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是否金融诈骗罪的必备要件，理论界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笔者从立法功利主义、刑法体系和刑法务文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分析，赞同肯定说的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金融诈骗罪的必备要件。在此基础上，阐述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即在司法实践中，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同时结合案件全部事实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运用事实推定的方法解决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     

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时”的认定

非法占有目的是构成金融诈骗罪的必要要件,司法实务中准确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认定过程中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将行为人供述、司法推定以及行为人的反证相结合,以准确界定“非法占有目的。”     

集资诈骗罪认定若干问题研究

资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手段集资，骗取集资款，数额较大的行为。随着我国金融市场逐步放开，各种非法集资以及集资诈骗活动逐渐增多，并显示出了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但正确认定集资诈骗罪却成为一个实践难题。本文通过研究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指出认定集资诈骗罪的关键在于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认定犯罪的主观方面，即非法占有的的的认定；二是如何认定犯罪的客观方面。     

论刑事推定在几类合同诈骗案中的应用

刑事推定包括刑事立法推定和刑事司法推定。本文拟根据刑事推定规则与方法，研究几类合同诈骗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具体认定问题。     

信用卡诈骗罪的部分犯罪手段研究

目前，我国调整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律规范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的规定，以及2009年12月两高公布的《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特别是《解释》的出台，明确了“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认定问题，以及明确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了界定。但对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内容没有过多的解释．本文着重探讨的是该项“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条文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问题。     

简析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之区别

抢劫罪与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在主客观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行为人都有可能采用一定的暴力、胁迫等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都有可能侵害他人人身权利和公私财产权利等,因此在实践中,正确区分两罪存在一定的难度。本文试图结合案例,从两罪的主观目的、客观行为、犯罪后果等方面入手分析,以期对两罪进行区分。     

解析金融案件中的“票据诈骗罪”

在我国金融诈骗的七种最具体案例中,除去(刑法193条)的贷款诈骗罪与(刑法192条)的集资诈骗罪)条规中明确指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之外,其它的五种犯罪(刑法194至198条)的条规中均无此规定。本文以金融案件中的"票据诈骗罪"为主体,展开否定、肯定与折衷解释三方面的论点以及全方面的分析。     

诉讼诈骗若干问题研究——兼驳诉讼诈骗是典型三角诈骗之观点

关于诉讼诈骗行为的定性，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均对此问题存在争议，虽然“诈骗说”在其中占有通说地位，司法实践中也同样大部分认定诉讼诈骗行为为诈骗，但是诉讼诈骗行为并非完全符合诈骗罪的三角诈骗特殊形式的构造。法律漏洞问题不应依靠有争议的结论来解决，而应由完善法律来得到问题的澄清。     

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若干问题探讨

交通肇事罪的定罪与量刑问题一直以来成为司法实践中比较棘手的问题。交通肇事罪看似普通与平常的罪名，实则问题重重。特别是自“胡斌案”，“孙伟铭案”，“李启铭案”，“陈家案”之后，民众呼声强烈，单纯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已不能顺应民众呼声，交通肇事当场致人死亡定交通肇事罪，仅仅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似乎无法平息被害人家属心中的不平衡，建议认定被告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心理状态截然相反，这种一味为了顺应民意而将被告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更改对被告人也是不公平的。     

论刑法条文中的暴力手段

暴力手段在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量刑轻重中有重要作用,刑法不同条文中的暴力手段之意义差别较大。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对分则条文中各类罪所规定的暴力手段进行界定,有益于司法实践中对个罪的认定与裁量。     

国际贸易中的信用证欺诈及法律救济

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普遍使用的结算方式。信用证欺诈现象在经贸活动中屡屡出现,而对信用证欺诈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却因认识不一而缺乏相应的民事和刑事规制。迄今为止,我国有关信用证欺诈例外的成文法制建设尚处于空白状态,这将对我国的国际贸易造成损失。信用证欺诈与信用证欺诈例外1.信用证欺诈。当事人以虚构的事     

合同诈骗罪几个疑难问题探析

当前，合同诈骗在经济领域时有发生并呈上升趋势，但司法实践中对此罪的认定，以及对法条的理解和运用出现了诸多分歧。本文试对合同诈骗罪中所涉及的几个疑难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在认识、理解和司法认定中趋于统一。     

怎样理解刑法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作为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对其含义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也是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本文拟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概念解析入手,来具体分析其在分则具体条文中的合理含义.     

