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学解释

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的工作实际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过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准则;关心群众生产生活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解读"安乐死"

“安乐死”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由于关涉到种种道德问题,它在我国难以取得合法地位。而我国儒道代表的传统生死观对死亡价值的肯定和重视,则为“安乐死”的合法性提供了颇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政治学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说已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理论界有责任也有义务向人民群众解释推介这一学说。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理论上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在政治学语境下,分别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属性、政治价值、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四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清末立宪失败原因的政治学解读

清末实行宪政时,宪政建立所需的条件与中国当时所具备的条件不足之间是一对矛盾、宪政制度建立所需的政府合法性资源与清政府合法性资源匮乏之间是一对矛盾、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环境与清政府合法性资源严重流失之间也是一对矛盾.这三对矛盾导致清政府无论是速行君主立宪,还是缓行君主立宪,都没有挽回灭亡的命运.     

村民自治的政治学解读

村民自治是指生活在法定村庄范围内,具有自治权利主体资格且能够行使权利的自然人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以村民委员会为依托组织,对本区域的村庄社区的公共事务、公共事业依法进行管理、参与的群众性自治活动。其特征表现为地方权威来源的社会性、行使权利的直接性、自治权行使的有限性、自治主体意识的复杂性、自治民主价值追求的非国家形态性,其价值追求体现为民主。     

解读《论语》中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在《论语》中体现得十分丰富,本文重点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君子所当忧患之事：忧患不知人,忧患自身不能立足,忧患没有好名声,忧患不明道。文章认为,忧患意识的终极价值是助人成己成物。     

执政为民的伟大宣言

十六大报告是执政为民的伟大宣言。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要以先进性来保证,先进性要通过执政为民来体现,这就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践"三个代表",并把"三个代表"作为检验执政为民的标准。     

"天人合一"的契合点——论朱熹"仁"说的终极价值

＂天人合一＂是一种人与自然万物和融的道德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的契合点一直被探寻。朱熹以＂心之德、爱之理＂释＂仁＂,把标示情感之＂仁＂提升为道德本体,唯＂仁＂能承载沟通＂天、人＂的重任;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扩展了＂仁＂的主体指向为人和天地,凸显＂仁＂是＂天、人＂的终极价值表现;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彰显求＂仁＂为贯通万物的过程,践＂仁＂为＂天人合一＂的实现路径。朱熹的＂仁＂成为＂天人合一＂价值意义上的最佳契合点。     

科举制的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

科举制在其"历史存在"的绝大多数时段内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科举制的合理性包含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两个层面;而科举制的合法性则主要来自其合理性及其合利益性与合道德性.清末中西文明冲突带来了科举制的合理性危机,而这种合理性危机又导致了其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在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遭受严重危机的近代境遇下,科举制由于其巨大历史惯性未能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换而终被废止.探讨科举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必然诉求,同时也是理性评价科举的必然要求.     

论国际反规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长期以来,反规避作为反倾销的延续和发展,在反倾销法上曾一度被指责为理论目标与现实相冲突,尤其是在反规避被理解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背景下,对反规避性质的界定更多是否定意义上的。从辩证角度看,反规避不仅具有合法性,也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反规避立法与现有的法律体系具有相融性和协调性,反规避法调整的后果事实上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所以,正确认识反规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对国际反规避统一立法和我国反规避立法的完善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的理解框架重构:一种价值形态演化视角

大数据时代,政府开放数据被认为蕴藏着巨大的潜在价值,而要全面有效地开发利用其潜在价值,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体系是一个必要条件。不过,到底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以及怎样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体系,在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对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是什么、价值生成机制及其实现过程如何、价值生态系统怎样以及价值形态有哪些等基础性问题进行省思的基础上,通过诠释价值形态演化视角,尝试构建一种包含资源形态、资产形态、知识形态和智慧形态演化阶段/层次的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理解框架。在这种理解框架中,政府开放数据的潜在价值通过从资源、资产到知识再到智慧的演化以及社会化建构将得到充分挖掘和实现,并最终与智慧社会建设深度融合在一起。通过基于价值形态演化的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理解框架可以发现,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体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耦合系统。推动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体系,需要坚持前瞻性、整体性、发展性思维,完善政府开放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健全政府开放数据制度规范体系、改进政府开放数据价值转化体系、优化政府开放数据价值生态体系、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人文价值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有效地开发利用政府开放数据潜在价值。     

