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凸显的女性权利意识探究

女性权利意识既是作为女性对自身的性别角色认同下的权利认知、主张和要求,也是作为社会中的人对权利的认知、主张和要求。影片《唐山大地震》中,女主角的权利意识观照出现实世界的女性权利意识,是现实中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潜意识表征。法治社会应该为女性的社会权利实现提供更多的途径。     

女性人权视角下的婚姻暴力

“针对妇女的婚姻暴力”致使女性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其他权利更无法得到保障。家庭是女性权利缺失的关键。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女性受害者提供专业治疗方法,以唤醒女性意识来提升女性权力和增加女性权利。     

我国女性“法律失语”现象及成因解构

我国女性“法律失语”现象严重,诸如：男女两性权利表达标准失衡、反性骚扰立法疲软、刑法对妻子性权利保护的忽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对女性权利保护不足、彩礼返还之规定对女性有差别对待之嫌等。文章从社会性别这一视角透视女性“法律失语”现象,解构并归结成因为：法律中的“男性”立场、法律传统中“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女性对自己权利认知“集体无意识”。     

女性独立的法学思考

从法学的角度思考女性独立，关键在于女性作为法律上的个体，能否自主行使法律赋予她的各项权利，能否自主请求获得权利救济。因为权利在本质上是国家对某种行为的许可和保障，权利人拥有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自主决定能力；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权利人可以基于侵权事实主张法律救济。     

社会排斥与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社会权利

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日益成为孤立群体的过程。目前，由于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对非正规就业女性的排斥，造成了她们社会权利的缺失。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认为社会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非正规就业女性应该享受到相应的社会权利。所以，必须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就业歧视和追求社会发展等政策措施来保障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社会权利。     

叛逆和道德伦理碰撞中的女性呐喊——浅析郭沫若历史剧中的女性形象

郭沫若作为一位主情的文艺大师 ,女性形象成为他创作的主体内容 ,他以男性的视角叙述着对女性的认识。早期 ,郭沫若塑造了“三个叛逆的女性” ,让她们喊出了妇女“天赋人权”的正义呼声 ,要求着女性的权利。然而 ,作为一位男性作家 ,郭沫若在为女性摇旗呐喊的同时 ,又不能完全脱离男性中心的樊篱 ,所以 ,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自我价值、人格完成似乎只有在男人身上才能最终实现。可以说 ,她们为某种信念的牺牲是很苍白的 ,她们也有想获得同男人一样的地位感、责任感、价值感的心理 ,然而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她们无法“争取女性失落的权利”。这也是妇女痛苦的根源。     

女性文摘

何丽新在2009年《妇女研究论丛》增刊撰文《走出同居女性权利缺失的法律困境》中指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加速，思想观念转变，婚姻安全感降低，婚姻已不再是通向家庭和性生活的唯一合法桥梁，男女两性关系的处理更加多元化，非婚同居因其具有较大的自由和选择权，成为男女当事人选择家庭生活的一种方式。近年来，中国非婚同居率不断攀升，成为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然而，这其中同居女性权利缺失问题不容忽视。     

体面劳动与女性行业禁入问题

劳动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被明确规定于宪法之中,其中最核心的是就业权利,而尤以平等就业的权利为重点。由于种种原因,女性一直处于就业中的弱势地位。根据国际劳工保护中"体面劳动"的新理念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女性行业禁入问题进行探讨。     

女性研究学科化的逻辑演进

自从有了人类的历史,女人与男人就始终以一种数量上的平等同时并存着,但是,令女性异常愤怒的是,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女性却始终是作为一种沉默者和失踪者而若有若无地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为了反抗对女性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漠视、无视和敌视,为了捍卫女性自身的合理存在,为了张扬女性不应被剥夺的神圣权利,女性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和观照,这形成了波澜壮阔的     

女性意识的高扬--《镜花缘》女性解放思想之探讨

出现在<红楼梦>之后的<镜花缘>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又一部奇书.书中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女性解放意识,它不仅承认女子的才华不亚于男子,而且认为女子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它甚至用女权主义的手段向男权主义发出挑战,让几千年以来一直高高在上的男子在女性面前低下了头.他的空前大胆的女性解放思想使它成为中国小说中思想特别激进的作品.     

