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错配、非金融企业结构性去杠杆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杠杆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探讨信贷错配在其中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分部门来看,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负效应更加显著;分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负效应更加显著。信贷错配使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民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东部地区。因此,非金融企业进行结构性去杠杆的首要任务是改变信贷错配的制度基础,进而可以达到提高非金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     

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2010—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地区未纳入）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具有空间集聚的分布形式；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未来优化升级出口贸易结构的关键在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应制定协调有序的环境保护政策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实现高质量的对外经济开放。     

区域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20年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面板门槛模型和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研究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在区域创新网络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度数中心性)与该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城市创新能力正向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度数中心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倒“U”型影响只存在于下游地区,度数中心性正向影响中游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能有效提升下游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不同节点强度城市的创新能力具有非对称性,在度数中心性排名前14%的城市,创新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强;当度数中心性低于门槛值时,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度数中心性高于门槛值时,则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同分位点上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差异性。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异质性

基于2000—2018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DEA Malmquist模型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得益于技术进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间实现了小幅增长;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农村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也会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和科研投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此外,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中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会显著阻碍东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应该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大力推广现代农业种植技术以及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地区就业和创业等途径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市场化程度、资源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有效识别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市场化程度——资源错配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机制,并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程度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市场化程度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且这种影响存在所有制属性和地区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资源错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传导机制既来自其对企业所有制行为变化的影响,也来自于其对企业规模扩展的影响,表现为资源错配程度越低,提高了国有企业的退出概率,降低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以及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获得生产资源。     

环境同治下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绿色协同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题中之义.基于京津冀地区2005—2018年面板数据,采用DDF-GML指数测算了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增幅不大,其中,绿色技术进步是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源泉;第二,从时间趋势看,"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但自生态环境同治政策实施以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大幅度提升;第三,从空间分布特征看,京津冀三地尤其是河北内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第四,从影响因素看,研发投入与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对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吗?——基于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微观企业视角,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资源利用、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3个方面,探究具体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约14%;对企业主体而言,规模越小、所属行业土地依赖程度越高,则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明显;分区域来看,东北及西部地区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显著高于东部地区。进一步从中介效应看,该改革可以通过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资源利用机制并未发挥显著作用。综上,继续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并着力优化土地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

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数据，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在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的提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密切相关；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该影响可以通过提高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来解释；异质性检验表明，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影响不显著，而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区域差异上，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     

气候变化冲击下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利用县级地理单元的气候数据以及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研究气候变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风险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秦岭-淮河以北及中、东部经济地区尤甚;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削弱了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企业的融资约束强化、研发投入减少,最终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所在区县较强的金融服务能力能够显著缓解气候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冲击。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乌江流域为例

通过综合指数法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距离函数,分别测算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县域金融发展水平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并基于1999²015年数据和SysGMM估计方法,研究了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样本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但乌江中下游民族地区优于上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6%,下游地区好于上中游地区。进一步实证研究表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技术进步效应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技术效率改进效应还没有得到体现;不同区域有所不同,上中游地区金融发展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下游地区却相反;分时期的估计显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尽管差异不大,但对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却是2007年前高于2007年后。     

产能过剩、实质性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创新发展与产能过剩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核心议题,二者的关联性分析将为破解当前产能过剩问题提供理论支持.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工收集2010—2017年实质性创新数据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实证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产能过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产能过剩会抑制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产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实质性创新在产能过剩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实质性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快的地区,产能过剩对实质性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因此,企业应加大技术进步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实质性创新,而不是仅仅追求创新"数量",才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谋求企业长远发展.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2004—2018年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全国层面,建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U"型趋势,即开发区在建立初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开发区建立一段时间后,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成立之初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区域差异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系统地研究了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化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影响机制上,企业集团化一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为成员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与创新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知识共享推动成员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国有企业集团化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同时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国有企业集团化更有效地发挥了内部融资功能。该研究试图从组织架构角度为探究制造业企业如何朝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Hsieh和Klenow提出了一种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模型,龚关和胡关亮对该模型进行了扩展。文章在龚关和胡关亮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了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只与行业有关的假设,构建了一个新的异质产品的垄断竞争模型。然后结合企业的微观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劳动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最后,根据Olley和Pakes的方法测算了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并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1-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4.93%;由于资本配置效率和劳动配置效率的双重下降,2007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下降;就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看,中西部地区越来越高,而东部地区越来越低。     

企业进入退出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化

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对象，融合BHC和MP分解法的优势，研究存续企业、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对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且增速加快，这主要源于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共同贡献，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分别呈现负向作用和正向作用，存续企业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优化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地区考察发现，进入企业、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对不同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作用方向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贡献度上则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环境规制与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 30 个省市的实证分析简

本文以结合方向距离函数的环境绩效ML指数为基本方法,以20011011年我国30个省市环境规制及工业经济的数据为基础,测算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都要低,各省市均存在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西部地区在环境约束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幅度最大,而中部和东部地区下降幅度递减,西部地区以环境成本实现工业增长的特征最为明显;环境规制对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等也是影响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内外部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宏观经济发展质量和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关键指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为依据,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内部、外部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提升作用;企业履行内部社会责任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减轻融资约束压力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履行外部社会责任能够减轻企业面对的融资约束压力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内外部社会责任履行不一致会削弱两者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与非重污染行业中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企业诚信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纳税诚信的经验证据

企业诚信不仅是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同时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14—2018年上市公司纳税诚信状况作为企业诚信的衡量指标,考察企业诚信经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诚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高于非诚信企业;企业诚信会通过促进研发创新以及优化内部控制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诚信对低市场化进程地区企业、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推进我国企业诚信建设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吗?——基于苏浙皖地区县域面板数据

基于2010—2019年苏浙皖地区县域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动态DEA-malmquist模型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进行测算,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政策效应,进一步分析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苏浙皖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大部分处于有效率阶段,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同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因此,应推进农业技术进步效率的提高,加快苏浙皖地区一体化进程,精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采取差异化政策等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     

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伴随着“互联网+农业”的蓬勃兴起,互联网发展在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分析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基于EBM Super-Global-Malmquist（EBM-SGM）指数对2002—2016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然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2—2016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20%,主要依赖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2）整体来看,互联网发展显著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地区来看,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为西部和东部地区;（3）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农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