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士"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转换--三论张东荪先生的儒学观

传统社会里"士阶级"完成两项功能一曰"清血针",政治上"以德干政"; 二曰"维持力",社会上"以德系群".他们手中唯一的法宝只是"极高度的修养"或曰"道德".现代社会之社会结构,要比传统社会复杂得多."士"所担负的使命得有根本的变化,"士阶级"本身也必得根本的改造.现代社会里政治之复杂性及社会之复杂性,恐远非简单的"以德干政"和"以德系群"所能解决.所以"士阶级"必须改变自己的努力方向,不再辅佐君主(现代社会之成立以君主之消亡为前提),而是辅佐整个儿的文化"代表理性主义",成为"理性"之代表;"代表道德主义",成为"道德"之代表.质言之,成为"文化"之代表,成为"文化"之"负担者"与传承者.此一使命超出传统使命之所在,在除了"道德"的使命以外,"士阶级"还须承担"知识之使命".     

彭泽方言"得"之用法浅探

"得"在彭泽方言中有多种用法和丰富语义."得"做动词时基础义为"获得",后接名词性、动词性短语和兼语短语,"得"做"感激"之义时只限于固定结构"得于";"得"做助词时结构为"动+得",表结果和祈使;"得"做助动词时,表可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人"塑造问题

极左僵化思潮下"道德人"塑造的沉痛教训是漠视人的利益与能动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必然呼唤包括人的素质、人格、才能在内的"能力人"塑造."能力人"塑造以尊重、关心、爱护人与关注人的利益为原则;"能力人"塑造的三大新观念"无能也是不道德"、"无德便是恶"、"无功便是过",本身就具有厚重的道德内涵.     

传统"德治"的意蕴 ——兼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中国传统"德治"形成于西汉,其内涵是德性、德政和道德教化."德治"的基本意蕴:"德治"是以汉承秦制为背景的;"德治"是汲取秦朝独任刑罚教训的举措;"德治"是力主"德主刑辅"即发挥道德教化引导民众的主导作用;"德治"是倡导"前德后刑";"德治"是以法治为保障,以法治为标准和目标的.     

“过犹不及”：儒家人际交往实践的伦理准则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过犹不及"既是人们处理人我关系的一般原则,也是君子人际交往实践的最高准则."过犹不及"贯穿于儒家道德情感、道德言语和道德行为之中,是儒家人际交往实践一以贯之的伦理精神.在人际交往实践中,"过犹不及"是诸德的整合,是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的完美统一."过犹不及"是"至德"、"兼德",是儒家人际交往实践理论区别于同时代并行诸学墨道法同一理论的显著标志.     

"X什么X"的结构性质新探

口语中的"X什么X",是一种特殊的否定结构,X几乎可以由各种语言形式充当.学术界一直对其结构性质有争议,现有的句法理论也很难为其结构定性,而结合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从逻辑角度,提出"索引-否定"理论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据研究,人们在使用"X什么X"时,必先"索引"否定对象,后将其置于该结构中表达否定意图,"X什么X"是"索引-否定"结构,其下有三个小类:"X1什么X1""什么X2"和"X3什么X4(X3X4)",它们在使用范围上互补."索引"有指向否定对象的作用,根据"索引"位置的不同,该结构表层有两种形式:1."X+什么X",即"索引+否定":2."X什么+X",即"否定+索引",三个小类分别与这两种形式对应.     

水至清,则无鱼--"纯文学"的生存危机源于这个"纯"字

"纯文学"源出十九世纪西方的"纯诗"、"纯艺术"等唯美主义思潮.中国古代文、史、哲统称为"文";"五四"时期提出"纯文学",旨在与"史"、"哲"分家以实现中国文学现代化.新时期再度提出"纯文学",旨在与"政治化"分家以摆脱文学的"政治工具化"处境.它在中国两度兴起,都有积极意义.但不能因此抹煞其特定时代、特定思潮中的这种属于特殊美学范畴的特性.而文学则是具科学性与普遍性的美学范畴."纯文学"远较文学的内涵要狭窄得多.因为它并不具备科学性与普遍性的美学范畴品格.把它当作具普遍性与科学性的美学范畴并取代了文学,使文学"纯"到脱离现实时代与人民生活的地步,必然会因取消文学的"人学"本质而导致文学自身的生存危机.文章指出"纯文学"的生存危机源于这个"纯"字.并列举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实论证了过"纯"的危害性.据此呼吁"文学就是文学";必须抛弃这"纯",回归"文学是人学"这一本质自身.作为"人学"的文学,只要真正关注时代,关心政治,关怀人民及其命运,必然会得到人民热爱与支持,永葆艺术的青春.不会产生生存危机.     

