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园林的文心与傲骨

江南文人园林是中国非常独特的一种建筑形式,这些园林在打山理水中往往融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精神追求、人生旨趣。常州作为吴文化的重要组成城市,在明清两代也曾造园成风,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园林已经颓圮,但现存的园林不仅有着文人园林的共性,而且在其变迁过程中也体现了常州文人独特的文心与傲骨。文章通过对常州市区现存文人园林的变迁过程、主人故事、相关文化作品中的记录,寻找常州园林体现出的常州文人的文化特质,探索常州人的文化精神。     

柳宗元谪居柳州文心发微

柳州四年是柳宗元一生的最后阶段,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尽管他在这四年的仕宦生涯中仍持守"辅时及物"之道,但终因长期的弃置使他内心几近绝望,故其创作风格既表现了犹待时用中的孤峭哀怨,又展现了人生大迷惘中的幽郁凄婉,这两种浓烈的悲剧性体验,使其人格和作品具有重要的悲剧美学价值.     

管窥刘勰论"形"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及的"形",虽然其基本意义与"形式"这一词是不相同的,但是其中却包含着对于"形式"的理解。本文从刘勰对"形"涵义的理解出发,探讨刘勰由此形成的"形式美"观念。     

试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性特征

《古诗十九首》是汉末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它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抒写了他们在饱偿人间忧患之后真实的内心情感世界以及对生命意识和人生永恒价值的深邃思考。     

胸怀崇高理想 立足本职工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仰即科学的理想信仰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是解决重大问题的迫切需要.每个共产党员要胸怀崇高理想,立足本职工作,牢固树立事业的成就感,以平凡而伟大的业绩为实现崇高理想增砖添瓦.     

论北宋理学家的庭园山水境界

北宋理学家的庭园山水境界是宋人"以哲思对山水"的显著反映,是理学宇宙观与人格观在庭园山水审美中的浑然统一:依据"理一分殊"之旨而重建天人体系,使小小庭园亦显现着宇宙的本体而涵纳万有;"观造物生意"不仅是在园景观物中体味宇宙运迈的自在生机,更表现着主体明心证道而融道德于审美的人生境界;理学关于"孔颜乐处"的理想人格的树立,使游园观物中与天地万物同流的"天人乐"具有了超道德的宗教性深度,丰富了宋人庭园山水境界的内涵,也深刻影响着明清园林美学的风貌品位。     

韩凭夫妇故事流变中的文人旨趣

韩凭夫妇的爱情故事在中国汉代民间就已广为流传,其后渐为文人所关注,见诸由晋至清的诸多古籍记载当中.本文采用主题学的研究方法,纵向比较该故事在流变过程中产生的歧异,注意到宋代之后文人受时代思潮影响,记叙韩凭夫妇故事逐渐脱离了此前歌颂忠贞爱情的主题,更侧重于突出韩凭妻的节烈和文才,表现出不同于民间文学的文人旨趣.     

论文学批评的精神品格坚守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性实践,担当着守护人类精神家园,建构新的人文精神的使命,但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大众消费文化对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娱乐代替了审美,游戏取代了精神价值。文学批评要完成＂精神守望者＂的职责,必须坚守批评的精神品格,批评家必须通过加强人格修养和道德历练,保持评判的终极价值、理性的批判锋芒和永远的人性关怀。     

《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的渊源关系

汉代的诗学,基本上是《诗经》学,而《毛诗序》就是汉代《诗》学的纲领与津梁。“温柔敦厚”的“《诗》教”与《毛诗序》融合以后,“四始”、“六义”,“美刺”、“比兴”,“风雅正变”,“吟咏情性”,“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等重要的诗学范畴,形成了汉代《诗》学的体系,并对汉以后的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刘勰的诗乐观与《乐记》和《汉书·礼乐志》的关系紧密。受《毛诗序》的影响,刘勰弘扬了“四始”、“六义”。在美刺比兴方面,刘勰发展了《毛诗序》及汉儒各家对比兴的解释。另外,《文心雕龙》还继承和发展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论黑格尔的崇高观——兼及黑格尔和康德崇高观之比较

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对崇高作了详细阐述，但学界对其崇高思想的关注还远远不够。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黑格尔的崇高观：第一，在理念的发展过程中论述崇高；第二，崇高来源于理念；第三，崇高的神性色彩；第四，关于个体的崇高。认为与康德相比，黑格尔的崇高观显示出了他思想中的保守主义和浓厚的神学色彩。     

