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新论

1944年秋,国民政府发起一场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得到妇女界积极响应,知识女青年理解国家总动员之迫切,"杀敌报国,妇女有责",她们突破传统的樊篱和束缚,积极从军,这场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并不像以往研究者所认为的很快归于沉寂.事实上,它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知识女青年从军问题的热议,社会各界围绕知识女青年是否具有从军能力以及从军标准与服务范围等问题展开积极的讨论.这场运动有效地宣传妇女服兵役和男女平等的基本观念,为妇女参军从政、从事社会职业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也改变着社会对妇女从军的偏见和歧视,有助于提高社会各界对男女性别方面的新认识.不过,知识女青年在前线所从事的仍然是救护、政工、通讯、缝纫及文书等辅助性的工作,传统的社会性别结构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进退维谷的美国女权运动

本世纪8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处于休闲状态。既没有大规模的女权运动,也没有新的女权领袖出现。“女权运动”一词被搁置起来,公众的话题转向如何生活舒适、潇洒。对于男人,妇女界的舆论措辞也不激烈了。许多致力于研究妇女问题的妇女专家甚至不愿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转而注重美国妇女历史的研究。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关于全球性别治理“中国主张”的分析与阐释

全球性别治理是指以促进妇女发展、实现性别平等与公正为目标的全球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编》,特别是其中的第八专题集中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性别治理的多维实践和推动全球性别治理的“中国主张”。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推动全球妇女事业合作的努力,是中国参与全球性别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国在全球性别治理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正在由“积极参与”迈向“主动引领”。全球性别治理的“中国主张”包括：保障妇女权益,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努力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以及重视联合国妇女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等重要内容。为推动中国更好地参与并引领全球性别治理,共建共享美好世界,需要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对全球性别治理的认识”和“国家总体外交和全球性别治理的关系”两个方面的议题。     

中国妇女运动“大跃进”始末

在"大跃进"的三年时间里,中国妇女运动从最初的积极参与,到中间的调整反思,直至后期的跃进浪潮再起,经历了特殊而重要的历史阶段."大跃进"运动给妇女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既写下了妇女思想解放史的新篇章,也表现了忽视妇女生理特点和缺乏对妇女的劳动保护、造成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以及妇女界在"妇女是否解放?"等理论问题上的困惑和迷茫等不利影响.     

为谁参政？--参政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分析

参政妇女代表和反映女性群体的利益和呼声,是妇女参政的意义之所在,也是推动更多妇女进入政治领域的主要诉求之一。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从对传统性别分工和性别角色定型的认识、对男性中心社会传统价值观的看法以及对中国男女平等现状和实现途径的认知等指标来看,与普通妇女和参政男性相比,参政妇女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意识,对于妇女参政的态度也更为积极。这一发现反驳了认为参政妇女不能代表妇女群体的利益,是“穿裙子的男人”等观点。     

中国妇女参政的历史轨迹

<正> 中国真正的妇女参政,开始于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此后它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资产阶级领导的女权运动下的妇女参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革命运动下的妇女参政;二战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下的妇女参政.在当前学术界对妇女参政问题争论不休的热门时机,回顾与探讨一下它的历史进程,是颇有意义的.     

女性主体性的媒体言说——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日报》专刊《妇女界》的解读

1931年9月1日,北平《世界日报》再次开辟《妇女界》专刊,主编由男性变为女性。在女主编金秉英的主持下,妇女的声音得以更加自由地表达出来,内容涉及社会的诸多层面,体现了编者、作者对妇女生命的关怀。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下,编者倡议妇女走出家庭,为国贡献力量,但是又不能放弃家庭的责任。如何处理好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妇女界》所讨论的重要议题。该专刊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途径,参与社会性别关系的调整与构建,在批判传统两性关系的同时,倡导建立新的社会性别关系和文化。     

精准脱贫战略的社会性别审视

精准脱贫是中国消除贫困的顶层战略设计。妇女是贫困的主要群体之一,妇女脱贫是精准脱贫的重要内容。将社会性别引入贫困问题,建立对精准脱贫的社会性别审视,有助于拓展并深化其学理内涵,巩固并加强其施策成效。妇女与贫困深度联结,在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从添加妇女和妇女问题深化至构建性别敏感的脱贫战略,可以准确研判妇女致贫原因,建立确保防止妇女返贫的长效机制。就战略层面而言,将社会性别作为精准脱贫的一个必要考量,可以深入把握“精准脱贫”的确切内涵;就策略层面而言,需要针对妇女脱贫的特殊性,使性别意识融入战略原则和施策路径制定当中。     

社会转型与妇女就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谭深在署名文章中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劳动力市场将逐渐成为就业主渠道的趋势,对妇女就业和妇女职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笫一,出现性别职业。当用人单位不再被动接收由政府按男女搭配硬行分配的人员以后,他们在招工招聘中开始提出种种要求,如学历、资历、年龄、性别等。由此便产生了除专业岗位、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外的所谓“性别职业”、“青春职业”。如公关、文秘、宾馆饭店服务员等辅助性工作岗位     

妇女/性别学科名称范式的演变及发展趋势——基于妇女/性别的文献研究

经过中国妇女/性别学者多年的共同努力，作为学科成员共同学术遵循的妇女/性别学科范式已经基本形成。但是，作为学科范式重要维度的学科名称尚未统一，呈现出“妇女学”“女性学”“社会性别学”“妇女/性别学”多元共存的局面，仍需深入探讨这些学科名称的演变历程、使用边界、背后理念的异同以及发展趋势，以促进妇女/性别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推动妇女/性别学科范式的完善与学科的成熟。     

