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经济提携”政策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通过武力占据了东北三省,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日本提出了“中日经济提携”,企图在经济上与中国达成“经济合作”之势,以此来实现其全面侵华战略。但当时的事实告诉我们,所谓“中日经济提携”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其本质是想以此为幌子,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以辅助其军事、政治侵略,最终变中国为其殖民地。     

试析奥巴马政府对华“规则外交”

与冷战后美国其他几届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的对华外交明显呈现出新的特点,即重视利用“国际规则”对华施压.奥巴马政府眼中的“国际规则”涉及安全、经贸、人权等多个领域.美国对华大打“规则牌”意在维护美国制度霸权、塑造中国崛起环境、对华实施“软制衡”、谋求本国经济利益、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等.奥巴马对华“规则外交”给中国造成了种种负面影响.对此,中国应予以重视并审慎应对.     

宋哲元与《中日华北经济提携协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军事上在华北策动分裂活动，经济上打着“中日经济提携”的幌子，扩张其经济实力，为继续侵华战争进行物质准备。当时执掌华北防务的宋哲元将军迫于日本的压力．被迫与日本达成华北“经济提携”协议并签字。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外交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外交李良玉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且迅速扩大事态，野蛮侵占了我国东北。次年３月，它又一手导演，成立了伪满洲国。“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近代对华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严重恶化了中日...     

试论北伐战争时期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原因

在中国近代史上,1926年7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统一中国,复兴民族”为目标,由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是一场胜利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进军,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惊恐.本文试对这一历史时期,中日外交史上所发生的问题作一全面、系统的历史考察,进而阐明日本对华政策由“协调外交”向“强硬外交”演变的原因及其本质.1 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实行,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紧密相关的.北伐战争前夕,世界奉行“国际协调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体制下”,日本对华外交政策主要是遵循与英美等国的协调,并在《九国公约》确立的“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下,尽可能确保日本的特殊权益.1924年6月,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的日本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前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开始了“币原外交”.     

李鸿章与“球案”

1871年,台湾牡丹社人错杀漂至台湾的琉球人,引起中日争端,日本趁机派员驻琉球代办一切外交事项,并于1874年大举进攻台湾,迫使清廷缔结中日《北京专条》,造成清廷在中日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1875年6月,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宣告琉球改制,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臣属关系。此举引起中国朝野轰动,史称“球案”。“球案”发生后,清政府根据琉球国王的求援,基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琉球的保护义务,同日本进行多次交涉。与此同时,清廷朝野各抒己见,出谋划策,围绕“球案”与诸国对华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案。在“球案”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手握清廷通商、外交、海防等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战时体制下日本东亚振兴会的“对华文化工作”

东亚振兴会是战时体制下在日本本土从事“对华文化工作”的主要团体之一,作为外围机构接受兴亚院的指导与补助。围绕东亚振兴会的缘起、对华文化工作及战争末期与大政翼赞会的关系等展开探讨,可以揭示东亚振兴会在战时体制下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文化劝诱”,揭露其配合日本武力殖民侵略的本质特征。东亚振兴会的战时对华文化工作,具有投机性、深入化等特点。     

海外雄飞论——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渊源

所谓“海外雄飞论”是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集中论述的对外扩张主义思想，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其代表人物佐藤信渊就提出征服中国的扩张主义思想体系，不仅确定了侵略目标，而且规定了侵略步骤和完成步骤的方法。在其思想影响下，吉田松阴进一步提出不仅要吞并朝鲜和中国，还要君临印度。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其得意门生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维新的重臣。木户孝允的“征韩论”，山县有朋的“利益线论”，无不直接师承于吉田松阴的对外扩张主义。而日本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梦想称霸亚洲，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正是在上述思想前提下形成的，所以说：“海外雄飞论”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渊源     

抗战前期美国外交官对华政策的分歧

美国的帮助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取胜的重要因素,而美国之加入,系因日本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所致。在此之前,美国对华之被侵略,同情多于援助,或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其“中立法”对华殊多不利。直到1939年,才有实质而较大数额的援助。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置身于美国经济之重建,关心欧洲的国际政治,国务卿赫尔则对远东事务不熟悉。远东政策委诸远东司司长洪恩贝克,另有咨询的驻日大使格鲁及驻华大使詹森。有关抗战前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前述三位外交官员的英文著作不少,但中文著作却寥若晨星,本文初步勾勒此三人此期内对华的意见作为,并略述其分歧。     

