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近代中国宪政史研究的一个视角

中国近现代宪政转型史犹如一片茂密的森林，本文仅仅着眼于其间的一根枝节，即时人如何应时突如其采的中西之争；于此．古今之争如何作为一种解决时症的药方浮出历史的浩瀚水面；两条本不相干的路径，如何在宪政之镜像、理念、制度等三个屡面发生奇异的汇合，并可能生成一种值得发扬的政治经验乃至传统，以度它对今日中国的宪政建设具有什么启示意义，作者不奢求全部回答这些问题，而在于将问题敞开，呈现思想之张力，同时将答案留给未来。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现代对历史哲学的关注

“古今”与“中西”之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变易史观的出现,从“变法”与“守旧”的争论到对“孔教”的批判,直至“中体西用”理论的破产,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进展的大致轨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哲学随之步入近现代化的历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观念开始崩溃。     

从“解释学循环”看解释学真理观的“古今之争”

"解释学循环"有古今两种不同的解释,古典解释学认为解释学循环是可以消解的,人们可以达到对作者作品原意的全面理解;当代解释学认为解释循环是不可以消解的,每个人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的自我理解中方可实现。"解释学循环"的"古今之争"体现了古今两种不同的真理观。     

古今之争：从“托古改制”到“取今复古”——重新从康有为出发

古今之争问题,是近代中国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时至于今,在盲目的复古和浮泛的西化风潮中,我们仍需要重新来对待这一问题。本文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文化综合论出发,来考量近代以来我们是怎样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在这种考量的具体过程中,康有为构筑了我们的起点,也成为我们的参照。     

现代性批判之“异常思”:施特劳斯论马克思

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性的激烈批判把他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但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和根源有着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理解,他认为,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拯救危机的出路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由此出发,导致了施特劳斯对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的否定性理解,即:在其对现代性危机之最深根源的复杂反思中,施特劳斯实际上把马克思看成是现代政治哲学的顶点,他隐微地始终在同马克思进行论战,具体体现在历史、自由和哲学这三个概念上.     

政治、道德与历史之古今变奏——一种非历史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路径

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指向了一种非历史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路径,但是我们同样能够立足以康德和费希特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传统在政治与道德、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辩证和纠结,从中找出既能有效地回应古今之争而又不陷入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二难选择的理论资源。从康德经由阿伦特到哈贝马斯的思想线索例示了走出所谓现代性绝境的可能路径,而后阿隆的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则构成了消化和回应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另一种富有前景的理论选项。     

自然权利观念的起源——兼论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

自然权利理论一直以来都是法学和政治哲学领域的核心范畴，国内外很多法学和政治哲学工作者都对其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都是在法学或者政治哲学的单一领域内进行的。施特劳斯在这方面有过大量的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和论著。把握其内在的自然法思想，通过一种法学与政治哲学互动的方式，可对自然权利观念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更深层次的思维逻辑考察。     

从古今中西之争到新的文化生命体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论断。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冲击,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如何处理中与西、古与今的关系,再造新的文化生命体,构筑文化自信赖以依托的文化主体性,找回并坚定文化意义上的自我,重构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就成为一个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前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就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条件。     

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为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而作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知识界爆发了一场持续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古今之争”.迄今为止,学界大多把“古今之争”仅仅视为文学艺术原则或广义的学问原则之争.实际上,“古今之争”更关涉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优劣,是古今政制原则的优劣之争.通过解析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这部“世界文学名著”,我们发现“古今之争”是西方现代文明史上的一次古今政制之争.     

