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傻子形象的审美价值——读阿来的《尘埃落定》

“尘埃”及“尘埃落定”在阿来的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中具有极大的隐喻性。主人公傻子是作家精心选择和成功塑造的艺术形象 ,他的命运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线。作品在展示傻子的人生遭遇和情感历程中 ,再现了藏族封建土司制度由盛而衰、由存而亡的历史过程。在傻子形象上寄托了作家对社会历史及人生的独特思考。     

论《尘埃落定》中的罂粟意象与边疆现代性

罂粟(鸦片)作为民族耻辱的象征代表着来自西方强势文明的侵入和冲击,是自晚清以来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进程中具有悲情民族主义色彩的典型符号。在小说《尘埃落定》中,阿来叙述并再现了罂粟种植给现代史时期的边疆带来的巨变。作为自始至终撬动小说情节向前发展的关键线索,罂粟被赋予了多重象征含义,成为作者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边疆现代性进行反思的重要意象。特定历史语境中进入西南藏区的罂粟,在激发边民对金钱、欲望迷狂的同时,编织出了边区短暂繁荣的美好幻境,它促使边区社会敞开封闭的大门,作为外来力量,它对于西南藏区的经济、社会的转变以及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加速融入国家的现代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商贸和革命两种外在力量双重介入后,西南藏区土司制度走向急速瓦解和终结。在这一进程中罂粟种植意味着某种被带入藏区的现代性,这既是作者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书写的深意所在,也是破解小说作品深层意蕴的重要视角。     

在比较的视角中再论《尘埃落定》

阿来的《尘埃落定》以其独有的美学价值与思想深度恰如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当代文坛上放射出美丽、迷人和持久的光芒。本文试从不同创作主体与不同文本的比较视觉中再次感受《尘埃落定》的非凡魅力 ,同时试从小说史的角度略论其文本的价值与不足。     

中国智慧的寓言--《尘埃落定》的文化解读

沿着<尘埃落定>的寓言特质,穿越历史的、民族的、现实的层面,直达文本更深的内在意蕴中国智慧寓言模式的建构.小说不仅凝聚着阿来本人的生命体验,而且积淀着汉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作家创造老土司、书记官、傻子这三类象征形象,又以傻子形象为核心,在展示神秘复杂的土司世界,破译权力秘密的同时,反复追问聪明与傻这样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最终达到对中国智慧或东方智慧的反思.     

"傻子"的界限——评《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中“傻子”这一非常态人物形象及视角昭示着当代作家的文本自觉,也带来了当代小说叙事方式、叙事视角的转变。但是,“傻子”主题和叙事视角既可以与作家的创作倾向、创作追求、创作风格相契合,也会导致创作的随意性。对比班吉与土司二少爷,可以说明“傻子”视角的独特性和文学创作的严肃性。     

《尘埃落定》的史诗性

在评论《尘埃落定》的时候,较少有人详细地谈到它的史诗性。本文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证:《尘埃落定》 写的土司制度消亡是藏民族社会历史文化转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表现的是具有普遍人性指向的藏民族英雄 主义的精神品质;它独特的叙事使之达到史诗的历史真实和奇妙幻想的完美结合。     

《尘埃落定》的多元互动文化观解读

<尘埃落定>是新时期优秀长篇小说,其在语言上的最大特点便是具备文化象征的特质.小说通过对多元互动的整体文化观与其演变的阐释,反映了作家对政治与宗教的历史关注,体现了藏民族历史的独特人文内涵和复杂的时代精神.     

《尘埃落定》的原型批评解读

原型批评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在对《尘埃落定》的解读上也显现着新意。文本细读发现,傻子的预兆功能和疯癫表现与藏族苯教中的巫的行为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时,傻子还有仇父恋母细节表现,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倾向1。     

文本结构的反讽策略——《尘埃落定》散论

文章主要探讨了《尘埃落定》文本结构的反讽策略。作者认为，无论是文本潜藏的分裂性，还是“能指”的幽婉表达、“所指”空间的审美内蕴，作品都为反讽叙事提供了多重的阐释途径，其反讽构成中的言与意的错位与悖反拓展了审美话语信息的意义边界，反讽与隐喻的纽结也为作品的诗意、智慧创造了无限丰富的“有意味的形式”。     

意识形态因素对于《尘埃落定》译作成功的影响

葛浩文夫妇成功译介了藏族作家阿来的代表作品《尘埃落定》,这是我国当代译介文学的典范。通过对于该译本的描述性研究发现,勒菲弗尔提出的操控文学作品的三个重要因素之一——意识形态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选择性运用的补偿、创造性叛逆和具体化三种翻译策略对于译本的接受至关重要。     