近代中国对人权观念的认知与解读

近代中国人权观念只是对西方人权观念的移植。然而人权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发轫、发展却有自己特殊的逻辑。在西方属于价值理性范畴的人权观念,在近代中国则被视为追求现实目标的一种工具理性。当人权被视为一种工具理性时,其价值内涵就很容易融化于社会改造或革命实践中而被忽略甚至被舍弃。近代中国现实救亡与思想启蒙之间的内在紧张,淹没了人权的价值意义,也导致对人权观念的追求始终只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的口中和笔下。而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并没有引起真正的人权觉醒和人权意识。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支持的演变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合法性支持演变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政绩一直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政治合法性是特定支持,即让特定群体受益,以赢得他们的支持;自胡锦涛同志执政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强调政绩的同时,追求政治制度本身的价值,以期实现对政绩和价值的统合,这将是长期的过程,机遇与挑战并存。     

科技理性的价值考量

科技理性虽为人类改造自然、控制社会提供了有力的理性工具,但它本身不能为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目标和价值,它离不开伦理价值的关怀。因此,必须建立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良性互动机制,在两者间形成和谐的必要的张力。     

现代技术风险的安全理性考量

与传统不同,现代技术风险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这种威胁可以演变成为伤害或灾害,因而迫切需要我们对技术的安全性进行考查,进而建立起合理的社会安全秩序,进一步发挥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现代技术的安全性考量是一个安全理性的过程,它包括着科学理性、价值理性和公共理性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论解释学视野中的科学文本

科学文本的研究既是有意义的也是可能的。将保罗·利科的文本条件运用于科学的基本文本 ,即形式系统和科学事实 ,就可以发掘出科学文本的解释学意义。这样 ,我们就可以站在解释学的角度发现 ,科学文本与科学对象以意义相连系 :科学对象是科学文本意义的基础 ,科学文本以建构在语用分析的行为整体性基础上的意义结构形式来表征科学对象 ,这种意义结构包含了句法和语义两个维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作为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诉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治理天然地包含着民主,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审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党的领导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前提,法治的完善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保障,最终实现制度正义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制度的现代化。制度正义与否,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     

老挝Lanten人的度戒仪式

度戒仪式是老挝Lanten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通过仪式,含有浓郁的宗教意味。通过度戒仪式,他们投胎再生,获取一个法名,死后方能入土为安。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历史长河中所积淀下来的各类仪式活动中所包含的深层寓意往往能折射出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仪式期间莫公们不停地击鼓施法,致使整个山寨都浸没在沉闷的木鼓声中,对那些从小听着木鼓声长大的Lanten人而言,这声音无疑使他们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男人们在木鼓声中"脱胎换骨",获取新的"角色"、"身份"或"地位",并习得其新"角色"或"身份"所必须的能力和知识。在Lanten人的传统社会,诸如度戒之类的各种仪式,使当地人为了生存所必需的某些知识得到永久传承,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Lanten社会或文化中"最为之感动的东西"。     

"法治"与"德治":当代理性精神的现实统一

"依法治国"旨在建立法治化社会;"以德治国"则是使这个有法度的社会符合人性."法治"和"德治"并举的治国方略体现了人类理性精神的现实统一,它源于人类自身的理性发展史所提供的启示,也源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创客教育二元困境现象的审思与破解——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视角

应时而生的创客教育,在蓬勃发展中遭遇了功能起点、价值指向和目的属性多方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对立困境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创客教育实践追逐功利的驱动、创客教育理念肤浅窄化的影响和创客教育生态唯技术化的偏差。面对当前创客教育中工具理性膨胀与价值理性式微的倾向,基于对创客教育中工具理性的调节和规制的认识,未来创客教育需要通过目标与手段、教师与学生以及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理性沟通,在消解二元困境中获得内在的和谐生长机制与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