为妇女辩护：徐志摩《论中国妇女的地位》解析

徐志摩《论中国妇女的地位》一文是近代以来中国最早关于妇女问题的学位论文,其主旨是在西方学者面前为中国和中国妇女辩护,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生动揭示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构建现代性别观念时的矛盾心理,也为中国近代以来妇女问题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奠定了徐志摩作为中国妇女问题研究重要开拓者的地位。     

女性文摘

胡玉坤、郭未、董丹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4期上撰文《知识谱系、话语权力与妇女发展》中指出,在国际发展领域,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围萌发于上世纪70年代。它既植根于主流发展与历史遗产,又是对后者的结构和超越。该领域处于发展研究与妇女研究的交界处,既有厚实的学术底蕴,又受到主流发展努力以及诸多社会运动的滋养,遂形成了自成一体、熔理论与实践于一炉的知识、话语和实践体系。从历史与理论视界出发,本文回顾了国际发展界社会性别理论与实践的嬗变、检视了妇女发展的话语的机构化进程,并就这些权力话语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发展机构和各国政府发展议程、政策及项目的巨大影响做了一个系统概理。梳理表明,女权主义发展思想与实践业已在主流国际发展界赢得了重要一席之地。从wII）（妇女参与发展）崛起前“社会性别盲”的主流发展,到WID运动中专门设立针对妇女的项目,再到关注社会性别关系,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努力,它们无疑都是世界妇女发展进程中的一座座里程碑,然而无论是以渐进改良为取向的“妇女参与”,还是更激进的“妇女与发展”和“社会性别与发展”,抑或作为当下战略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它们显然都不是解决妇女发展问题症结的“万灵药”。     

简讯

2008年3月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联合举办的“女性&#183;社会&#183;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课题成果报告会”在北京召开。报告会分四个不同的课题：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异，农民工流动对儿童的影响，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和养老问题，     

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妇女”概念的历史流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阐释了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妇女”一词。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的“妇女”概念作为一个桥梁,既连接了中国女性过去的苦难经历与未来的光明前景,又促进了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土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创造性地将“妇女”与“性别”疏离、与“阶级”联合;在土地革命时期重新解读“妇女”与“传统”的关系,开始将“妇女”本土化;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又将“妇女”推向宏大的国家、民族场域;在解放战争时期促成“妇女”与“翻身”合体,并将其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重塑“妇女”概念的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不断中国化的历程。     

陈望道的妇女解放思想及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也是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陈望道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先驱在这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入研究中国妇女问题,也研究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提出了关于婚姻自由、妇女经济地位平等等方面的观点,尤为珍贵的是他提出了第四阶级的理论。陈望道在提出妇女问题的同时还研究妇女的解放,并提出相应的方式方法。陈望道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对于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可以说,陈望道是中国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小说和妇女问题

在研究小说的诸多角度中,作者的性别可能是意义并不太大的一种。性别导致作家气质方面的不同,从而可能引起感受及表现生活的风格的差异。但是,除此之外,性别也决定作家对作品主题的选择和阐明以及判断事物的立场和倾向吗?并非如此。就妇女问题而言,事关切身利益,然而女性作者未必就持有更正确的看法,她的作品也未必体现出更多的“妇女意识”。把男尊女卑的思想系统化、经典化了的《女诫》,作者班昭,便是女的。中国古代,妇女创作不多,其中大部分却是被《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的作者谭正璧称为“谄媚男性”的文学。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积极提倡妇女解放的先驱,很多是男性。     

从素朴的平等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确立——中国社会性别观的形成与变迁

早期人类社会的性别分工基于生理差异,两性之间是一种素朴的平等。随着婚姻制度的变迁、封建礼教的完善,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形成,压制并束缚着女性。"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真正起点。以此为界,之前属于中国资产阶级女权革命阶段,此阶段主要受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着力于批驳传统封建性别秩序,争取妇女平权;之后,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影响,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中国共产党将争取妇女权融入到争取民族权与争取国家主权的目标中,将妇女解放运动纳入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去。中国的妇女解放,不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结果,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产物。     

辛亥革命与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比较研究

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时期的中国妇女均以积极的革命姿态投身当时革命斗争的洪流，为妇女自身的解放运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本文拟将这两个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作一比较研究，旨在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本质区别，从而证明“五四”妇女解放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职业女性与妇女解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限制妇女职业权的传统法律被打破，中国职业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观念以及妇女自身的因素，使其时职业女性的状况发生变化的范围极其狭窄。某种意义上说，职业女性的发展与“妇女解放”只是大都市以及少数发达开明地方少数女子的“特权”，绝大多数的中国女性仍然生活在远离“解放”的处境之中。即使接受教育并走上职业岗位、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解放”的妇女，也没有在事实上特别是精神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茅盾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理论贡献

作为早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家，茅盾在五四前后发表了百余篇专论妇女解放的文章，相当深入而又全面地阐述了妇女运动的发生、目的、任务和途径等问题，强调妇女在社会解放中坚持自身精神解放特别是思想道德观念解放，以成为“解放的妇女”的重要意义，从而形成了以人的解放为本位的妇女运动论，对于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