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法分则中定罪量刑的法定情节要件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我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是说...     

新型毒品犯罪的定罪与量刑

近些年来,有关新型毒品犯罪的量刑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原因在于新刑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一些地方出台了司法指导性文件对新型毒品犯罪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数量标准进行规范。新型毒品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从刑法角度看应当说没有可争议之处,关键是司法适用中如何进行解释,对此,当前方兴未艾的法律适用方法研究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论我国刑法量刑中关于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规定

<正> 量刑,就是人民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刑法)为准绳,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它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在审判机关的全部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确地量刑,才能实现审判的目的,准确地打击敌人,有效地惩罚、改造罪犯,有力地保护人民,教育人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制的威力,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服务。依照刑法规定,对具备一定条件的犯罪分子给予正确的从轻、     

论我国量刑程序的改革

定罪与量刑是我国刑事审判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刑事审判活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实现准确定罪和适当量刑。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长期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倾向,2010年10月1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试行,将量刑纳入了法庭审理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正式确立。但是,量刑程序改革中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身份犯共同犯罪定罪与量刑问题研究

身份犯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中共同犯罪论部分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有分别定罪说、统一定罪说和折衷说.这些学说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缺陷.我国刑法总则没有明确规定共同犯罪与身份的关系,只是在分则和有关司法解释中就个别身份犯共同犯罪的问题进行了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和困难.因此,在理论上加以厘清,在实践中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对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正确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定罪量刑程序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域外定罪量刑程序可分为定罪量刑程序分离和定罪量刑程序合一两种模式.鉴于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在维护辩护权行使、彰显诉讼民主、体现人文观念、实现实体公正等方面的优势,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应当成为我国的改革方向.定罪量刑程序关系模式的形成主要受诉讼理念、人权保障方式、陪审制形式以及审判前程序设置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借鉴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时,应当充分考虑本土因素,即在量刑程序中的人权保障上,应当注意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社区四方利益的兼顾与均衡;在定罪量刑主体的选择上,是否引入陪审团制需要具体分析;在对待罪状认否程序的态度上,没有必要单独设置罪状认否程序;在量刑程序的独立程度上,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也许更具有现实可接受性.     

贪污受贿犯罪二元分立的定罪量刑标准研究

贪污罪与受贿罪一直是反腐败工作打击的重点。我国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不能全面反映个罪的社会危害性,难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不利于反腐目标的实现。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该二元分立,确立"概括数额加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起点数额应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准,综合货币购买力、居民消费指数、通货膨胀等因素加以确定,并在刑法中直接予以规定。     

论我国量刑调查制度的构建

量刑调查制度是以刑罚个别化原则为理论基础。其最初设立的目的是为法院提供被告人个人的历史和犯罪行为的信息,以便实现量刑的个别化。虽然该制度自创设以来就在理论和实务界产生了强大的争论,但其却体现出了司法公正、程序正义和诉讼经济的诉讼价值和精神。因此,我国应从量刑调查的主体、内容等方面来考虑量刑调查制度的构建。     

论我国刑法中的绑架罪

绑架罪是修订后的我国刑法规定的一项新罪,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犯罪之一,与本罪相关的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本文对绑架罪的概念和犯罪构成、犯罪目的等法律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并针对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对绑架犯罪适用法定刑准确量刑难问题,指出刑法对绑架罪法定刑规定的不合理之处,提出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的构想。     

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基本原则作为一个理论范畴的确立,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所独有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中,虽然针对封建刑法的罪刑擅断、等级森严和刑罚残酷的特点,提出了公认的刑法三大原则:罪刑法定主义、罪刑等价主义和刑罚人道主义,但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并未明确地将这三大原则概括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并将其作为一个理论范畴进行研究。     

论我国专利权的刑法保护

本文从刑法角度探讨专利权的保护问题,主要是从我国专利权刑法保护的立法发展、体系、特殊的法律问题以及需要完善的问题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论毒品纯度与涉毒行为之定罪量刑关系

现行刑法第357条第2款之规定使得我国刑法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对于涉毒行为中的毒品纯度问题极为轻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惟数额论＂,因之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定罪与量刑上的显失公正。毒品纯度不容置辩地与涉毒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密接相关,其不仅影响罪犯处刑的轻重,而且关涉行为的定性,即牵及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对涉毒行为欲实现定罪与量刑上的公允,就必须彻底摒弃＂惟数额论＂,对毒品纯度进行充分考量。     

论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理论依据

非营利组织是近年来比较引人注目的一种新兴力量。在国外,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公共物品的历史较久,国外的相关研究也较多。特别是西方国家为了应对“福利危机”而纷纷对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把非营利组织吸收到社会保障领域中来。不少学者专门对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理论,主要有市场失灵论、政府失灵论、公共治理理论、第三方管理理论和福利多元主义等。这些都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刑法中的法律竞合

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法中的法条竞合,亦称法规竞合,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刑法分则条文,这数个刑法分则条文之间存在重合或交叉关系,只能选择一个最相适应的刑法分则条文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排斥其他刑法分则条文适用的情况。我国刑法理论对法条竞合的研究并不充分,各种观点大同小异,只是在法条竞合的适用上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与“从重选择”之争。分析这些观点,总感有些不如人意,似有探讨之必要。     

论我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

没收财产刑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附加刑,与其他刑罚相比有其特征：以剥夺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为内容;适用于严重犯罪;附加重刑适用;实行以必并制为主、得并制为辅的制度。在具体适用时应当确定没收财产的范围、数额;正确处理与罚金刑的选择适用;在危害国家安全罪中正确适用没收财产刑以及清偿正当债务。     

论我国刑法中的死亡标准

死亡作为一种法律事实,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传统上,我国刑法一直以心肺死亡标准作为死亡的标准,但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器官移植的发展,该标准目前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对刑法中到底应采取何种死亡标准进行分析和论证,认为相互补充的二元标准比较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论我国刑法中的自首制度

自首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无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或者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尽相同的内容，但把自首作为一种刑罚制度在刑事立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却是其共同之处。自首制度，就是自首从宽的制度，其理论根据，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自首可以减少或者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犯罪之后，犯罪人态度的选择，是表明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重要因素。犯罪发生后，无论犯罪人出于何种动机，是基于悔悟，还是为了避免处罚，只要投案自首，使其及时地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就意味着犯罪人自行减少对社会的危险状态，…     

论我国刑法解释主体问题

刑法是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刑法的立法权由最高立法机关行使,刑法的解释权也应由相应的机关行使。但是,我国目前对刑法进行解释的机关很多,有最高立法机关、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检察机关,还有最高行政机关的职能部门、省级审判机关和省级检察机关等等。在这些对刑法进行解释的国家机关中,有的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对刑法进行解释,有的不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而是根据行使职权的需要对刑法进行解释。这种多个国家机关对刑法进行解释的现状,是与我国当前施行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政方针相违背的,也是违反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另外,本文在列举和分析我国刑法解释主体的现状以及种种违法解释的同时,也一一指出了我国规定法律解释的法律之间的冲突问题。最后,笔者阐述了解决我国刑法解释混乱状态、规范刑法解释的见解。     

不同种刑法身份者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研究

刑法身份是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或一定的单位附属条件.它可以分为自然人刑法身份和单位刑法身份.自然人刑法身份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单位刑法身份是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单位附属条件.自然人身份犯则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自然人在行为时所具有的自然人刑法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在解决不同种刑法身份者共同犯纯正自然人身份犯的定罪问题时,应当综合评价各种学说,结合"犯罪构成符合说"按照法条竞合的原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