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茂人口：历史演变与民族交融

人口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指标。托茂人口史与青海蒙古兴衰及社会大背景息息相关,在文献中一经出现,就伴随着其人口数据状况变化,反映着托茂人的来源、分布以及青海蒙古和西北社会的发展变迁。人口统计,是一项社会治理术,也是群体生存延续的关键,自清末几经战乱、离散,托茂人最终在新疆和青海重生,且青海托茂人藉此获得了社会认可。托茂人口的演变进程,呈现了青藏高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     

新疆博湖托茂人的源流与现状研究

“托茂人”是我国人口较少的一个穆斯林群体,主要居住在青海省祁连县和新疆博湖县查干罗尔乡及焉耆县永宁乡。新疆“托茂人”的源流及变迁历来未有定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文章运用人类学的视角,对新疆博湖等地托茂人族源等进行了梳理分析,并通过实地考察其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对其人口、经济结构、生活习俗等现状进行了探讨。     

论青海托茂人经济生产的历史与现状

托茂人是青海牧区的一个特殊族群,虽然他们传统的畜牧业生产较原始、简单,但是与其他畜牧业民族不同,他们在畜牧业生产之外,还从事一定的副业生产.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牧区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托茂人的经济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     

新疆“托们能克”人由来考

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博湖县(以下简称巴州)查干淖尔乡托茂湾村居住着一部分自称为“托们能克”的人。据我们调查,如今在该村的“托们能克”人共有八十多户。此外,还有一些人散居在该州的焉耆县和伊犁州等地区,共计有五百多人。当地的蒙古族把他们称为“托茂”人,因而把他们所居住的村命名为“托茂湾村”。他们原来说蒙古语,也和当地的蒙古族同样过着游牧生活。如今因他们已与当地的汉族和回族杂居之故,青少年人很少说蒙古语了,只有老年人们在一起时说蒙古语。他们所说的蒙古语与今蒙古语西部方言的青海土语基本相同,他们把蒙古语认为是自己的语言。     

民族社会学视野中的丹噶尔藏人家庭文化变迁研究

本文在对丹噶尔藏人家庭文化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梳理了丹噶尔藏人家庭文化变迁的历史脉络,并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丹噶尔藏人的家庭文化变迁,为研究西北地区民族婚姻文化变迁提供了实证素材。     

文化与行为——宁夏同心县回族文化变迁的微观考察

本文以宁夏同心县的回族儿童、中学生、乞丐等特殊文化群体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同心回族文化变迁进行了微观考察,从而论证这样两个观点:一是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文化变迁反映着文化的时代性;二是文化变迁必然导致人的行为变化,而人的行为变化也反映着文化变迁,是文化变迁的内容之一。     

教育人类学视野下凉山彝族家支尔普文化变迁分析

通过人创造、发明、传承的文化借助教育来作用于人,教育的本质是人＂文化化＂和＂文明化＂的过程。教育在文化传承中进行,文化与教育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本土的民族文化发生了变迁,这种变迁了的文化对教育会产生哪些影响？文化变迁和教育有怎样的关系？教育如何引领文化变迁走上发展性的道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就很有必要了。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走向

管学者们对文化的定义各种各样,但我们从广义来理解,文化的实质就是“人化”。因此,文化必然与人化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适应,并随着人化程度的变化而变迁。科学技术是人化程度变化的动力因素,科技的发展必将导致文化的变迁。这种文化变迁过程是在不断分...     

文化变迁与艺术传承

文化变迁,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任何一个民族都在发展变化,体现民族特征的文化特点也会随之变化。文化变迁无关个人情感,而是一个不以人     

经济优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科斯在《企业的本质》中 ,首次用交易成本解释企业代替市场的原因。当把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用来解释帕累托效率和经济制度变迁时 ,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不再成立 ,现实的经济过程只能达到帕累托“次”优 ;同时 ,交易成本也阻碍了经济制度变迁的步伐 ,不能实现理想中的制度演变     

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和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查与分析

以大理周城白族村和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为例,从历史与结构两种视角分析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认为现代国家对民族地区的通婚圈与社会变迁的影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增强。随着现代国家进入,民族社会的通婚圈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村外通婚的逐步增多,其结构意义在于它恰如一种"文化齿轮"与"文化触须",将某一地域社会与现代国家连为一体,打破了传统民族社会的封闭性。与此同时,民族社会内部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交融日益加深并逐渐融为一体。     

历史事实·社会记忆·族群认同——以青海黄南吾屯土族为个案的研究

文章以青海黄南吾屯土族为个案,从考察族群认同变迁入手,就文化与族群性、文化变迁与认同变迁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族群认同会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变迁。     

从《元史》中相关传记资料看蒙元时期的赐名现象

蒙元时期,皇帝（大汗）对汉族、女真、契丹等各族的赐名现象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们或以赫赫战功、忠于朝廷,或特殊技能,亦或因某些外貌特征而被赐以各式蒙古名。与此同时,亦有纷纷改用蒙古名,或蒙汉名兼用的记载。可以说,这些非蒙古人受赐蒙古名和改称蒙古名构成了蒙元时期蒙古化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蒙古人、色目人的汉化一同构成了当时民族融合的主要特征。     

族际居住隔离:边缘族群三撬人的迁徙落寨与族群认同的建构

三撬人是因清代清水江流域山地开发而由湖南靖州锹里地区迁徙至黔东南黎平、锦屏两县交界区域的边缘族群. 三撬人的迁徙落寨和族际居住隔离模式,既是这一区域间资源竞争中必然结成的合作、区分、对抗的一种物质化的隐喻形式,也是其族群生存必然采取的一种文化保护和文化表达形式. 多族群共生环境中的族际居住隔离模式,既是族群边界区分的一种形式,也是建构族群认同的一种必然形式.     

多元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从土族神话传说看民和土族认同的历史变迁

本文以土族的起源、发展、形成与延续为背景，探讨在历史时空变幻中，土族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经历了怎样的传递和调整过程，以及当前土族精英分子如何利用部分历史记忆和学术资源影响土族民众，土族民众如何利用历史记忆资源获取各种利益，从而为土族族群自我认同的历史变迁及现存的学术争论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     

政治整合视域下的马来西亚民族建构研究

马来西亚建国以来一直被民族建构的问题所困扰。巫统作为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执政党,主要依靠公民权和族群政党联盟对马来西亚进行政治整合。以出生地为原则的公民权有助于华人认同马来西亚,精英合作下的族群政党联盟也有益于社会稳定,但二者均强化了人们的族群意识,使人们倾向用族群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不利于族群间的融合和马来西亚民族建构的进行。     

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怒族社区的社会变迁

怒族是居住于云南省境内怒江峡谷中的少数民族,他们的传统社会容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曾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并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怒族社会的变迁更加迅速.该文讨论了怒族社会变迁的动因和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     

服饰:族群的活态史书——广西那坡白彝支系服饰浅析

白彝支系服饰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研究彝族社会历史与经济文化的“活态史书”,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着白彝这一族群独特的文化心态与审美意识。研究其民族服饰,对保护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进而开发民族商品与发展文化旅游,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昆格话音系

以田野调查采集到的约3000个基础词汇、350个句子以及1篇长篇故事语料为基础，归纳描写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养镇昆格山的布朗语方言—昆格话—的语音系统，对昆格话的声母、韵母、声调以及音变作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