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教学中的迷与思

在宪法教学中,如下问题亟需澄清:即课程体系与实在法体系虽不必完全一致,但宪法理论的讲解必须以宪法规范的解释为目的而展开;宪法教学不能偏离宪法的核心价值诉求,应围绕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以及公共利益这三个基本要素而展开;宪法在本质上是具有特定内容的规范性诉求,而不是力量对比关系;宪法研究方法与宪法教学方法虽有紧密联系,但仍不应忽视两者的区别。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

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不仅具有主观权属性,也具有客观法属性,这为社会权可诉性的＂司法与准司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诉讼是社会权在宪法层面可诉性的本源路径,我国宪法诉讼应采用＂最低限度主义＂,通过运用宪法明示性条款直接保护社会权、通过审判发现宪法中的默示性社会权等方式缓慢稳妥地促进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解释是中国语境下社会权可诉性的路径,我国宪法解释宜采用＂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在宪法层面,通过对宪法条文涵义与国家政策的宪法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民法层面,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行政诉讼法层面,通过肯定性行政救济手段与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保护社会权。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

近年来 ,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人民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不断涌现。有的能用普通法律救济可以解决 ,而有的在具体的普通法律中却找不到相应的法律根据。在这种新的形势下 ,法官如何突破以往的惯例 ,直接运用宪法规范作依据来断案就显得尤为迫切 !由此引发了本文的旨意“宪法如何救济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一、理论误区 :宪法保障等于宪法司法化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通过双重保障才能具体化 :一为宪法保障 (宪法救济 ) ,一为普通法律保障 (普通法律救济 )。前者表现为抵制国家权力侵犯公民权利 ;后者通过立法机关制…     

论宪法对公民刑事司法程序权利的保障

新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通过宪法确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法治国家的标志。而公民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是涉及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的权利,即公民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权利。借鉴各国宪法和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应当修改宪法加强和完善公民刑事司法程序权利的保障。     

论当代宪法解释程序的价值

宪法解释程序是平衡宪法价值与事实、宪法原则与社会现实的重要纽带,也是控制解释权滥用的重要保障。宪法解释中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依托于有效的宪法解释程序。通过吸纳和对比各国的历史传统和宪法体制,可以看出,宪法解释程序的价值体现在国家整合、凝聚社会主流价值观、宪法价值的具体化、限制解释权滥用、宪法学原理本土化等功能上。基于此,健全中国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加快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使宪法解释具有可操作性,是中国全面推进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重要任务和使命。     

宪法是什么?

本文从国家与国家根本法的伴随关系到根本法与一般法律的母法子法关系 ,从宪法的起源论及宪法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从宪法的词语意义阐释宪法古今意义的连续性等角度 ,运用历史分析、语义分析、逻辑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 ,揭示了当前宪法概念的根本缺陷 ,进而提出宪法概念需要重新界定。文中将宪法概念表述为 :宪法是调整法权关系 ,规范国家权力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的根本法。通常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 ,以及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等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沉默权在我国宪法中的价值定位

沉默权问题不仅是诉讼法学上的问题也是宪法学上的一个问题。沉默权不仅具有宪法基本权利形式上的特征而且具有宪法基本权利实质上的特征。将沉默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加以规定,符合现代社会宪法基本权利内涵及种类不断扩张的要求。不仅如此,在宪法基本权利中谋求沉默权的合法地位,既是民主和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要求,而且还符合宪政意义上的价值观。     

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与农村反贫困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社会保障权作为基本人权,被现代宪法确认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理应人人享有。由于我国独特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民社会保障权缺失,这不仅带来了社会的不公平,而且导致因老而贫、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在农村频频发生。农民社会保障权与农村反贫困存在着正向关系。夯实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既是宪法权利的必然要求,又是农村反贫困战略的重要举措。     

德国社会国家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历经几代德国学者和政治家的努力社会国家原则得以作为联邦德国国家组织的基本原则,被规定在联邦德国《基本法》之中。根据德国通说,社会国家原则在内容上包括国家的社会义务和基本权利的社会责任两个面向。同时,经过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积累,德国法上的社会国家原则不仅成为其社会法制度的直接宪法依据,而且也是德国其他部门法中与权利的社会化有关系的制度在宪法上的合法性依据。最后,联邦德国《基本法》的立法者,通过总结以往在宪法中规定社会基本权利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国家原则的非主观权利性。德国社会国家原则对我国法制的启示主要体现在：现行宪法中有关社会基本权利条文的国家目的化解释和社会给付法定原则的建立。     

基本义务的宪法学议题

"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相对于后者,宪法上的"义务"及其理论尚处在"不成熟状态"。宪法学的难题在于如何在基本权利体系中确立基本义务的位置,并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义务的规范内容及其效力需要立法进一步具体化,"宪法义务"和"法律义务"的二元区分强调对于法律课以公民义务之合宪性控制。正确的立场是把基本义务与整体宪法秩序相联系,考察国家权力、公民基本权利以及基本义务之间的关系,即刷新宪法权利和义务理论。     

论基本权利制度变迁之国际人权法动因

“国际人权宪章”生效后的近40年中,受到国际人权法的启发和影响,各国宪法基本权利制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基本权利的主体从公民逐步扩展至所有人;基本权利的内容从公民及政治权利扩展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基本权利的保障从传统的公权力保障扩展到有专门人权机构参与的保障;基本权利的救济途径从普通的司法救济、宪法救济扩展到国际机构的救济。国际人权法日渐增强的监督机制、各国对国际人权法的普遍接受、宪法对国际人权法的高度定位等因素,为国际人权法促成基本权利制度的变迁创造了条件。     

