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后两次中西文化论争的当代启示

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常盛不衰的课题,中西文化之争贯串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五四"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了"东西文化之争",30年代由中国文化建设道路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两次大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明经济上、政治上的中国社会变革之路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之路.     

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

明末清初,战国以来中国学者编排的从盘古到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与建构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本土一系说,首遇耶稣会士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的激烈挑战,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之争。由于中西方学者均对于对方文化缺乏实质性的接触和义理疏通,耶稣会士积极倡导的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和康乾以后主导中国学界的"西学中源说",多缺乏严格意义的学术价值。激烈的辩论背后,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旨趣格外明显。辩论开启了近代中西学术"会通"之先河,加速了中国古史观念的更新,引出了一个跨学科、前瞻性的国际学术课题。对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的价值,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并不客观。     

古今中西：近代中国文化的两大轴心

中国文化步入近代之后,遇到强势的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围绕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经历了"体""用"之争、"改制"之争、"民主共和"之争和如何在吸纳新文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各种辩论,在争论和辩驳中促进了新文化的建构,所以中西文化关系始终是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基础和轴心.由中西问题,引出了古今问题,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并采用何种方式使旧文化具有新价值.围绕此问题,从寻找旧文化的病根和挖掘传统的新价值两方面,重新审视和更新传统文化,从而古今沟通,促使传统再造与重构.因此,古今问题是近百年间文化变迁的又一轴心.     

作为学术范式的“马魂、中体、西用”

"马魂、中体、西用"作为主导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范式,是在文化"三流合一"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为"体""用"之争开辟出新格局。在当代中国文化的特殊语境中,该范式既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积极挖掘"中体"和"西用"的积极性成分,实现综合性地创新;更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之‘魂’",对"西用"之流弊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成分过度融合的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批判,故"马魂、中体、西用"在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表征出"一元、三维、六向度"的整体性结构。以此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论,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范式基础。     

学术古今与思想中西的碰撞——2007年度文化学术热点扫描

2007年度,文化学术热点中学术古今与思想中西的碰撞体现得非常明显。作为"第三次改革之争"的延续,"民主社会主义"之争关切到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选择,十七大报告上,胡锦涛再次明确了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读书》杂志更换主编事件引起中国思想界的波澜,十年来思想界变迁引起各方关注;文艺学领域"审美意识形态论"之争随着钱中文的长文而告一段落,同时对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30年的总结和反思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德国汉学家顾彬2007年再次发难中国当代文学,全球化语境中的中西文学对话与交流仍显隔膜;以邓晓芒为焦点的"亲亲互隐"之争则突显了现代学术语境中传统学术资源的再评价问题。     

“儒教之争”反思——从争论线索、焦点问题到方法论探讨

"儒教之争"事关重大,关系到如何理解儒家、儒学或儒教的本质,如何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如何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如何进行中外文化比较、世界文明对话等等。宗教概念问题是整个儒教之争的理论症结所在,而"比较方法"与"文化自觉"则成为贯穿整个儒教之争的两个深层问题。全面梳理以往的争论线索,客观评论各派的论争焦点,深入探讨现存的概念、理论,尤其是方法论问题,有助于推动今后的研究与讨论。     

全球化挑战下的中国文化现代化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这就为中国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同于偏于一隅的西化派和新儒家,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植根于中华民族"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和"会通以求超胜"的智慧精神之中,在文化建设中兼重时代性与民族性,鲜明地体现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作为现代化之延伸的全球化也并不可怕,文化的差异性与民族个性不会因此而衰落。彻底抛弃那种"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在古今中外的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整合与创新,努力完成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同时又要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弊端;我们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在积极的文化交往中营造一个和谐的对话语境,为构建先进的本土文化而奋斗。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唐宋文之争发微

唐宋文章向来被视为一体,故有所谓"唐宋八大家"之说。但唐宋时代文化迥然不同,唐宋文章也因而有别。唐文乃中古之文,宋文有近世之风;唐文是复古的,宋文是维新的,唐宋文之争的实质是唐宋文化的转型与差异。唐宋文章之别在韩欧之争、韩苏之争、韩朱之争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

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地域、地理和人文环境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分析了中国小说中虚拟空间的特点 ,阐述了中国小说中存在的文化上的东西之争和南北之争 ,并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小说中折射出的自然观及自然意识。     

中国“死刑存废之争”的思考

"死刑存废之争"已持续了200多年,双方似乎各有道理.综合了中国关于"死刑存废之争"的一些意见,并论证关于文明的进步不仅仅是废除死刑的问题以及中国是否废除死刑,而应以是否有利于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否有利于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人民的人权为标准,不能简单地搞"一刀切"的观点.     