现代性的命运——施特劳斯论卢梭

施特劳斯的思想史研究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他的学说在引进大陆后造成了显著的影响.本文试图以施特劳斯对卢梭的解读为例,勾勒出施特劳斯眼中的卢梭的思想肖像与思想史定位,进而体现施特劳斯思想史研究中的风格与方法,展现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深刻剖析.最后认为,施特劳斯在古今之间保持了现代取向,他的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在于为我们展现了现代性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从布鲁姆对罗尔斯的误解看施特劳斯学派政治哲学及其中国变体

罗尔斯政治建构主义的正义理论受到以布鲁姆为代表的施特劳斯古典学派的强烈批判。这一批判是建立在对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误解与敌意的基础之上的。对布鲁姆的重新审视有助于廓清施特劳斯学派政治哲学的特质。而汉语学界的施特劳斯学派则进一步歪曲了施派的基本立场,抛弃了施派政治哲学仅有的合理内核,并将其中不合时宜的部分推向极致。因此,施派以及中国施派的政治哲学主张在政治实践上是荒谬和危险的。     

何谓小政治?——论施米特对施特劳斯的一个回应

施特劳斯和施米特之间关于政治概念在不同时期都有思想对话和交流。1932年版的《政治的概念》于1963年再次修订,在这一修订版的新增注释中,施米特共三次提到施特劳斯。在小政治这个话题上,施特劳斯在1932年的评注中对施米特提出了挑战,施米特则在1963年做出了回应。这次回应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和重视。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碰撞是一位政治现实主义者和一位政治理想主义者之间的交锋。     

黑格尔与辩证法问题上的“古今之争”——基于伽达默尔《黑格尔的辩证法》展开的学术钩沉

黑格尔将辩证法问题上的“古今之争”处理成“古今之辨”,通过差异比较、沟通对话,融汇古今辩证思维于一体,形成包含肯定和否定两个维度的概念辩证法。概念辩证法统合认识中运动着的绝对精神以及绝对精神对自身的反思,揭示人的主观思维形式的逻辑进展与绝对精神自身的辩证进展之间的同一性,并基于概念间的内在关系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辨逻辑体系。辩证法执定思辨的逻辑而遗忘了语言,概念间的理性推演取代了语言对事物的言说。伽达默尔则认为,事物在语言中存在,以话语方式呈现。辩证法就是在问与答的对话中说出事物自身的话语方式。伽达默尔重新确立了语言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为对话辩证法赢得了尊严。     

论施特劳斯的历史主义批判

历史主义拒绝西方自然法传统,否定自然正确。批判历史主义,是施特劳斯(Leo Strauss)思想中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对历史主义的一般性批判中,施特劳斯提出,政治哲学实践的失败并不能说明政治哲学本身的失败,而且拒斥政治哲学将导致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其次,政治学说的多样性只能说明,人类还未获得有关政治事务的知识。最后,历史的方法并不能客观地理解政治哲人的思想。通过批判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历史主义思想,施特劳斯首先表明,不管是早期的历史主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还是激进的历史主义(海德格尔的历史主义),都是自相矛盾或荒谬的。其次,政治哲学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只有通过政治哲学,追问自然正确,才能从历史局限性中解放出来,逃脱黯淡多变的命运。施特劳斯的历史主义批判是对人类理性和原初意义上的哲学的辩护。     

施特劳斯对“自由教育”的哲学阐释

施特劳斯是“二战”后美国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一生执教于美国若干著名大学,多次从其政治哲学的高度来阐释他对“自由教育”的主张和见解,使其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相得益彰,遂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中独树一帜,并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预防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警示。     

李太后与“国本之争”

论及明朝万历政局演变,"国本之争"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明神宗之母李太后在国本之争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和影响,史界就缺乏系统深入的阐述。本文拟对此问题做一初步解析,有不妥之处,务请方家指正。     

解析“西沃之争”:理解美国公共行政的一个视角

美国是最早将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国家,其长达百年的公共行政学发展为世界公共行政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40年代以前,公共行政学长期被科学管理理论垄断,但是随着二战之后各个国家行政管理理论出现了与国家发展的不相适,公共行政陷入了"身份"危机。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西蒙与沃尔多之争(以下简称"西沃之争")缓解了当时公共行政学的危机,促进了公共行政的多元化发展。本文聚焦于"西沃之争"的背景、内容及其对整个行政学史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