滇缅公路危机与中英关系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为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加强了对中国的全面封锁。1940年6月,日本以武力为要挟,向英国提出了封闭由英方控制而对中国抗战极为重要的滇缅公路的要求,为此,在英、日、中之间引发了一场长达三个多月的军事和外交危机。本文将通过对滇缅公路危机中英国所扮演的角色的论述,从一个侧面揭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一“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从海上、陆上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和军事封锁。1939年二战爆发后,日本妄图尽早结束对华战争,迅速实行南进的愿望增强,对中国的封锁也日益加剧。此时,除了极其有限的空运补给外,外国援…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剖析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剖析季云飞“捷外必先安内”政策，是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至西安事变前五年间，处理日本对华侵略与国内矛盾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长期以来，国内历史教科书对这一政策的评价语焉不详，仅仅简单冠于“反动”两字。近年来，虽偶有论者对这一政策...     

冷战后美国对华“均势”战略

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对华采取了“均势”战略,以遏制和抗衡的手段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力量。美国扶植日本充当亚太均势格局下的马前卒,实际上是冷战后期全球“均势”战略的回炉,目的就是要防止美国所谓与之利益相关的地缘带出现一个强国。形成绝对优势进而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同时,美国炮制安全困境理论,挑唆亚太地区国家之间以及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疑惧,相互制约,从而形成“均势”,稳保美国的霸权。     

浅析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冷战后，由于国际战略力量的对比失衡，中国国力的迅速攀升及日本国内经济、政治新因素的作用，日本对华政策中两面性特征充分显现；却支持合作又防范限制，既积极接触又温和遏制。源于日本国家利益与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家力量对比变化产生的博弈，日本对华战略中形成了借重与防范并举的外交倾向。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解读日本的经援外交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相互联系的行为体纷纷通过经济的手段进行“博弈”,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是日本战后外交追求的主要目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日本对中国、东盟、印度、非洲和拉美等地区推行经援外交,其实质在于为其政治目标服务。从日本的经援外交的发展与变化,分析日本在经援外交上的成败与得失,可为新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中日关系需要什么样的“新思维”

自国内有的学者提出的“对日新思维”理念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这种“新思维”与当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是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的确需要“新思维”，但应当是以更加理性和现实的态度看待日本的现状和发展。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外交上，都必须坚决摈弃那种“为了友好就可以放弃其他一切”的思想，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亚太地区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亚太地区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２日至２３日在上海同济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和日本中日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协办。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率领日方学者与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政治与外交”、“经济与合作”、“文化与交流”等专题，进行深入地讨论。在中日关系处于微妙阶段，又逢美国“九一一”遭受恐怖袭击不久，召开这样的国际关系问题研讨会，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对学术如何更好…     

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再议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

本文认为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的基本特征是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这是日本根据其战败国地位所确定的一种发展战略。天皇晋见麦克阿瑟是政治的“低姿态”的开始，之后，各项民主改革是其继续。日本政府的政治低姿态是服务于先把经济搞上去的经济的高姿态的。其结果，日本经济在战后第一个十年得以复兴。在之后的两个十年间，日本政府有意识地贯彻这一战略使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近这两个十年间，尽管其间或提出成为政治大国的要求，但纵观全局，日本历届政府仍基本遵循这一战略。避免同美国正面冲突，在同中国和东盟国家交往中表现低姿态。总之，这一战略促成了日本今天的大国地位     

日本人中国观的一次转换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处于“四海之师”的先进地位，因此日本人艳羡不已，形成了以“慕华”为特征的中国观、江户以后，随着西方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日本人在不断认识自已、审视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传统认识，不仅把学习目标由中国转向西方，而且产生了“蔑华”情绪。日本人对华态度的转变虽极一度损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但也给人以重要启示。     

论安倍内阁外交政策的两面性

安倍内阁的对华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两面性,其目标设定是使双边关系重回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但却采取“以包围迫谈判”的路径依赖,一方面制造舆论,渲染“中国威胁”,另一方面重拾“价值观外交”,积极构筑对华的“战略包围”.本文认为,这种两面手法的实质是多边战略对冲和双边“政经分离”的综合布局,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亟须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以应对新的挑战.     

试探二战中日本“南进”之原因

日本法西斯选择“南进”之原因如下：一、“北进”的政治优势及良机;二、此时“北进”既不可能又无必要;三、“北进”是“南进”的烟幕;四、“南进”是日本始终的既定国策;五、“南进”是对华战争“死中求生”的冒险;六、“南进”的外部可能性与内部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