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后人类儿童主体及其主体性

石黑一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透过儿童机器人克拉拉的视角,探讨了后人类时代儿童主体及其主体性问题。一方面,以乔西为代表的后人类儿童尽管在被技术“提升”后变得更聪明,但却遭受到身体的伤害和移情能力的丧失,呈现“辖域化”特征;另一方面,儿童机器人克拉拉则突破技术的同一化规训,表现出人性的温情,从而构成了对人类儿童身体的“解辖域化”。当技术主体拥有超人类主体性时,人类主体与技术主体的关系便成为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的命题,从而有可能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人机融合的人机共同体,为未来社会建立开放、包容的肯定性主体关系提供伦理反思。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三维审思：逻辑起点·现实基点·思想源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积极反思人类生存现状的基础之上，对世界未来发展形态的一种前瞻性擘画。总体观之，作为“类”存在的人的主体自觉以及马克思主义“类”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逻辑基点， 现代“人类交往”方式的演进与普遍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现实基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思想源点。逻辑起点、现实基点与思想源点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生成之源，对其系统、深入的阐释与审思则是我们学习、领悟、实践这一伟大构想的重要环节。     

承认理论视域下《克拉拉与太阳》中的人机共同体想象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从人类主体间性视角去阐述各种共同体出现的现代性危机,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新型共同体——人机共同体逐渐开始形成。从承认理论中的爱和团结这两个承认形式去考察《卡拉拉与太阳》中克拉拉与乔西一家的人机共同体模式,发现克拉拉这个机器人虽并没有如同人类一样的自我承认和同感共情的心理基础,但是她却有着和乔西母亲一样的行动目标——帮助乔西摆脱孤独以及康复。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乔西母亲、乔西和克拉拉在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中承担了不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在互相协作乔西康复的过程中慢慢彼此承认。     

科技进步与人的发展的良性互动

科技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其发展过程是一个“人化”的过程;科技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类自身,其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化人”的过程。科技在“人化”与“化人”的互动中呈现出协调性、系统性、反射性、全球性等特征。由于人类在使用科技的过程中受制于不同科技价值观的影响,科技在“化人”的过程中出现偏颇。因此,科技进步与人的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保持“人化”与“化人”的一致性,必须强调人文在“化人”过程中的导向性,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科技进步来助推人的发展。     

意义·导向·路径：适应突发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公德教育

适应突发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公德教育是预防危机和提升危机治理成效,加强和改进我国社会公德教育的现实迫切需求。教育内容上坚持自强价值导向,倡导“理性爱国、与党同向”“举国同心、迎难而上”“生命至上、尊重科学”等给危机治理“减负”的公德;坚持自律价值导向,倡导“抱诚守真、公道信义”“客观审慎、明辨是非”等不给危机治理“添乱”...     

唐君毅人文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科技文明既带给了人类以诸多福利 ,也给人类太多的负面影响。科学与人文之矛盾 ,在于科学无法说明人的精神现象 ,人的主观上的“意识”、“意志自由”以及“价值体验” ,是科学的“三大芒刺” ,因此 ,科技文明要真正能够造福人类 ,必须以“仁心”主导     

浅析《理想国》中“善”的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认为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基于对当时希腊雅典社会政治的观察,看到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为了挽救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危机,柏拉图提出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他提出治国者掌握治国的最高知识---“善”的理念。“善”的理念在《理想国》第六、第七卷中得到了具体的阐述,柏拉图将太阳比喻为最高的“善”,太阳是世界万物的光明之源,从而“善”的理念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是人类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在“善的理念”的指引之下,公民具备认识世界的能力,从而为建立一个“正义城邦”奠定基础。     

“一种新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汉娜·阿伦特论新政治哲学的可能性

思想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汉娜·阿伦特关注的中心问题.为了破除传统政治哲学中沉思生活和积极生活的价值等级,阿伦特提出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哲学”.阿伦特所谓的“新政治哲学”基于将行动和思想还原为人类实存的两种能力,在实存论层面上,行动和思想没有价值上的优劣之分.只有从实存论层面出发,阿伦特的“新政治哲学”才是可能的.     

数字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暴力化及其规制

人工智能作为数字智能时代的科技产物,能高效推动社会发展和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有“善”也有“恶”,是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的暴力化呈现是人类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从人的暴力意向和人工智能自身的性质出发,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原生性暴力化问题主要呈现为“数据暴力”和“算法暴力”,而由人工智能广泛运用导致的次生性暴力化问题则呈现为“价值暴力”。顺应数字智能时代浪潮,察明新式暴力的形式与性质,对人工智能的开发端、应用端及监管端进行理性的法律规范和必要的道德约束,是规制或消弭人工智能暴力化的应有之义。     

突发公共事件全球传播的积极话语建构——以“云南大象北上南归”为例

突发公共事件的全球传播是信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积极话语建构是迎接这一挑战的重大哲学转向和创新思路。在积极话语建构的范式下,重新界定危机是什么、从全新视角认识危机、讨论如何化危为机的“危机重构话语”理论为突发公共事件的全球传播提供了从本体论、认识论到方法论的系统阐释和全新路径。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本文选取“云南大象北上南归”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验证了“危机重构话语”原则与策略促成该事件化危为机、成就卓越全球传播的关键作用。另外,本文还从案例中提炼出五种面向全球的危机沟通技巧作为该理论的补充,力求在“宏观原则-中观策略-微观技巧”三个层面上为未来突发公共事件全球传播的积极话语建构提供整体方案。     