《尘埃落定》英译本的生态翻译三维研究

阿来的边地少数民族作品《尘埃落定》向读者展现了解放前川西地区藏族人民独有的社会生活文化,经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后在国外受许多读者的追捧与好评。生态翻译学强调“适者生存”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小说所展现的生态意识不谋而合。采用定性研究,通过生态翻译学主张的三维转换理论研究葛浩文对《尘埃落定》的翻译,探索英译本的成功因素。研究发现,葛浩文在翻译《尘埃落定》时选择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流畅且容易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也让目标语读者在其翻译中领略到不同国家的文化魅力,促进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对外传播的同时也对日后其他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具有借鉴性。     

土司制度瓦解的见证者——《尘埃落定》人物浅析

阿来的《尘埃落定》讲述了藏族土司麦其家族由鼎盛到衰落的故事。麦其家族由盛转衰是整个藏族土司制度走向土崩瓦解的缩影。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人物,而其中麦其土司、傻子二少爷和翁波意西尤其突出、尤为重要。这三个主要人物在土司制度的瓦解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都共同见证了土司制度的崩溃。     

招魂者言:现代民间叙述--试释《尘埃落定》的叙述模式

文章主要从叙述立场的角度来分析《尘埃落定》。经过分析比较 ,我们发现小说的叙述者采取的是一种民间叙述立场 ,即第三只眼视角与主题先行 ,而叙述的质地又充满了西方现代主义“恶之花”式的病态美。小说反讽式写作使文本具有存在主义的色彩。书中的“傻子”与堂吉诃德一样 ,都属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存在主义者     

人性生态与政治文明缺陷的瓦解与批判——兼评阿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随风飘散》、《天火》

藏族作家阿来十年来连续推出的《尘埃落定》、《随风飘散》、《天火》三部长篇小说取得了骄人的实绩.《尘埃落定》描述的是土司集体的毁灭;《随风飘散》以及该小说的前身《格拉之死》,描述的是民间集体的人性杀戮;《天火》描述的是集体的迷狂.这些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文明生存状态和人性生态的现场,不是在建构,而是在描述体制崩溃、精神瓦解的过程、追问着瓦解消亡的根源,因此,从整体来看,阿来文学,正是对于人的精神生态缺陷、政治文明生态缺陷的瓦解与批判.     

尘埃如何落定--试析《尘埃落定》的叙述

<尘埃落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叙述的成功.从"傻子"二少爷的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的选择、叙述时间的快慢蕴涵作家价值取向以及叙述的思维跳跃性、预言性、短句为主的语言和意象性等所体现出来的诗意渗透等方面对<尘埃落定>的叙述进行分析,以期对这部小说进行更准确的解读.     

《尘埃落定》:还原人生本相

《尘埃落定》引起了读者和评论者的极大关注,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文本进行了解构,尤其是傻子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待作者对这一角色的塑造和诠释,作者是在还原人生本相。     

民族·权力·生存——阿来《尘埃落定》多义主题解读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写作语境赋予了阿来浓厚的民族意识与锐利的先锋意识,使他把本民族生活的书写与历史的整体反思和人类命运的观照有机地融为一体,熔铸了《尘埃落定》厚重而深刻的多义性主题,并由此提升了我国民族文学的思想境界。     

《尘埃落定》中的“陌生化”表现手法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它通过增加艺术感知的难度和审美欣赏的时间,使读者获得独特的艺术体验与审美愉悦。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在题材、叙述视角、语言三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陌生化＂现象。     

谁有权为女人命名——从《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命运谈起

在《尘埃落定》中,阿来借用傻瓜的视角,质疑人们以往思想中的众多概念,关于"女人"的定义也是其中之一.阿来深怀同情地观照了历史中的女性地位,试图为卓玛敞开一个新的可能性的生存空间,但他依然无法完全摆脱其男性视角,无法真正为女人重新命名.     

《喧哗与骚动》与《尘埃落定》家族叙事之比较

威廉·福克纳与阿来都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作家,《喧哗与骚动》与《尘埃落定》这两部著作既有诸多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两部著作都运用了"傻子"视角,具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两位作家对情欲主题作了不同表达,最终都通过一个家族不可阻挡的败落反映时代的风吹云散,成为文学经典。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对叙述视角、人物设置、宗教因素、情欲主题、故乡背景等角度进行比较,解析两部作品如何运用这些因素营构出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的庞大家族故事,可以看出福克纳对阿来创作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