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政治与翻译的艺术——以瞿秋白和鲁迅的翻译观为考察对象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国翻译界展开过多次论争,左翼阵营中鲁迅同瞿秋白关于翻译原则的讨论颇为引人注目。瞿秋白虽然赞扬鲁迅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但仍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理论的角度,就当时“直译式”的文章所表现出的问题与鲁迅进行了商榷。瞿秋白强调要用“绝对的白话”去翻译,与他鼓吹欧化文艺的大众化和革命大众文艺的创造紧密相连。鲁迅的翻译主要着眼于提高,而不是普及,目标在于精神界之战士,还不是暂时与文学和翻译无缘的大众。鲁迅和瞿秋白都注重翻译的功用性,但鲁迅始终没有否认文学与翻译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及其本体的目的与特征。     

翻译“论争”与“论战”——瞿秋白与鲁迅文学交往的思想史考察

瞿秋白与鲁迅的文学交往,以及他们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和文学事件。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论争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后因瞿秋白介入而升级为论战。这场翻译论争,有文学与语言的论衡,也有民族文化和思想变迁的面相。鲁迅、瞿秋白和梁实秋在翻译观的多层面相间游走,在公谟与私谊间转换,求同存异亦因时势而定。具体而言,鲁迅和梁实秋的论争体现为技术主义、文化政治的偏重与艺术趣味的差异;瞿秋白和鲁迅、梁实秋的区隔有政党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势转移的旨趣分别。鲁迅和梁实秋、瞿秋白事实上存有翻译共识,即技术主义、文化对接与艺术品味的标高才是翻译的普遍自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鲁迅文艺观和文艺实践

本文从左翼文艺运动发展的角度,考察了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的文艺观和文艺实践。以此说明,由于环境的变化、时代的影响和论争的需要,鲁迅和马克思主义有了亲密接触,这种接触与他以往的知识经验和人生体验参合印证,融会贯通,不仅增强了他的文艺现的科学性和辩证色彩,使他的文艺观成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杂文创作。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鲁迅文艺思想中的阶级意识溯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所谓的鲁迅＂转向＂时期,通过与后期创造社等各方的论争,鲁迅获得了自身的阶级文学观。鲁迅文艺思想中阶级意识的突显,与后期创造社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理论有着某种直接关联。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梳理,以期对鲁迅的深入认识,对我国关于＂阶级意识＂理论的深入研究有所借鉴。     

话语权力之争:文艺论争的一种隐形形态

文艺论争贯穿了整个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这些论争的起因既包含有意识形态与美学观念上的分歧,更蕴涵着话语权力争夺的因素.从创造社挑战文学研究会、革命文学攻击鲁迅、茅盾、自由人第三种人对付左联的事例中,可以发现话语权力之争是激起多次文艺论争的潜在心理动因.     

所争非所论——三十年代文学翻译论争述评

外国文学翻译是促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与文学创作一样．在现代中国,文学翻译承担的严峻的现实责任,远远超过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作为一种可操控的言论手段,文学翻译成为各种思想流派有效的传声筒。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论争过程。每一种论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论争。是各种思想之间的碰撞,翻译论争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的文学翻译继续承担着改造中国的现实责任。也继续作为思想碰撞的场所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三十年代的翻译论争。描画这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主要情景,试图揭示翻译论争与思想文化流变之间的关系。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背后的几个问题——“左联”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与鲁迅“同路人”立场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写作背景牵涉中共纠正"左联"排斥"同路人"的关门主义态度,也牵涉"第三种人"论争和"左联"的内部矛盾,尤其突出的是冯雪峰和周扬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中鲁迅与"左联"理论家对苏汶的批评有明显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差异的分析,可以展示鲁迅在论争中不同的立场。再将鲁迅的这个立场跟"第三种人"的立场作一对比,则苏汶显然并非"同路人",而鲁迅才是真正的"同路人"。     

爱伦·坡与朗费罗文案始末

19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的一段＂矮化朗费罗之战＂文案一直吸引研究者的关注：爱伦·坡撰文批评朗费罗诗歌多存抄袭,没有创新、诡奇等,而朗费罗对此指责一直保持沉默。通过研究文史材料发现,由于二人的诗歌理念、生活状况、自身修养以及对创造性的理解等存在差异,导致这场＂战争＂持续多年而没有任何结果。时至今日,可以用拟译与隐性翻译来解决他们有关是否抄袭的论争。     

所争非所论——三十年代文学翻译论争述评

外国文学翻译是促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与文学创作一样,在现代中国,文学翻译承担的严峻的现实责任,远远超过文学自身的审芙价值.作为一种可操控的言论手段,文学翻译成为各种思想流派有效的传声筒.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论争过程,每一种论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论争,是各种思想之间的碰撞,翻译论争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的文学翻译继续承担着改造中国的现实责任,也继续作为思想碰撞的场所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三十年代的翻译论争,描画这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主要情景,试图揭示翻译论争与思想文化流变之间的关系.     