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状况——2008年文化研究学术前沿报告

视觉文化及视觉文化与文学研究近年渐热,而2008年又出现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兴盛之态,既是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是文化研究推动的结果,同时也可看作"文学终结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问题之争的进一步深化.2008年的视觉文化与文学研究成果有三:视觉文化理论的分析,文学生产变局的思考,文学阅读层面的反思.这些成果体现出如下学术动向:一、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二、一些学者逐渐走出了种种义气之争,学术研究因此呈现公允平和之象;三、年轻学者逐渐成为视觉文化研究的主力.然而,视觉文化研究也存在着侧重媒介视角、由于成见而导致过度价值判断、文本细读与实证研究偏少、中国问题意识与问题框架不明显或缺席等问题.因此,超越传媒研究,悬搁价值判断,深入文本层面,凸显中国问题,可能是视觉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出路和方向.     

维权与维稳之争的问题转型——国家治理体系变革对两者的调和与统一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改革的总目标,标志着党的治国理政理念与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重大转变对于"维权与维稳之争"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维权与维稳之争"将不再是民间呼吁与官方政策之争,而将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变革背景下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对话。这种制度内的对话与制度框架外的理论之争有着本质的不同:制度框架外的"维权与维稳之争"关注的是学理上的探讨,包括两者的内在联系与对话的可能;而制度框架内的"维权与维稳之争"则关注在实际中两者如何展开对话,包括对话机制的建立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与王权交流的“文化认同”探研

"文化认同"是道教与中国封建王权的关系从原始道教时期的"对抗"转向神仙道教时期的"融合"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寇谦之"以礼度为首"清整北天师道、陆修静以"斋仪"改造南天师道、葛洪主张"外儒内道"以及陶弘景倡导"三教合一"主张等,为道教与王权达成"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通过"夷夏之争"的磨合,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文化认同",由此双方渐渐走向了"政治认同"。     

礼仪之争对中国经籍西传的影响

礼仪之争对 1 7、 1 8世纪中国典籍西传的影响 ,首先反映在对研究和译介文献的选择上 ,其次反映在礼仪之争的阶段性变化对译介和出版作品的数量有影响。礼仪之争之所以会影响知识传播活动 ,一是因为礼仪之争归根到底是耶稣会士的宗教立场和传教政策所引起 ,而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传播也是由其思想倾向所决定 ,因此礼仪之争与知识传播间具有内在联系 ;二是当礼仪之争演化为权力冲突后 ,权力当局通过给出版环境施压而影响知识传播的内容和规模     

“德礼”与“道法”:先秦儒、道“治道”的形成及异同

在政治哲学的视阈中,先秦儒、道之争实为两家"治道"之争。儒家继承周礼,又根据时代的变化改造和发展周礼的精神,既延续周代礼乐文化之命脉,又推陈出新地创立了以"德礼"为标志的"治道"体系。而先秦道家以老子为始祖,分老庄、黄老二派。黄老道家一派以积极的态度创造性地诠释了老子的"失道然后德,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义,换义然后礼"的思想,建构了迥异于周代传统的"道法体系",使道家之"道治"落实为"法治"。先秦儒道之争也相应地演化为"德礼"与"道法"之争。     

父子伦理,还是夫妇伦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元伦理"之争

发端于周人的宗法社会实践的中国古代伦理不仅打上鲜明的"家伦理"的烙印,而且在这种家本主义的伦理的发展史上,在"父子伦理"作为强势话语的同时,始终还存在着"父子伦理"与"夫妇伦理"孰为"元伦理"的理论之争.这一"元伦理"之争,使中国古人伦理观较之西人的单维的"男性伦理"或"无性伦理",以其对两性之际的深涉和包举而更具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与此同时,又以其对伦理中的生命维度的积极观照,为我们现代人类克服其愈演愈烈的身心分裂的"伦理唯心主义"的困境和重返人类伦理中固有的"生命对话"的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路引.     

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西文化观”的三个思想特征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观"主要表现为"师夷长技"、"文化激进"、"文化保守"、"中体西用"和"综合创新"五种观点,流显出三方面思想特征,即:主动交流、互通有无的"主动性"特征;或民族文化保守、或全盘西化、或中体西用的"偏向性"特征;囿于文化路径的选择、文化汇通方法的构设而非中国"文化精神"转生的"直观性"特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观"以中国文化发展路径的开拓为职志,为构设中国式"文化模式"提供了思想铺垫。     

当科学成为"主义"时--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立场分析

国内外关于"科学主义"之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没有必要追逐外国的时髦.当务之急是寻回科学的真精神,进行能够宽容对方的合作,重建中国的科学文化.     

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争的横向考察

理解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争论焦点,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争的主要焦点集中在"概念之争"、"性质之争"、"关系之争"、"标准之争"和"终结之争"五个方面。其中"概念之争"表现为左翼激进主义思潮说与含糊可疑概念说之争、否定派与肯定派之争;"性质之争"表现为反马克思主义说、非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说与具体分析评价说四者之争;"关系之争"表现为与列宁主义关系之争和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之争;"标准之争"表现为基本原理说、原本意义说和具体条件说三者之争;"终结之争"表现为肯定论和否定论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