论宪法未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化

本文采用比较分析和价值分析的方法,介绍公民基本权利具体化应遵循由抽象到具体、由概括到明确、由静态到动态、由确认到交互的基本原则。在对宪法进行修改时,应对基本权利的内容予以必要的扩充,对基本权利内容的规定也要明确,从而体现宪法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宗旨;应使基本权利在一般法中均得到明确、具体的规定;应在宪法中确认宪法的直接效力,同时赋予人民法院对宪法的解释权;在宪法中增加未列举权利的条款,确立公民基本权利全面保护的原则。     

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中国宪法应当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 ,作者以此为基点 ,结合 2 0年来的经验 ,讨论宪法改革面临的理论问题。首先 ,宪法之根本法则由以人本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法则、张扬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和体现程序理性的程序法则构成 ,蕴涵道统、政统和法统 ,是宪法合法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的终极来源和根基。其次 ,宪法作为法律应具有的效力有赖于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 ,但不是宪法的一切内容都要司法化 ;应区分宪律与宪德 ,并按法治的要求加以识别和转化。其三 ,界定违宪主体和违宪行为应以立法模式为主兼及治理模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宪法监督要体现人民主权和程序理性的完好结合。最后 ,宪法是价值法则通过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在公共领域里的运用 ,以约束权力和保障权利为核心 ;宪法改革应围绕宪法核心问题 ,调整好国家权力与阶级结构的关系、国家权力内部的横向、纵向关系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 ;同时 ,转化使用走进权利时代过程中的积极要素 ,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 ,并改进权利体系和权利救济。     

论基因技术对宪法的挑战

现代基因技术给法律领域带来巨大挑战,而负担基本权益保护的宪法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无疑是众所瞩目的.其挑战首先体现在主体的界定上.法律上之“人”包含有独立、自由、自主之涵义,“人”作为主体是一切权利与义务的出发点,当基因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之所以为“人”都产生争议时,法律体系的权利主体应该如何应付?是否需要创设一种新型主体?恐怕宪法学首先要做出一个基本的解释与界定.其次是对宪法基本价值的挑战.人性尊严是宪法的基本价值,由于基因技术在分子水平上实现了对人类遗传物质的修饰和操纵,人类的特性成为一种附庸,这样就使得人性尊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此人性尊严内涵有了新的要求,对人性尊严的侵犯形式也有了新的内容.作为基本规范的宪法如何回应是一个挑战.另外,基因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同样给宪法基本权利如生命权、平等权、隐私权、后代基本权利等以及社会基本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关注,并且适时进行立法的调整,使法律、伦理和基因科技的发展达到协调和平衡,使各方的基本权益最大化,从而实现科技进步与社会和谐的目的.     

论依宪执政的五重意味

在党与宪法法律关系问题上,依宪执政意味着“党在宪法法律之中”;在各级党委权力正当性渊源和边界问题上,依宪执政意味着“党权法定”;在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关系问题上,依宪执政意味着“党在人大之中”;在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关系问题上,依宪执政意味着“党在国家政权机关之中”;在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问题上,依宪执政意味着“国是共商”.     

宪法的本质与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

从本质上讲,宪法体现的是一种控制权力的理念,但控制权力并不是宪法的根本目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权利.宪法规范必须以控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宗旨,合理安排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和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关系,最终通过对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来实现我国宪法的价值转变.     

错位与暗合——试论我国当下有关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四种思维倾向

宪法与民法之间本应保持一种具有适度张力的相倚关系,但在当下我国的现实语境之中,尤其是在近年所谓“宪法司法化”的进程中,曾出现了可谓“泛宪法思维”、“超民法思维”以及“脱宪法思维”等三种彼此不同、却又互相纠葛的错位倾向。其中,前二者曾以混在的结构,在2001年的“齐玉苓案”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而后者则可从2006年的“河南地域歧视案”中窥之一斑;至于刻下《物权法草案》中所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可谓“泛民法思维”倾向,也恰好与“脱宪法思维”倾向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契合;凡此种种法律思维上的错位与暗合,已然在我国当下云诡波谲的时代背景中形成了一副有关宪法与民法之间关系的混乱图景,有待于澄清。     

“文化自信”的根本法基础

文化自信本质上是价值观自信,依宪治国是文化自信“日常生活实践”在政法领域里最为集中的体现,宪法文本则是展现文化自信的现实“文本”。现行宪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文化”构成了文化自信的基因库,融合成文化自信赖以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自信的宪法表达体现为宪法“序言”的“文化”叙事和宪法条文的“文化”展现。尊重宪法、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在一定意义上也就体现了“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永葆青春活力,必须更加开放包容,因而,现行宪法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应当始终维护和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获得社会个体的真正价值认同,需要在要求公民履行宪法法律义务的同时切实尊重和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方言学校"事件评析——以我国宪法文本中普通话条款的规范分析为路径

对近来所出现的方言学校这一文化现象,有必要从宪法角度进行规范分析。从宪法角度解析方言学校事件,需要先明晰宪法上“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条款的涵义。该条款中的“普通话”与“推广”两词有各自的涵义与功能。方言具有一定的功能,但是其局限性是相当明显的。从理论上的“语言权”的视角看,普通话在我国语言体系上具有优先和主导地位。宪法规范的效力性及至上性是法治国家的基石理念。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在冲突中的统一是宪法价值的精髓所在。     

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的成就和挑战

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的宪法实践证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取得了显著成就。1982年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因为吸取"文革"教训而规定得充实、明确、具体,之后的宪法修正案有关人权、私有财产等的规定使得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更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使公民基本权利通过立法被具体化,公民权利意识得到增强。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30年实践有行政主动推动、先权利后自由、违宪问题自我纠正三个特征。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法律法规甚至内部文件违宪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宪法中所规定的权力关系在实践中的表现并不理想,这种状况严重影响着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公民对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要求日益增强,而宪法却未能很好地满足这一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