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翻译的可译性、不可译性取决于翻译过程中语言之间的“对等语”的存在与否。这个对等语从理论翻译角度来看是存在的 ,而从具体翻译实践角度就分三个层次 :即认知表达层次是可译的 ;文化层次是部分可译的 ;艺术层次为不可译。之所以这样分层是基于翻译中对等语所要达到在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心目中产生同样的审美意境的交际效果的理论原则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一个语言学的视角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翻译界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本文在基于语言是可译的这个前提之下,借助当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在理论上作了一个较为充分的论述与总结,从而揭示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解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从解构主义对文本终极意义否定的角度,针对文本是否存在＂终极意义＂,借鉴当代文化理论中的解构主义和解释学的一些理论,结合翻译研究中有关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研究结果,探讨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提出了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翻译活动中同时存在的一对矛盾体,是语言之间共性和个性的体现。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对立统一使得同一原作会出现多种不同的译本,从而给文学翻译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看待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新的视角。     

文化因素与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

翻译的目的是交流，交流的可能性取决于人们对周围事物在某种程度上的共识。翻译的可能性，即语言的可译性基于各种语言具有同等表达力这一事实。但由于语言间存在着语音、语义、句法结构以及语言风格的差异，这种表达上的同等是有差异的。事实上，由于文化间存在的差异，不同语言中对等的词汇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语言翻译有一个限度的问题。本文的兴趣所在也正是文化因素与可译性限度的关系。     

论语境的忍让度及可译性

语境是语言和语言运用共同关注的话题。文章在对语言重新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语境的一些重要的哲学特点,并且认为翻译其实就是语境的转换,语境转换的忍让度决定翻译的可译性及可译度。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互补性

语言不可译性以语言独特性为前提，蕴含着对语言与语言共同体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精神特质等因素之间对应关系的认同。对可译性的主张是以否定上述对应关系为前提，实际上是对不可译性的存在前提的忽略与回避。不可译性与可译性之间表面的对立所遮蔽的是二者对语言不同层面的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关系。     

论翻译的悖论-不可译性

语言的共性、人类思维形式的同一性以及文化的互相渗透性决定了翻译过程中信息转换通道相通、双语可以互译。同时由于语义系统结构的相对性,文化障碍和语言的审美功能导致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然而,语言系统的开放性决定了不可译向可译性转化的趋向性。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思维的深化,以及文化相互渗透的加深,不可译总是处于向可译的动态转化中。     

可译性、不可译性还是模糊性

通过可译(最低层次)与不可译(最高层次)的对比分析,从人类认知思维的模糊性、人类自然语言的模糊性等主客观因素出发,认为模糊性能在翻译过程中把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有机结合起来,是解决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争论的有效办法。文章把模糊的翻译过程理解为从不可译到可译又向不可译迈进2个阶段,并初步进行形式处理,为下一步用模糊隶属度评价译文与原文的关联度进行量化提供依据。     

广告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研究——德国功能派译论的视角

以功能派译论为理论支撑研究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但功能派译论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由于英汉在语言和文化两方面都存在功能关联性特征，英汉广告互译中有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上、意义上的流失、替换，因而弱化了目标广告文本在目标文化中的表达效果和劝诱功能，这就是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可译和不可译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连续体，随着语言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原来不可译的可能变得可译，有限度的翻译可能变得充分。     

从认知角度论可译性的相对性

语言的共性是可译性的理论基础,文化的差异是可译性的认知途径。可译性问题不是一个二分体,而是在文化认知角度下的一个译文确切性问题。因此,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对立统一的。跨文化间的翻译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在当前历史文化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认识到这一问题尤为重要。     

文化因素对语言可译性限度的影响

人类语言的共性特征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中找到,所以翻译是可能的。然而,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在渊源方面存在的差异又使可译性存在一定的限度。本文作者认为,这种可译性同语言的功能和文化的差异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语言的认识表达功能决定了语言之间的总体可译性,而语言的文化功能造成了语言之间的可译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从认知角度论可译性的相对性

语言的共性是可译性的理论基础,文化的差异是可译性的认知途径。可译性问题不是一个二分体,而是在文化认知角度下的一个译文确切性问题。因此,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对立统一的。跨文化间的翻译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在当前历史文化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认识到这一问题尤为重要。     

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辨析

语言翻译是人类相互传承文明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然而语言的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大量存在于翻译的实践活动中。理清可译与不可译的辩证关系,有利于翻译中矛盾的解决。     

论可译度的提高

指出语言的基本可译以及可译性限度的客观存在,从语言和文化上的可译性障碍克服两方面具体分析提高可译度的可能性。随着思维的深化,译者的努力以及文化的相互渗透,可译度的提高是必然的。     

从洪堡特的语言观看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翻译可译性与否受到包括语言、心理、文化以及翻译方法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里我们仅从语言的层面来探讨翻译的可译性问题。本文在分析洪堡特语言观的基础上阐述了翻译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关系问题。分析洪堡特的观点使我们对语言本身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可译性(或不可译性)这一翻译观的理解。于是在把对语言的认识与对翻译观(可译或不可译的观点)的理解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例证,本文得出结论———没有绝对的可译性或是不可译性,也不能片面地认为哪一种观点更合理。事实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两者。     

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作为表达思想的有效工具,语言与语言之间应当是可译的。但由于语言结构及文化上的差异,有时又不完全可译,甚至是不可译的。本文对翻译的可译性的限度的表现及其一些补救方法进行初步探讨,提示人们在翻译时要充分认识两种语言中可译性的限度,以便翻出好的译文。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互补性

语言不可译性以语言独特性为前提,蕴含着对语言与语言共同体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精神特质等因素之间对应关系的认同。对可译性的主张是以否定上述对应关系为前提,实际上是对不可译性的存在前提的忽略与回避。不可译性与可译性之间表面的对立所遮蔽的是二者对语言不同层面的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关系。     

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译学前辈们多次论述了文化的可译性,提出翻译可以做到等值,否认文化的翻译存在限度,站在可译性一极.做为译学后进的本文作者认为翻译存在可译性限度.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很大程度地制约着翻译的等效性.重点研究和讨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这一问题,从问候语和称谓语等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说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是翻译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同时又认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     

风格可译性问题

文学作品的风格是原著艺术生命最重要的体现,因此,文学翻译要再现原著,必须再现原著的风格.我国翻译界历来存在风格可译与不可译之争.从三方面探讨了风格的可译性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可译性;作家独特的表现手法是可以翻译的;风格作为优秀作家的独特的表达体系,它所表达的主要内容是可以翻译的.     

文化的可译性：一个相对概念

人类语言的相似性和人类文化的相通性决定了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总体上是可译的。但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便决定了文化的可译性应是个“度”的问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