试论近代中国妇女争取婚姻自主权的斗争

本文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妇女争取婚姻自主权为线索,利用了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第一手资料,考察了近代妇女从否定、批判封建婚姻,到争取婚姻自主权和实施恋爱婚姻的历史过程。文章提出,戊戌维新时期是妇女反对封建婚姻的起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是妇女批判封建婚姻和呼喊婚姻自由的高潮;五四运动后,妇女从行动上开始了争取婚姻自主权的斗争。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从法律上确认了妇女的婚姻自由权。     

建国初政府在妇女婚姻自由中的作用分析——以1951—1952年《中国青年报》为例

建国初,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是在政府的制度保障和思想启发下,借助群众运动的方式不断深入社会底层的过程。政府在其中起着重要而关键的作用：政府保障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合法权利,启发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主体意识,支持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抗争行动,纠正干涉妇女婚姻自由的错误行为。这一发展过程不是被动的“恩赐”,而是广大妇女积极参与的过程。     

民国时期城市女性自由离婚的现实困境--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在婚姻家庭变革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不甘于承受不幸婚姻的城市女性开始逐渐冲破传统的“从一而终”的思想束缚,当婚姻无法维系时,尝试选择以离婚的方式还自己自由之身。但在民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城市女性自由离婚之路却充满了荆棘和坎坷。女性自由离婚的实现还需要其自身和社会做长期的努力。     

宋恕的近代婚姻家庭思想

近代维新思想家关注婚姻问题的一个共同切入点是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探讨,然而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及个人因素的不同,观点也各有殊异。宋恕的妇女解放思想异常鲜明,他被称为是"近代改良派中系统批判‘夫为妻纲’的第一人,对封建婚姻旧俗的批判及改造是他女权思想的重要内容。他的婚姻家庭思想主要包括:要求给予妇女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离婚自由、禁止早婚等。宋恕婚姻家庭思想的出发点主要在于对妇女的同情上,这与时人讨论妇女解放时立足于种族的强弱迥然不同。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海外中国女性书写

严歌苓的小说中有着大量的海外中国女性书写。这一方面体现了严歌苓对海外中国女性的关注和同情;另一方面她也以这些女性为视点,来返观和审视西方文化。严歌苓小说中的海外中国女性,艰难地生存于中西文化夹缝之中,处于"看"与"被看"的历史境地。她们在被动接受西方人救赎的同时不忘对其审视,在自立自强之中充满对自由的渴望。"救赎"与"自由"是严歌苓审视海外中国女性的两个基本视角。严歌苓颠覆了西方人自以为是的救赎神话,同时以自身的实际经验,探讨了海外中国女性追求自由的途径及其可能。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

刑法第240条第2款不是关于实行行为的规定,而是关于共犯行为的注意性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该罪的法益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生命、身体的安全及人格尊严;该罪以卖出即对被拐卖人支配的转移为既遂;该罪是即成犯;拐卖妇女、儿童罪与非法拘禁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     

英国维多利亚初期中产阶级女性角色再界定——从《北方与南方》谈起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意识形态规定了中产阶级女性对家庭的义务,反对她们参与政治经济领域事务,将其活动领域限制在家庭中。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认同家庭意识形态规定的女性的家庭义务,但又注意到这一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一种趋向,即女性在自身道德感和社会现状二者合力作用下不可避免地偏离其被规定的活动领域。在小说《北方与南方》中,作者以此社会趋向为背景,以家庭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再次界定中产阶级女性角色,拓展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活动领域。     

试论金庸小说婚恋的现代性特征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金庸小说婚恋的现代性特征:以人物少受或不受社会制度束缚,来实行男女平等;拥有为爱献身的牺牲精神;具有真实的自我,能够弘扬自由精神,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埃伦·奥兰斯卡——华顿笔下保守而虚幻的自由追求者

埃伦·奥兰斯卡是伊迪丝·华顿代表作《纯真年代》中的女主人公之一。本文浅析了埃伦．奥兰斯卡夫人在老纽约上流社会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和最终的悲剧命运,旨在揭示埃伦是一个追求自由,向往独立的新女性。然而有着这样先进思想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也注定是个悲剧。因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缺乏自由独立最根本的要素一一经济基础。因此,埃伦的这种自由也只能是虚幻的,是一种空谈。     

性与政治--重探张贤亮小说中的性描写

性描写是张贤亮小说的一大特色.他通过性来挑战权力结构.女人的身体在其挑战中担负双重功能男主角设想自由的载体或者直接成为男主角与权力结构斗争的战场.对男性特质的偏见导致他用性别强权取代了政治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