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言论自由与政府规制之间的关系——以美国经验为参照

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争议在美国主要呈现为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权与政府的法律规制之间的平衡问题。1968年的金斯伯格案、1978年的FCC诉太平洋基金会案和1989年的赛博通信公司诉FCC案即是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宪法规则和合宪性审查标准,其中尤其突出了言论传播媒介的特点对于法律分析的重要性。网络时代的言论表达因表达者数量的爆炸式增长、言论传播渠道的多元扩展、言论道义责任的弱化等特征,使得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网络言论自由权有着不同于传统言论权利的素质。在最新近的雷诺案中,美国网络言论自由权的宪法保护方式基本成型,言论自由的保护仍被认为是首要的,网络言论的技术特点必须被纳入到经典的权利分析的模型中,用以决定宪法所容许的政府规制的合理程度。网络言论自由在美国并不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议题,而始终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法理的一部分。     

论美国言论自由的核心特性

无论是政治言论、商业言论、仇恨言论．还是色情言论、猥亵言论、挑衅言论,美国政府和社会皆给予它们尽可能的法律保护,美国言论自由的核心特性就体现为对言论自由的高度保护。美国言论自由高度保护的制度体现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高度保护的确立源于英国压制言论自由的历史和美国本土的殖民地历史;高度保护的思想源于布莱克斯通和杰斐逊关于言论自由价值的相关思想;高度保护的基础理论为思想的自由市场理论和自由讨论公共事务论;高度保护的中心原则为内容中立原则。     

网络言论暴力及其法律控制——兼评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

网络言论暴力是虚拟世界的非理性表达,其法律性质是滥用言论自由权的行为.世界各国(地区)通过强制保护、行业自律、社会公众监督等多渠道对其进行法律控制.我国法律对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缺陷,为网络言论暴力现象的蔓延提供了方便.应当引入网络言论自由权和网络隐私权概念,协调好二者的关系.还要推行网络实名制,将立法形式作为隐私权保护的最低保障,同时加强行业自律,为行业内部提供基础性的行业管理,构建完善的网络言论暴力法律控制体系.     

网络名誉权与网络言论自由的冲突与制衡 ——再论"微博第一案"

互联网社会中利益多元化的群体对于名誉权和言论自由的理解和需求是不同的.网络中发表的言论时常伴随着对他人名誉权的侵犯,网络言论包括在互联网中陈述事实与发表观点.为减少网络言论对他人名誉权可能造成的侵害,网络言论自由应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司法实践在规制此种冲突时,应该遵循利益平衡的原则,在民法没有对言论自由做出规定的当下,应按照宪法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精神,平衡网络言论自由和网络名誉权的关系.在具体个案认定时,应区分"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给予网络言论不同的自由程度;此外,对于网络名誉侵权主体和网络名誉被侵权人,应根据两种主体的身份特征、 身份属性对自然人和法人、 公众人物与普通大众、 专业者和非专业者区别对待.     

论网络时代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与限制

随着网络媒体的蓬勃发展,言论自由被赋予了新的理念和表现方式,但是公民在发表言论的同时可能会触犯他人的权利。加强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和限制是现代法治发展的需要。我国对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与限制存在诸多问题,应从宪法条文重构、制定专门法律、加强司法救济等方面完善对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与限制。     

网络言论自由的问题与相关立法分析

言论自由权作为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通过一种新兴的、特殊的载体——网络,得到普遍存在和发展。网络言论自由在信息传播中具有便捷性、广泛性、匿名性的特点。开放便捷的网络平台,弥补了传统媒介的不足,使得言论自由权的实现成为可能;但保护的缺失和限制的缺位诱发了网络言论自由在一定程度上的滥用。我国在立法上,对于如何规范网络言论自由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在程序和实体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修正。     

论网络言论自由权的两个限度

公民恰当行使网络言论自由权是宪政精神的体现,但不能忽视滥用网络言论自由权带来的危害。因此,必须为网络言论自由权的行使设定必要的限度,原则限度包括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原则、比例原则,具体限度包括公共利益、私人利益。     

言论自由原则在商业领域的拓展——美国商业言论原则评述

商业言论是否应得到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保护以及应得到何种程度的保护,对此学术界还存在较大争议。在美国宪法司法的实践中,言论自由原则已经出现向商业领域拓展的趋势,并形成了商业言论原则。虽然言论自由的核心属性是政治自由权利属性,但也具备经济自由权利属性。区分政治性言论与商业言论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区别对待的做法,不仅会面临言论类型化缺乏可行性的难题,而且还会遭遇经济自由权利崛起的挑战。     