设计理念之变--"物化"中的高情感价值

在科技飞速进步的现代社会,作为理性的物质化身和现代工业主要基础的科学技术,正日益将人变成单向度的理性机器,人的高度物化造成了人类社会的危机.高情感价值的实现不仅是人类社会需要阶梯化上升的内在要求,更是沟通人与科技的桥梁,它的实现有赖于我们对人真实需求的动态研究与把握,以及人类社会人文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后疫情时代的数字技术、人——技关系及人文建构——以三色码系为例

健康码、行程卡及场所码等数字化防疫技术作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的产物,深化了科技与人的联系,使得技术具身化愈发现实,“技术身体”与“文化身体”相互建构,相互影响。技术的形变效果在推进防疫精准化的同时,也造就了数字鸿沟中的治理困境。对于技术的离身把握或将发觉技术整体主义所导向的虚无,反思数字技术可能将人持存化的可怖前景。密切关注技术与人的伦理道德问题,对于数字技术进行审慎使用,推进技术具身的积极发展,是推动技术赋能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题中之义。     

设计理念之变——“物化”中的高情感价值

在科技飞速进步的现代社会，作为理性的物质化身和现代工业主要基础的科学技术，正日益将人变成单向度的理性机器，人的高度物化造成了人类社会的危机。高情感价值的实现不仅是人类社会需要阶梯化上升的内在要求，更是沟通人与科技的桥梁，它的实现有赖于我们对人真实需求的动态研究与把握，以及人类社会人文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略论“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观”的意义

“全球化”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在靠近我们。由于受人类自私地利用自然的欲望支配,我们陷入了近代理性所引起的人类生存危机的悲剧之中。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前面的道路不应该是以盲目地模仿西方的“工具理性”为中心的近代化。在“全球化”时代里,“儒家伦理观”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广价值。     

太阳在哪儿过夜──读《东方的智慧》

太阳在哪儿过夜──读《东方的智慧》仁可如果我们在这里把太阳比喻为智慧之光，那么抛开“太阳在哪儿过夜”的诗意成分，这一问题带给人们的将是某种难以名状的尴尬：人类将向何方去？又该怎样面对“已经过去的、正在进行的和将要来临的”？这种尴尬似乎揭示了人类在对宇...     

人文·人文主义·人文精神

“人文”与“天文”相对应 ,其基本蕴涵是“文明以止” ;“人文主义”与“神学”相对应 ,其基本蕴涵为人取代神居于世界和价值的中心 ,高扬人的理性、自由、价值和尊严 ;作为“人文”与“人文主义”之价值依托的“人文精神” ,它从人与自身、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三个向度追问真善美的高度和谐统一 ,并因其批判和超越的特质而与时俱进     

劳动认同与美好生活的实践理性根基——基于马克思人学价值论的考察

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所建构的新劳动学说,向来是探究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学理焦点。透过马克思劳动学说的表层语义,其劳动叙事始终围绕着“现实的人”的“感性生活”展开,在“劳动与生活”互释性框架内,马克思通过追问资本现代性境遇中劳动异化现实的结构性危机,揭示了资本逻辑形塑的“生活危机”。这种“生活危机”主要表现为劳动逻辑与生活逻辑的断裂与疏离,即劳动作为一种异己性的力量起而反对、压迫和限制“现实的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合理化吁求。雇佣劳动体制下的异化劳动不再是一种确证人的内在价值的积极力量,反而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和雇佣工人谋生的手段,因此,“劳动认同”的危机将以“逃避劳动”的极端形式呈现。重建“劳动认同”与“美好生活”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人性化转型意义上重构“劳动认同”,并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价值实践本体高度确证人类劳动的历史意义和实践功能,构成了马克思异化劳动批判的核心旨趣。理解和把握西方生活叙事的范式转型与马克思新劳动价值学说的真义,将为新时代中国社会阐释和实践“美好生活”厘定学理地平。     

凡人如何不死？——论李宏伟《国王与抒情诗》的“幽暗”叙事

“幽暗意识”在科幻小说领域表现为探溯和想象人类最幽微曲折的面向。李宏伟作为文风独特的青年小说家,其《国王与抒情诗》无论从时空架构还是情感表达抑或是哲学思考,都闪烁着“幽暗意识”的微光。首先小说构建了一个即将到来的未来时空,在这个时空下人类的生存空间看似无限开拓实际上却陷入一种科技“垄断”下的逼仄地带,文本的“幽暗”意图在叙事中缓缓浮现;其次“文字”与“抒情”作为小说中的关键隐喻,其背后隐藏着作者“幽暗”的情思,即“文字”是民族国家文化传承之瑰宝,而“抒情”则是建立在“文字”基础之上自我表达和独立意志的体现;最后“凡人如何不死”这一诘问贯穿于小说的始末,作者对人类社会中科技与人性的罅隙与胶着这一“幽暗”问题的探讨也启发着我们对人类未来发展危机的审视与思考。简言之,李宏伟的“幽暗意识”不仅体现了他对文字文学本身在未来社会发展遭际的预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思考了个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论科技创新的环境价值定位

科技创新中的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科技创新中的的重要内容。科技发展中出现的人与自然环境的严重冲突和对立,要求当代科技创新必须有环境价值定位,在科技活动的价值追求中,纳入保护自然和建设自然的目标,使当代科技创新能在“以人为尺度”和“以生态为尺度”双重观照的实践中,重建造福人类、解决地球环境危机的新思路。     

《坠落的人》中的坠落与救赎

唐·德里罗小说《坠落的人》通过描写“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幸存者及其家人的劫后生活折射美国全民族的创伤;并通过揭示恐怖的根源来提醒人们,人类正处于伦理和信仰的危机之中.人类应积极应对危机、回归善的本性、确立正确的信仰,才能从坠落之地走向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