析纯语言与翻译的关系,以及本雅明基于纯语言原理下的直译观,文章最后论述了纯语言翻译观在翻译领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解读"天人合一"哲学的四重内涵

“天人合一”哲学的涵义之一是,承认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命和一切生命之源,这种“内在的善”构成人类所追求的和谐生存世界的价值本原;之二是,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和内在价值,需要由人来推进和实现;之三是,“万物一体”的生命情怀,尊重天地万物生命存在的多样性;之四是,师法大自然“生而不有”的崇高德性,在走近自然的同时,邀请自然走进人的生活。用生命整体性价值观导引“全球性”生存问题的解决,是“天人合一”哲学最重要的现代价值。     

《滕王阁序》成文经过考述

王勃的《膝王阁序》到底作于何时?自五代以来有14岁、19岁、22岁、26岁(均以虚岁计)多种说法。从《王子安集注》理出9篇文章1首诗:王勃犯事后回到家乡3篇、南下省父途中6篇1诗。按文中可察年月排列,从中可以清晰地窥见王勃这2年间的心路历程,内疚、自责又渴望“复旧职”;在《滕王阁序》中表述的感情乃至文句,在南下第1、第3、第4文和诗中就已经成型了,所以到滕王阁后能一气呵成。9篇文章可确证:王勃南下省父经过南昌的时间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时年26岁.从作者原始文本求证毋席置疑.历史的迷雾应该澄清。     

"三个代表"与执政党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是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重大发展 ,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是崭新的执政党建设理论。它回答了什么是执政党 ,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     

试论"忆语体"散文的"情性合一"

由性(理性)其情至情其性(理性),再至情性合一的自我抒情和个性张扬.本文将分析在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蒋坦的<秋灯琐忆>、余其锵的<寄心琐语>等五篇文章中,体现出的对人的世俗之情的肯定和张扬,同时又不失儒家的"中庸之道",因此可视为"情性合一".既有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又有不能免俗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