合同诈骗罪界定探讨

我国刑法对虽合同诈骗罪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目前合同诈骗案件存在与民事欺诈、民事纠纷越来越多的竞合，边缘化趋势明显。合同诈骗罪作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与民事欺诈，民事纠纷还是存在质的区别，不能用民法宗旨界定，但又需要民法指引操作实践。合同诈骗罪有自己的界定标准和区别于普通诈骗罪的地方。     

徇私枉法罪主体范围的界定

虽然我国刑法对徇私枉法罪主体范围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但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由于各种形式多样化的徇私枉法犯罪,故司法机关在认定徇私枉法罪主体范围时,难以把握。鉴于此,本文笔者主要从徇私枉法罪的主体范围、可以构成徇私枉法罪的一些特殊主体。     

盗窃罪定罪与量刑之反思——以许霆案相关争议问题为视角

曾经被媒体和公众吵得沸沸扬扬的许霆案已经尘埃落定，许多法律专业人士，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学者也都积极热烈地参与了对本案的讨论。在围绕本案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以及本案背后折射出的司法制度与体制等诸多理论问题，本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究。     

试论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分

故意伤害和寻衅滋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属多发性案件.但鉴于两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主观方面的目地.容体以及犯罪对象上都有着交叉重叠.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两罪进行明确辨析存在一定难度,从而直接影响了案件的定罪量刑。本文从寻衅滋事罪名的渊源上解读定罪需要考量的因素,比较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不同,从而有利于在司法上更加准确认定寻衅滋事罪。     

论古玩赝品交易纠纷的司法处置

近年来,文物收藏热亦逐步升温,古玩交易市场也逐步形成,但古玩交易中赝品现象,引发的买卖纠纷也时有发生。古玩交易有其特殊性,对由此引发的纠纷如何进行司法界定,是按民事欺诈还是按刑事诈骗处理,法律规定尚不明确。笔者结合业务实际,对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处理古玩赝品交易纠纷、维护古玩交易市场的正常运作有所帮助。     

论侵犯财产行为中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限——从“许霆案“思索不当得利制度对侵犯财产犯罪的限制

侵犯财产领域中民事不法与刑事不法交错相生使得重刑主义产生,造成刑事资源的浪费,也造成公民权益的损害。本文以侵犯财产的行为作为讨论对象,引入“许霆案”分析相关理论,总结不当得利制度与侵犯财产犯罪的区分方法,拟提高司法实践中解决该类问题的能力。     

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区别的司法认定

集资诈骗罪作为一种严重的金融类犯罪,对其处罚也是相当严厉的。正因如此,集资诈骗罪的入罪标准应当严格把握,不能武断地把一切类似的行为都归为集资诈骗罪的规制行列,当然也不能放任任何真正的集资诈骗的犯罪行为。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民间金融以它特殊性的优势,利用社会成员间这种私人之间的自发激励、相互信任、资金互助、辅助融资等等功能,以及灵活便捷的融资机制、低廉的交易费用、充足的资金供给、与众多的市场特征,为民营的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然而,随着"吴英案"等许多集资诈骗案件的发生,使得民间金融资本,特别是民间融资活动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对于吴英案件是集资诈骗罪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判决争议成为了研究集资诈骗罪主要的切入点。一段时间以来,针对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特别是对于体现国家强制力的刑法是否需要介入以及如何介入产生了许多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