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英政府交涉中印公路运输线考释（上）

抗战期间 ,中国政府出于物资援助需求 ,筹划了中印公路日玛线和印藏驮运线。然而 ,由于英国政府对之变化不定的政策以及对西藏噶厦的唆使 ,致使该计划失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首次利用英国印度事务部原始档案材料对此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 ,并分析了计划失败的原因     

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抗战准备

进入193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谋划国防，着手抗战的准备工作。趁此机会，世界知名军火商德国克虏伯公司极力向南京兜售其军火，帮助中国建设钢铁厂，与中方合作建筑铁路，出台与中国合办兵工厂计划等等。到抗战爆发以前这些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客观上起到了援助中国准备抗战的作用。     

关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问题

关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问题欧阳雪梅按照国际惯例，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后，应该对侵华这笔民族间的血债进行偿付。而当时中国政府也曾参加过远东委员会对日索赔行动，但是，中国所受损害最终并没有得到应有赔偿。那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赔偿问题的态度怎...     

抗战时期西安的城市防空建设论述

抗战时期,日本军队为破坏中国抗日的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摧毁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战意志,开始对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展开疯狂轰炸,基于日军的大规模的轰炸和空袭压力的紧迫性,国民政府和西安防空当局逐步构建了以防空协会、防空司令部为主要内容的西安防空机构。在防空机构构建的同时,战时防空具体措施也随之展开,主要包括开展防空教育、构筑防空工事、组织防空疏散等。     

民国时期南洋华侨社团的日常活动——以万隆华侨公会为例

依据1934年至1940年荷属印尼万隆华侨公会出版的《华侨月刊》,试图对世界经济危机和中国进入抗战这一时代背景下该社团的日常活动进行细致考察。通过对共计59期《华侨月刊》的爬梳,可将万隆华侨公会的日常活动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促进华侨经营事业的发展;服务华侨日常生活;致力于提高华侨素质;支援祖国抗战和救灾。华侨公会的日常活动深刻折射出经济危机和中国抗战背景下华侨社会的迫切需求,南洋华侨与居住地政府、南洋华侨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开罗会议中国民政府领土诉求之溯源

1943年底,中国参加开罗会议,在这个举世瞩目的会议中提出了自己的领土诉求。这些领土诉求体现了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目标。但是,这些领土诉求并非是一时兴起制定的,而是有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面对空前国难,一直到开罗会议,期间领土诉求的细微变化,是一脉相承的,是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即使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国民政府也从未动摇过对中华民族固有领土的维护。这种领土诉求也是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一个精神支柱。     

陪都各界与台湾光复

抗战胜利后,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陪都各界功不可没。主要表现为国民政府适时地把收复台湾确定为重要国策,中共中央南方局热情帮助台湾同胞建立武装和统一组织,陪都台湾同胞踊跃参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各项具体准备事宜。除此之外,一些国际文化团体也竭尽所能让更多人知道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要收复台湾的意愿,一些重要媒体及时传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收复台湾的强大声音。     

中、日、冀察当局三方对于七·七事变的应对方针及其成因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对日交涉由备战与谈判两个策略并重转变为坚决抗战。日本政府拒绝与中国直接谈判交涉,并于1937年7月11日18时,公开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决定增兵华北;华北的日军则与主政华北的冀察当局进行了所谓的"现地谈判",行缓兵之计,冀察当局的对日妥协对抗日产生了消极影响。     

抗战大后方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大惨案的时空分布考察

抗战时期，侵华日军为了彻底摧毁中国政府和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对大后方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空中杀戮，制造了死亡100人以上或死伤500人以上的重大惨案共达86次。这些惨案在时空分布上呈相对集中的鲜明特征。具体来看，在时序分布上，惨案集中在抗战相持阶段，1940年达到最高峰。另外，因为地形和天气的影响，夏季是惨案的高发期。在空间格局上，惨案集中在四川、重庆战略核心地区；水路、铁路和公路等交通干线所在区域是重灾区；县级及其以上城市最为惨重。这种时空分布格局彰显了侵华日军企图通过制造重大惨案，造成恐怖气氛，达到动摇抗战大后方民众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实现占领和殖民中国的目的。     