对"次道德"现象的伦理学解析

"次道德"现象受到社会公众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多数人所指的"次道德"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因先恶而后善"的行为."次道德"作为"道德之次",应该是在道德底线--法律之上的,它不应该是不道德或违法行为的"衍生行为"--这是"因先恶而后善"行为的根本特征."次道德"作为道德现象和伦理学范畴,只能从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层次性与实践中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道德品质的个体差异性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把道德价值较小的较低层次道德完全等同于危害性较小的不道德行为或非法行为.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源"和"流"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形成的源和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源",即当今时代及其社会实践.当今时代的变化及社会实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和社会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流",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和理论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具有一脉相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脉相承的社会历史观,一脉相承的价值观,一脉相承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道德"溯源:形上本体与德性价值的统一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和文化脉络中,"道"既指自然万物生成本原、运动规律,也标示人类社会生存方式、伦理秩序的本体规定以及道德实践的总体原则;"德"既表明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也涵指人们基于天道、人道基础上的自然本性之德和个体心性之德."道"、"德"分别指称和对应于客观世界特别是伦理世界中的形上本原实体和人文价值理念.思想家们对二者意义的相互贯通及其辩证关系的寻究,孕育"道德"范畴并赋予其深厚的文化涵蕴,使其兼含伦理与德性、事实与价值的意义,奠基中国道德理性主义精神和文化的发展.作为本然性形上本体与应然德性价值相统一的"道德"范畴及其理念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体系的思想精粹与核心范畴.     

令人迷惑的"先锋"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德”“得”相通与公民道德践履

从人们道德行为选择的角度切入,通过对德行成本和道德赏罚机制在道德行为发生中的作用分析,论证了"德"得"相通的理论根据和实践基础,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们选择善而回避恶的行为的内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余数生命":基于疫情健康码的伦理反思

健康码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借助健康码一些新发地的疫情迅速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工具性的健康码在运用中被异化为参与共同体生活的准入标准,无码者的共同体成员资格被实质性地悬置.即便并不携带任何传染性的病毒,只要没有健康码,就无法参与到共同体之中.无码者作为疫情中的"余数生命",难以被共同体所接纳."码"时代如何安置"余数生命"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难题.应该发挥伦理实体的作用,实施弹性的政策,尊重个体的主体性并秉持人是目的原则."整数"拥抱"余数",才能让人们重新在一起.     

"余数生命":基于疫情健康码的伦理反思

健康码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借助健康码一些新发地的疫情迅速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工具性的健康码在运用中被异化为参与共同体生活的准入标准,无码者的共同体成员资格被实质性地悬置.即便并不携带任何传染性的病毒,只要没有健康码,就无法参与到共同体之中.无码者作为疫情中的"余数生命",难以被共同体所接纳."码"时代如何安置"余数生命"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难题.应该发挥伦理实体的作用,实施弹性的政策,尊重个体的主体性并秉持人是目的原则."整数"拥抱"余数",才能让人们重新在一起.     

"余数生命":基于疫情健康码的伦理反思

健康码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借助健康码一些新发地的疫情迅速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工具性的健康码在运用中被异化为参与共同体生活的准入标准,无码者的共同体成员资格被实质性地悬置.即便并不携带任何传染性的病毒,只要没有健康码,就无法参与到共同体之中.无码者作为疫情中的"余数生命",难以被共同体所接纳."码"时代如何安置"余数生命"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难题.应该发挥伦理实体的作用,实施弹性的政策,尊重个体的主体性并秉持人是目的原则."整数"拥抱"余数",才能让人们重新在一起.     

“典型报道”再认识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人类信息共享成为现实,读者对信息的选择权也日益强化.为适应新情况,与时俱进,新闻中的"典型报道"需要创新."典型报道"切忌"典型化";要深化"典型报道",关键是在报导中必须注意历史的角度、美学的观点和哲学的高度.     

冯友兰文化观的形上学内核--"别共殊"

追寻冯友兰文化观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冯友兰关于文化观的所有真知灼见贯穿了一条一以贯之的思路,那就是"别共殊",即区分"共相"和"殊相",这是冯友兰文化观的形上学内核.横向的"别共殊",冯友兰区分了"类型"和"个体";纵向的"别共殊",冯友兰区分了"不变的道德"和"可变的道德",前一种区分,提供了如何解决中西文化差异的途径和方法;后一种区分,告诉我们推进文化现代化的同时应该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诗言志"与"功成作乐"

诗是周代乐制中乐的表现形态,属于乐的范畴,故所谓先秦诗论都是乐论."诗言志"原本是西周礼乐理论形态中乐论的一个命题,是"功成作乐"的乐学观在"论乐及诗"时的不同表述."功成作乐"表现的是乐以功德为价值取向,"乐以道志"即乐以功德为表现内涵."诗言志"即"乐以道志",与"功成作乐"的核心内涵一致.作乐以功德为基础,故诗也以歌功颂德为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决定着诗只能言"志".言"志"于主体来说,表现为美、刺两个方面,即对功德的歌颂和对违德的讽刺,以保证和维护功德的实现.孔子的诗论,包括他的"兴观群怨"说,孟子"王者迹息而诗亡",还有<毛诗序>亦都是从"功成作乐"的理论发展而来的.     

评"社会规范说"的道德界定

我国多年来通行的"社会规范说"道德定义没有准确简明地揭示出道德的本质属性,而是将道德定位在道德现象上,将道德的一些现象和非本质属性当作本质属性,致使这种道德界定矛盾重重.导致这种偏颇的社会历史性因素主要是受前苏联伦理学研究的影响、受原经济体制的制约、受人类有限理性的局限.应该说,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是人通过自主自觉行为对人对己的利害性而得到显现和确证的一种品性,这个道德新界定可称之为"主体品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