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释《文心雕龙》中的“诡”

“诡”出现较早且具有丰富的意涵。在《文心雕龙》中,“诡”出现多次,被刘勰系统地用作一种文学风格学概念。在深入理解“诡”义的基础上,刘勰将“诡”引入文学批评。“诡”的文学风格学意义,正是根于其本身的“反”“违”“异”及“变”等义而产生的。在《文心雕龙》的批评体系中,“诡”作为一种含贬意的文学风格学概念,其风格特征表现在作品的述情表意、遣词造句、选字配义及协声调律等方面,可谓刘勰对南朝文弊的集中批评与规箴,同时也从反面显现出刘勰对理想文学风格的塑造与追求。     

《文心雕龙》“物”范畴的多层次内涵

"物"是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在古代文论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心雕龙》是古代最重视"物"范畴的文论著作,全书有二十篇文章运用"物"范畴阐释其理论观点。《文心雕龙》的"物"范畴涉及创作发生论、艺术想象论、艺术表现论等多方面理论,对其展开研究是把握古代文论"物"范畴丰富内涵的一把钥匙。     

“龙学”的诞生

“龙学”的全称为《文心雕龙》研究学,是一门以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棗《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也是国学中屈指可数的以某部极具代表性的古代典籍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之一。撰写于南朝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棗《文心雕龙》,以其体大思精饮誉于世。它不仅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有最为显赫的地位,而且在世界上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千百年来,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校勘、考证、注疏、整理、评点乃至较为系统的研究等几乎延绵不断。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相互激荡、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为《文心雕龙》研究…     

从法学命题到文学理论的历史演变——论《尚书》和《文心雕龙》中的“辞尚体要”

《尚书·毕命》中的“辞尚体要”,属于法学命题,所言对象是诉讼办案,强调言辞整体样式的中正、得当;《文心雕龙》将“辞尚体要”主张置于征圣、宗经前提下,带有为文学写作立法的性质,它继承了《毕命》的批判精神,批判对象却由社会恶习转向浮靡文风。在论述结构上,《尚书》中的“体要”,虽强调中正,又兼含关键、简约之义,反映出上古时代汉语词义的混沌性;《文心雕龙》强调文学语言的规范、得当,将中正之义发展为折中的文论思想。“辞尚体要”之“要”,常表达纲领、关键、根本之义,简约之义则由“约”字取代,然而这一点往往为后人所忽视。     

“易”之“不易”的当代价值

据《易纬》及东汉郑玄《易赞》,《周易》之“易”涵摄“变易”、“易简”和“不易”三义。然而,对于“易”之“不易”义,历来学人见解歧义迭出。追根溯源以明“易”之三义,剖析“易”之“不易”义的二重化倾向有利于开拓其当代价值,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序的功能,给艰辛生活的人们以灵魂安顿和生命慰藉。     

“画龙点睛”说“隐”“秀”

文章中的点睛之笔是把握文章主旨的钥匙。点睛之笔在表达上灵活多样 ,可长可短、可叙可议……最好的方法是“隐”“秀”式。“隐也者 ,文外之重旨者也 ;秀也者 ,篇中之独拔者也。”(《文心雕龙》)“隐”“秀”式点睛之笔是作者情思与文辞精巧结合而成 ,关键是“自然”二字     

推究本原 探求奥义——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

詹锳先生是当代《文心雕龙》研究的著名专家。他的《文心雕龙义证》《〈文心雕龙〉的风格学》及《刘勰与〈文心雕龙〉》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在观念、路数与方法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以“无征不信”的实证精神索解义理，以现代的学术观念发掘古代文论的理论内涵及其价值，自觉尝试探究并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呈现出学术大家成熟的研究品格。     

《说文解字》“女”部字及其文化内涵

《说文解字》是我国析字形、解字义、辨读音的文字学专著。本文在对284个《说文解字》中“女”部字及女性文化相关字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依据《说文解字》中“以类相从,以义相贯”的分类原则,建构“女”部字分类体系,将其分为姓名、称谓、婚嫁、女性价值评判标准、中性字五个类别;通过《说文解字》与《现代汉语词典》中“女”部字对比,研究“女”部字形义变化;探讨“女”部字中反映出的古代女性主流社会地位和古代婚姻制度。     

《文心雕龙》“文之枢纽”考论?