从冯雪峰的秘密使命看“两个口号”论争

以左联解散为背景,"两个口号"论争一方面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教条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自由派"两大派系之间矛盾冲突的公开爆发,一方面是王明路线与毛泽东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次"潜对话"。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冯雪峰是这次论争的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控者,他在论争中通过鲁迅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左翼文艺界的分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左翼文艺运动的危机状态中挽救了鲁迅,因此而在鲁迅"走向神坛"的道路上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新文学裂变中的"革命文学论争":"鲶鱼效应"与鲁迅的抉择

2 0世纪 2 0年代“革命文学”的酝酿和发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创造社和太阳社以“福本主义”为指导所作的倡导和引起的论争 ,既因理论的谬误与鲁迅之间在文学的特性、阶级论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对新文学的发展有负面影响 ,也产生了积极的“鲶鱼效应” :激励鲁迅一反孤独与沉寂 ,并在深层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鲁迅由此译介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论著 ,对于指导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 ,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论鲁迅的翻译批评观

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鲁迅较系统而又深刻地论述了翻译批评,为现代翻译批评确立了较为科学、公正而又客观的批评传统。其深刻的思想与精辟的见解虽然没有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来进行透彻的分析和严密的论证,但无论是就其观点的独到而言,还是就其论述的全面来说,都是我国翻译批评史上重大的理论建树,仍然是指导我们今天的翻译批评工作,建立新世纪翻译批评体系的指南。     

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与郭沫若在"翻译是媒婆"问题上的分歧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家,在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上,郭沫若提出了"翻译是媒婆"的说法,鲁迅在不同的场合与文章中多次批评了郭沫若的说法,认为贬低了翻译的地位.围绕"翻译是媒婆"的问题,鲁迅和郭沫若就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辨析,推动了现代翻译事业的发展.     

1950年代王贝实主义论争与苏俄文学传括由昀《文艺报》

1950年代国内就现实主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文艺报》积极介入论争,以其绝对的权威性通过译介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引导50年代国内文艺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我国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1950年代《文艺报》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现实主义论争产生重要影响,探讨《文艺报》在传播苏俄文学文论从而影响国内现实主义论争进程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及其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重视期刊传播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     

一种范式的生成及可能——对《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的再考察

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一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脉络建构的历史节点之一。1930年代唯物史观社会史的输入和撰写潮流为文学史书写引入了眼光,《思潮论》以＂阶级性＂为主导,建构了文艺思潮和社会变动的双层互动结构,整合了文学史叙述。并以鲁迅和瞿秋白作为其叙述的支撑者。而对鲁迅的叙述,展示着这种文学史书写范式的可能和限界处。作为与所叙数次论争同时而异地的不在场史家,和源于生命体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李何林的书写位置影响了其书写风格——跳出人事纷争,单纯以＂言＂证＂言＂;大胆评述,以理论统摄刚刚逝去的史事,做一颇具现代性的明了纯粹的结构。而《思潮论》自出版后几经浮沉,及其被承继的特性,折射着此类范式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可能。     

论鲁迅与新月社的论争及其他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社批评家提倡＂普遍人性论＂、＂天才论＂的文艺观,并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可能性的过程中与鲁迅发生了激烈的论争。鲁迅认为文学兼具阶级性和人性,他揭露了新月社潜隐的资产阶级意识及其替国民党政府＂维持治安＂的心理与意图,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合理性进行了辩护,进而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宝贵的精神资源。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在"文革"十年受到重灾,鲁迅研究长期孤立地进行,没有结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体现不出鲁迅研究具有现代文学研究学科重建的整体联系的意义.鲁迅立人思想的启蒙性、鲁迅小说对中国现代作家和整个现代文学影响的整体性和根基性、他的杂文显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倾向的文学批评对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都要求将鲁迅研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中进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尤其应关注他一生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翻译文学的深刻联系.这是以往研究界忽略的方面.     

无雅？ 舍雅？ 存雅!——论科技英语翻译中“雅”的翻译准则

历年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一直在翻译界居主流地位。学者们对＂雅＂的理解分歧最大,批评也最多。而科技英语作为一种非文学语言,＂雅＂是否存在,在其翻译过程中＂雅＂是否要保留以及如何保留往往也是译界学者们争议最多的话题之一。     

文坛究竟座落在何处——论文协同人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

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是文协同人为了确立文协在文坛上的领导地位,坚持抗战文艺的基本方向而发动的,因此论争虽然围绕着抗战文艺的题材和艺术质量问题展开,但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其实并无差别。因论争的目的不在于探讨理论问题,因此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和左翼文艺思潮之间的冲突这个角度来探讨这场论争并不合适,除了争夺文坛领导地位这个先在的目的之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以及论争双方各自理解的真实之差异,才是导致这场论争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