国民政府时期中医公会法律地位的演进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于中医公会的立法与管理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医公会的法律地位与西医团体时分时合,从初起的模糊不清到逐渐明晰,并在抗战期间得到强化,成为具有半官方性质的法定团体。中医公会法律地位的演进既体现了近代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也展现了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背景下中医业的曲折命运。     

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制度保障

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是解决西藏发展问题的关键。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之后,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其他兄弟省份的帮助下,西藏自我发展能力逐年提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章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制度前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组织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制度保证、切实有效的援藏机制是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政策保障四个方面阐述了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制度保障。     

清代前期颇罗鼐总理藏政研究

颇罗鼐总理藏政的实质是藏王制,这在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职官设置、权力体系以及日常行政等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颇罗鼐统治时期的藏王制运作是很成功的,颇罗鼐藉此建立了稳固的政治统治,并在军事、宗教、经济、对外交往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政绩。颇罗鼐的藏王统治是高度极权的,但这并非是对西藏早已形成的与中国的领土主权隶属关系的否定,相反许多有力的事实充分证明藏王制只是清朝前期治藏的一种地方政府管理体制,颇罗鼐的藏王统治的成功运作也为清朝逐步加强对西藏的直接影响与控制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     

论甘肃代表团赴藏对改善民国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作用

本文以甘肃代表团赴藏为中心,来探讨民国初年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发展,甘肃代表团的赴藏是在动荡加剧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主动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有所好转,因此1919年甘肃代表团的赴藏,虽是中央与西藏关系的发展史上的惊鸿一瞥,却耐人寻味,值得仔细揣摩研究。     

从驻藏大臣制度看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政策

驻藏大臣是清朝总理西藏一切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驻藏大臣从最初设立到最终形成稳定的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清朝对西藏统治政策的一个"法制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制定了较为全面、完善的治藏法令。这些法令的颁布和实施对维护当时国家的统一,促进西藏地方的稳定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从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的过程出发,分析清朝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相继颁行一系列治藏法令的内容及其发挥的作用,以期对当前我国民族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提供一些借鉴。     

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历史演变

美国的西藏政策是随着美国的国际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变化而演变的。新中国成立以前美国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只是到了冷战时代,美国将西藏置于其全球反共产主义的棋盘后才开始考虑承认西藏分裂势力的独立主张,这在1959年达赖叛逃国外后达到顶峰,美国曾一度考虑承认西藏独立。但美国政府却终于没能公开承认西藏为一个独立国家,原因是这不符合中国西藏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自然也得不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和平解放西藏与"一国两制"的政策

根据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指示 ,邓小平拟定了实行“一国两制”政策的“解放西藏公约十章”。中央政府以此为蓝本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签订了”十七条协议”。总的原则是 :西藏和平解放 ,中央统一管理国防与外交 ;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不变。这一政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促进了西藏的发展 ,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条件。但西藏上层分裂势力于 195 9年发动叛乱 ,“一国两制”政策被迫中止实施。     

也谈民国时期西藏的历史地位

文章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对民国时期西藏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进行了阐述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自元王朝西藏地方正式归入祖国版图后 ,历代中央王朝都对其进行了有效的管辖 ,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藏方略 ,并对范普拉赫所谓的自 1911年至 195 0年以来西藏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和夏格巴在《西藏政治史》中一再鼓吹的“西藏是独立的国家”的谬论予以了有力的驳斥。     

关于西藏通史研究的断代史思考——兼论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政权同步、政治同声、经济同气”的史实特征

西藏历史的分期与中原地区的历史分期存在一种趋同的周期,其原因有体制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等。在元、明、清时期表现为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政权同步、政治同声、经济同气”的特征。本文对此作了分析探讨,认为将西藏历史的各个阶段纳入中国通史的研究范畴,以更加广大的视角来观察西藏历史的种种问题,有利于藏学和西藏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支出与财务监管

清代中央政府在对西藏地方的财政投入和财务监管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构成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又一方面重要内容,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以档案资料为据,就清廷对西藏的财政支出政策、项目、数量和特点,以及驻藏大臣对西藏地方的财务核查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