“网络诽谤解释”之刑法解释论剖析

“网络诽谤解释”以实质解释论为立场,扩张了诽谤、寻衅滋事等罪的成立范围。特别是“网络诽谤解释”借助“累积犯”理论解释诽谤罪的“严重情节”,本质上创制了一种新型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而网络诽谤公诉情形的增加为公权力介入言论自由打开了缺口。形式解释论以法律条文为中心,禁止司法机关的入罪解释,但不排斥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坚持形式解释论可防止传统犯罪网络入罪的异化,平衡名誉权与言论自由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彰显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精神。     

美国军人言论自由的限制

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普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权。但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军事利益,美国统一军事司法典、国防部法令、美国军方的条令对军人言论自由施加严格限制。如禁止教唆犯罪、禁止侮辱性言论、禁止伪造公文、禁止挑衅性言词、禁止伪证等。美国对军人言论自由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保障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和军事利益,保持军队所谓中立,保证军队纪律,维护军人风度。     

言论自由: 网络法治的“母”与“子”

作为言论自由在网络社会的表现,网络言论自由既有传统表达自由的共性,又蕴含特殊的规制难题.现时期出现的各类网络言论自由界限与法律缺位的案例使得相关多方的权利保障面临困境.西方国家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以及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的良性做法提供了制度改革的思路.     

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制衡:"公众人物"理论解析

美国法上的公众人物理论旨在解决名誉权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公众人物理论的形成是与美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的。公众人物理论也并非解决权利冲突的惟一途径。在我国,采用确认之诉的方法,要比公众人物理论更适宜国情。     

论公民言论自由的价值及其法律限制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权利,包括言论与不言论的自由。言论自由的价值在个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建设三个维度上得以体现。但言论自由不等于自由言论,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只会导致言论的不自由。因此,言论自由在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     

宪法权利的刑法保护——以言论自由为例的解读

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宪法权利必须实现刑法保护,刑法对宪法权利的保护存在直接保护与通过限制宪法权利滥用而进行间接保护两种方式。从以言论自由为例,对宪法权利如何实现刑法保护进行的解读中,可以得出结论:权利保护,乃是宪法与刑法的最大交集。     

民国元年的报律风波透视

民国元年发生的报律风波,折射出丰富的历史信息。现从两个方面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入开掘。第一,从报界向临时政府争什么来看,报界主要关注的是言论自由,而不是法治,报律风波主要是言论自由问题;第二,报律风波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革命党人对言论自由的幻想化理解,以及由此导致的对革命条件下舆论控制的认识不清。     

结社自由简论

宪法性法律和国际人权条约承认和保护的结社自由，是个体基于不同的原因而与他人结成名称、规模、宗旨和目标等各不相同的组织的权利。文章从四个方面，即什么是结社自由、它有什么功能、法律如何对之进行保护以及结社自由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关系，对结社自由进行了界定。     

论“人肉搜索”中的公民权利保护——以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为视角

“人肉搜索”的背后是隐私权与言论自由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冲突,对于二者的调和与平衡,应把握冲突的根源,而这一冲突的根源就在于隐私权文化的缺失以及隐私权法律保护的不周。因而,对于网络环境下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平衡,应侧重于健全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特别是应当弥补宪法保护的缺失。在不得不对网络言论进行规制的情况下,应当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考虑实际国情,并且对于言论管制的立法必须符合明确性原则,在最低程度范围内进行规制。     

中美对言论自由的宪法救济比较研究

2006年发生的轰动一时的"彭水诗案",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宪法对言论自由保障的缺失,而发生于美国的类似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却成为了美国宪法史上检验自由理念的正面例证。以这两个结论截然相反的案例为切入点,分析中美宪法对公民言论自由保护的现状,以期能借鉴美国对言论自由宪法保护的优点,尽快完善我国宪法在实施过程中对言论自由保障的制度。     

清末的出版自由与报律的限制

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出版自由是其延伸。清朝末年一些先进的思想家提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思想,出版业也开始起步。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清王朝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新兴的新闻业进行了限制。文章对这一阶段思想家的言论自由的思想进行了介绍,并对清末相关法律进行了实证的分析。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言论自由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利益结构出现多元化,和谐社会的提出正是为了通过各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来实现社会稳定、有序发展.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社会阶层、利益集团以及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包容互信.因此,对法律框架内的言论自由予以有效保障是求得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