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礼法之争述评

清末礼法之争是清末修律中法理派与礼教派之间的一些争论,这次争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围绕"存留养亲"、"亲亲相隐"、"无夫奸"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主张去除以三纲五常为最高指导原则的传统法律体系及理念,大力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和体系,为中国法律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洪仁玕--主张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第一人

中国法律近代化，即从古代传统封建法律向近代资本主义法律转型。中国法律近代化是从清末变法修律开始的，沈家本、伍廷芳等是中国法律向近代资本主义法律转型的最早实践者。而在此前约半个世纪的洪仁　，却是在思想上主张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第一人。其主要内容与基本表征是：一、由人治到人治与近代意义上的法治相结合；二、由法律保护封建自然经济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三、由刑、法、律到法律，由专制主义、惩罚主义到人道主义、法治主义。     

论清末修律对国民人权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影响

清末修律在中国近代人权与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近代人权进入法制领域的开端,对后世中国人权与法制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清末修律不仅从社会舆论和实践上促进了近代国民人权意识的进一步增强,而且还对当时及后世中国国民的法制观念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由于清末修律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其对近代国民人权意识增强和法制观念转变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只是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对此也要有客观的认识.     

从清末修律中的"礼法论争"管窥礼法关系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法律改革。这一时期,也是礼法之间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新修订的刑律是否应继续纳入传统封建礼教的规范,这场争论就是著名的“礼法论争”。礼法论争不仅反映了外来的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法制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对清末修律中“礼法论争”这一具体史实的分析,回溯礼的产生及礼法关系的演变过程,启示中国现代法制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依托,在借鉴西方法制经验的同时,中国应当走民族化、中国式的道路。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论张之洞与沈家本的修律

张之洞是清末封疆大吏,洋务派重要代表,辞世前两年还出任军机大臣。沈家本乃清末法学名家,清末修订法律的实际主持者。在修律的礼法之争中,张沈分别为礼教派和法理派的首领。通过对他们关系的剖析,探讨张之洞对沈家本修律的影响,对于研究沈家本的法律思想,无疑有所裨益。     

试析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的力量对比

对于清末修律时爆发的礼法之争 ,以前的论者多以为体现了礼教派的强大和法理派的软弱。作者从奕匡力和他主持的宪政编查馆入手 ,对礼法之争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指出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法理派并不是势单力孤 ,清政府也不是礼教派的坚强后盾 ,礼教派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并未取胜 ,法理派也根本谈不上言败。鉴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礼法之争中迈出的 ,因此对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作出新的认识与评价。     

清末礼法之争探析

清末修律是清朝统治阶级挽救危机、推行“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修订法律的指导思想上 ,统治阶级内部存在较大分歧。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和以沈家本、杨度为代表的法治派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长达近 1 0年的争论 ,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法律的发展方向 ,启动了中国法律由封建化向近代化转型。     

清末修律与中国近代民刑事法典的编纂

清末修律活动与晚清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同时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是清末修律的直接诱因和催化剂.清末修律是在政府推进下的自上而下的法律的全方位改革,受到西方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影响很大.清末修律过程中东西方法律精神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始终进行着,其经验和教训是我们法制建设的宝贵财富.     

伍廷芳与清末新政法律改革

伍廷芳精通中外法律,是近代著名法制改革家。在清末担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并参与修订法律工作,把近代西方法律思想与实践引入修律的整个活动中,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进行了全面删改与创新,进而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制的固有面貌,在一定意义上宣告了传统法制体系的历史性终结,推动中华法系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     

清末对法治局限性的认识

清末,在有关法治的喧嚣声中除了赞美和肯定,也夹杂着着一些谈论法治局限性的声音。清末有关法治局限性的言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对于中国传统法家法治的批评;另一类是质疑西方法治可能走向只重视法律而忽视个人道德的道路,最终会导致个人道德低下;第三类则是根据西方无政府主义学说,对近代西方法治彻底否定,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法治。     

清末国籍法的制定及其意义

中国从清末引进国际法,到制定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是中国国民具有隶属于自己国家法律身份之开端,之后民国时期的各届政府都以这部国籍法为蓝本制定国籍法,以规范和调整国民以及移民、侨民问题,自此,中国的国籍法开始与国际接轨,走向现代化。     

基于永佃权的清代国家法与习惯法之比较

永佃是民间自发产生的经济制度,佃农因支付押租或因垦荒改良土地而获得永佃权。永佃权提高了佃农地位,但地主与佃农的权利关系并不明确而带有模糊性,争诉频发。起先国家法禁止永佃,但永佃权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法律禁而不止,所以国家法予以默认。相对于国家法,习惯法的规定更详细,但习惯法比较分散,效力也弱于国家法。清代永佃法律并不统一,无法使永佃权从自发制度转化为规范制度,削弱了永佃权的功能。     

从《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继承"两编的界定看我国法律文化的近代转型

<大清民律草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草案,其"亲属"、"继承"两编的规定中既有一定的西方资本主义法律精神,也承继了传统中华法系中以父系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思想.作者认为这是缘于三方面原因:一是晚清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二是西方法律思想已在一部分知识精英和洋务派官僚中深入人心.三是晚清统治者仍是当时世界上最保守的统治集团之一,我国传统的封建礼教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影响还极为深远.<大清民律草案>中的这种矛盾性真实地反映了我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和法律文化的转型状况.     

清代回疆司法实践中的刑事法律

本文通过使用大量的史料及案例材料,对清代回疆地区司法实践中所实际适用的刑事法律作出了详尽的分析,从而揭示出清代国家法在回疆地区适用的渐进过程。     

清代户籍法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

户籍法是一个政权加强对民众户籍管理 ,维系赋税征收和徭役佥派的重要规范。清王朝在继承明代户籍法的基础上 ,通过对户籍法律规范的不断调整 ,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 ,消弭了民众的反抗意志 ,维护了政府的财税征收和徭役佥派 ,并在保甲法等基层组织制度建设方面 ,进行了强化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清末修律的评价及其对依法治国的启示

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清末修律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启示在于:依法治国必须与更新传统法律观念和树立现代法治意识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正确把握学习和继受西方法律;依法治国必须吸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和优良传统道德的精华,实事求是地推进法治建设。     

晚清国际法研究回顾与前瞻

晚清国际法研究是近二十年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学界主要就国际法传入中国的时间、林则徐翻译国际法、丁韪良与国际法汉译、晚清知识分子对国际法的认识与态度、国际法对晚清外交的影响等专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文章对这些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了介绍,同时指出本领域的研究存在的问题及需要改进和深化之处。     

试论国际法的输入对晚清外交近代化的影响

国际法的输入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晚清外交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它适应了当时中国对外交知识的渴求,改变了晚清官员不悉西例的状况,促进了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确立和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极大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