《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问题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且观点繁多。从注重原典的角度出发,用文字学研究方法对"文之枢纽"相关内容进行文字考析,能够还原刘勰"文之枢纽"的本相。其实,"文之枢纽"中的"文"无论是指《文心雕龙》一书还是指"为文运篇",在刘勰心中都是有机统一的。其枢纽应该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这五篇,而不应省略《正纬》、《辨骚》中的任何一篇。刘勰已经意识到了文章与"经"之区别,建构了自己"为文之用心"(文心)和"雕缛成体"(雕龙)这样一个两者结合的完整的"文论系统"。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论语》“温故而知新”章诠释与儒家师道的建构

师道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论语》“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章是历代儒者阐发、建构师道的重要文本依托。自汉至清的经学家,透过字句诠解、文献互证、义理建构等方式对“温故而知新”章的内涵作出了诸多解读,从教学义、尊德义、治事义三种视角探讨师道,使“温故而知新”衍生为学问方法、成德工夫、政治殷鉴三种不同形态。相应地,“师”被诠解为学问之师、德性之师、治事之师。历代歧解虽建立于不同的学理预设之上,然皆旨在说明儒者何以为师,并因之以建构理想中的师道。     

《五行》之“和”及其《尚书》学基础

《五行》有一个重要范畴“和”,“和”又有一个等值的范畴即“时”。二者关联的是,仁、义、礼、知（智）四种德之行跃升为“善”,仁、义、礼、知、圣五种德之行跃升为“德”,以及德行达到最高境界时的践行方式。“和”一般被解释为“和谐、协调”,这种认知有悖于《五行》体系给出的界定,也背离了该范畴的历史渊源。《五行》之“和”乃取义于跟《洪范》“五行”中的五味关联甚深的“和羹”、“和五味”,以及由此滋生的“和五声”等观念,意指参与其中的各元素的个别存在被超越而生成新的同一体,因此并无“和谐、协调”可言。《五行》“和”（或“时”）深刻继承了《洪范》“五行”说蕴含的五味和的结构框架和模式。     

追寻“可爱”而“可信”的存在方式——王国维文学研究的生态价值

王国维文学研究的代表作《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关涉到文艺的评、论、史三个方面。其特点是对“可爱”而“可信”的理论包括书写方式的共同探求 ;在文化转型时期 ,他的这种追求不仅具有文艺学的生态意义 ,同时也具备建构新型文化精神的生态价值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结言端直”释“骨”字

对《文心雕龙》“风骨”之义的解释历来意见分歧.而对“骨”字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同志甚至征引汉魏以来的观人法、画法、书法、力图说明“骨”的含义.虽然这有助于开拓思路,但这毕竟是旁证,不是刘勰自己的观点.刘勰创造性地把“风骨”这一原有的概念用于文学理论,是有其独到的见解和用意的.所以,我们应该主要从《文心雕龙》,尤其是《风骨》篇中刘勰本人对“骨”的说明来寻求正确的答案,否则就难免出现象黄侃所批评的“言之愈高,即之愈渺”(《文心雕龙札记》)的弊病.     

詹锳“龙学”品格论

詹锳是20世纪“龙学”史上的大家,他以《〈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一书创立了体系完整的“《文心雕龙》风格学”,而其《文心雕龙义证》则是一部融合会注与集成之功且具个人理论色彩的“龙学”巨著,这两部著作在“龙学”界均有很高的地位。而其“龙学”成果广受认同的背后,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他的“龙学”成就之高,得益于他的研究品格有精到之处。其研究品格主要体现在跨越中西与古今的开放性、多元性,学术追求之独立性以及研究方式之实证性。因此,讨论詹锳“龙学”研究品格,可以帮助后辈探究他取得重要“龙学”成就的根本原因,也能为“龙学”研究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宝贵经验。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论《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成因及表现

在方法论方面，刘勰把佛教和其本人处理佛儒道三教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及佛教对待内部渐悟与顿悟之争中采取的“折衷”思想方法，用于创作《文心雕龙》的过程中，这是《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主要成因。《文心雕龙》的“折衷”原则主要表现在对待齐梁文坛文学创作中“法古”和“新变”之争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对待当时文坛文学批评中“奇”与“正”之争的关系上，还表现在对待文学创作过程中迟与速的关系和文学发展进程中渐变与顿变的关系上等方面。     

“母性”他者与东方“镜像”

在西方的文化想象中,东方被预设为与之对立的“他者”,被动地参与西方塑造自我和认证自我的过程,并成为后者建构其主体性所需的“镜像”。美国华人作家严歌苓撰成长篇小说《扶桑》,书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却对以上的模式进行了种族和性别上的双重颠覆。本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作为分析起点,对以上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