文学的胸襟：关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

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都是政治大动荡中,为寻求文学的解放和自由而发生的,都是大变革、大转型之中的文学,且都具有开局的性质。但是,前者具有政治、思想、文化、历史全方位的视野,而后者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却是囿于政治的眼光,缺乏历史的观照。寻根文学和朦胧诗虽有历史的视野和中西方的观照,却又缺乏政治的热情和参与精神;前者描写的是具有历史和社会意义的问题、性格和心态,后者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的视点却只是政治路线,而寻根文学和朦胧诗却又往往囿于文化方面。总的说来,五四新文学的胸襟要比新时期文学宽阔得多,因而它的影响也要大得多。由此说明,我们的作家不但要有对于国家前途的牵念。还要有纵观历史、眼望世界的气概,当然还要坚持文学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多抽前绪”与“师心独见”——以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为例

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否定＂多抽前绪＂的同时,又完全赞同＂师心独见＂的创新。其实,＂多抽前绪＂与＂师心独见＂应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只有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借鉴前贤,立足现实,＂运用脑髓＂,才能产生不朽之作。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文心雕龙》中古代文论基本话语的法译思考

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承载着社会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性,同时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又凸显了翻译文本的核心作用。翻译的过程提出了话语思考的意义,而话语思考又自然返回到对文本的理解。所谓话语就是一种表达方式,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就是表达中国古代文论的论说方式,这些话语植根在中国古代文论之中,评说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既有评判中国古代文论的功能,又存在自身中国古代文化和文论的意义。在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西方哲学、语言学、文学、译介学等学科大量步入中国本土,西方的认识论、方法论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文化,中国文论界开始对文论话语提出了…     

论《文则》与《文心雕龙》“宗经”理念之差异

《文则》是宋代的第一部文章学理论著作,和《文心雕龙》一样,其文章学理念也具有鲜明的宗经特征,但二书的宗经理念存在较大的差异:《文则》宗经偏重于理,推崇文句的简洁自然,《文心雕龙》宗经偏重于情,注重文章的辞采。这些差异既与其各自的时代思潮有关,又是文章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文心雕龙》论蔡邕

蔡邕是东汉后期的文坛巨匠。他对于骈俪化的追求和探索,对六朝时的骈文创作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同时,蔡邕的文章,尤其是碑文,无论是对于儒家经典及其精神的体认,还是使事用典,都表现出学者之文富有深厚的经史传统的特质。这对于魏晋以来文坛上流行的一些浅薄庸俗的文风有针砭的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有见于此两端而对蔡邕的创作、艺术风格及其文学史意义做出了全面的评价,尤其是专门将碑文作为独立的文体加以探讨,有力凸显了蔡邕在文学史上的开创性意义。     

试论先秦文学作品中的园林景观

先秦时期是中国园林的萌芽时期。先秦时期的造园思想、造园手法、园林形式对后世园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先秦园林大多已不存在,研究先秦园林的概况,应从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人手。本文通过对先秦时期《诗经》《楚辞》《山海经》等文学作品的深入挖掘,探讨了先秦时期的园林景观。     

文学典型的审美机制

文学典型内涵不断在发展,但是通过人物性格的认识,实现从个别、有限到一般、无限的超越。始终是其恒定不变的审美机制;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生产,文学典型显中求隐,在宣扬意识形态的同时又暴露着被其遮蔽的真相。在对异化现实的否定、超验理想的营构过程中,文学典型可以重塑人的新感性、提升人的新境界。只要密切关注人现实的生存境遇,推动事物主要特征表现的陌生化,文学典型会不断创新,永葆魅力。     

从原始仪式看中日艺术中的“神”

首先,从比较语义学分殊中日远古仪式之神,明确两国不同的艺术起源。其次,透过立中仪式和咒术仪式中神的体验,深入了解两种仪式背后不同的文化精神。前者从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和有无相生的天道观两方面影响了天下主义的文化观,使之在诗、文、画上显出普遍之通和具体之变统一于宇宙之中的通变精神。后者透过语言(こと)是显灵的事物,事物(もの)是咒术的灵验这一言灵信仰,折射出土人咒术、朝廷祝词、密宗法门背后宗教之诚的文化观,使之在和歌、俳谐、物语上显出风雅之诚的心灵逻辑。     

作为中国古代文士心灵史象征的黛玉形象

泣血的杜鹃,是中国古代诗人的象征,黛玉形象便是这样的一个象征.她春恨秋悲的歌哭积淀了千古诗人共通的生命情感,而她的纤弱和无助也意味着明清文士的心性已非复汉唐的雄浑博大.因此,黛玉形象具有中国古代诗人审美追求与心灵历程的象征者和终结者的双重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