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理论对中国市场化的启示

管制是政府利用法规对市场进行的制约。市场化就是一个放松政府管制、引入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国在市场化发展过程中要放松对基础产业的管制 ,规范政府行为 ,加强法制建设 ;在产权改革中 ,要采取渐进方式 ,正确认识知识经济的含义 ,明确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管制与放松管制理论及应用探讨

分析管制理论的演进过程的同时 ,阐述管制理论方法 ,并指出管制的缺陷 ;之后 ,研究放松管制的起因 ,探讨管制与放松管制 (Requ1ationandDerequlation)的实施与应用     

中国电力行业政府管制方式改革思路探索

电力行业是社会公用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正在进行并取得初步成果。对中国电力行业管制方式改革现状及其成效进行分析，有助于确立科学的改革思路：突破政府管制的传统，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例，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坚持扩大竞争的政府管制取向，寻求放松管制和强化监管的发展走向。     

航空运输业的产业特征与管制改革

运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概念对航空运输业的产业特征进行分析,从市场容量扩张、需求增长等角度揭示该产业由垄断性到竞争性的动态演变规律,指出由此引发的政府管制改革的客观必然性和放松管制所产生的积极效果,这一理论分析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民航运输业管制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英国医疗管制模式的改革与重构及其启示

通过考察英国医疗管制改革与重构的具体路径及其发展趋势,不难发现,英国医疗管制模式改革与重构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管制方式的转换和管制机制的重新设计与优化组合过程。改革管制体制,重构管制机构,放松行政性的直接经济管制以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公共合同制度,引入内部市场,以优化间接经济性管制;改革医疗服务守门人制度、建立健全医疗服务信息传递与医疗质量评估与监督机制,以强化社会性医疗管制,是英国医疗管制模式重构的核心内容。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有管制的竞争"模式。这种改革趋势,无疑对各国医疗管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博弈视角分析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以民航业航线进入为例

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有着合理性,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同时学术界对政府管制与放松管制问题有着较为激烈的争论。以管制理论和寻租理论为基础,并以民航业航线进入为例,通过博弈分析政府对垄断行业的管制。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可以促使航空运输资源合理配置,并促使航空公司提高素质、效率和市场竞争能力。从中可见政府放松管制,与竞争机制的引入对行业健康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性。     

基于面板数据的西部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分析

运用西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揭示西部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西部人口城市化水平总体不高,内部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增长与人口城市化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不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对人口城市化水平提升具有不同的拉动效应。西部中小城市应率先放松户籍管制,刺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公用事业政府管制及其改革——以北京市出租车业准入管制为例

由于公用事业的公共产品属性,政府一般对其实行管制政策。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和实践都对政府管制提出了挑战,放松管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文章以北京市出租汽车准入管制为例,对管制政策的现状及效应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思路。在政府管制低效与市场失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单纯地提放松管制是不全面的:应当在促进有效竞争的前提下,进行管制创新与适当管制。      

资本管制下的国际冲击传导和经济稳定

文章建立了一个能反映中国经济特征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研究资本管制下,中国经济对外汇市场和国际贸易冲击的响应特征,以及放松管制对经济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当前资本管制的效果与完全管制的情形基本一样.净出口会对利率平价形成较大贴水,且外汇市场冲击的持续性较低.(2)外汇市场冲击主要通过国际风险分担机制影响国内消费和净出口,资本管制会抑制风险分担机制的发挥.资本管制使贸易冲击被迅速抑制,但会对其他国内经济变量产生滞后影响.(3)资本完全流动确实会显著提高经济波动,但在当前资本严格管制下,适度放松管制不会影响经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利于产出、消费和利率的稳定.     

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管制的理论分析

政府管制过程实际上增强了而不是遏制了垄断权力,因此各国有放松规制、取消规制的趋势。就我国而言,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已超出最佳行动范围,故应放松管制,建立有效促进竞争的机制,形成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     

市场结构与政府规制

从规范的观点来看,政府规制一般应出现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领域,为了公共利益最大化。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特点,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政府规制广泛存在与各个经济领域,对社会福利产生着不同的影响。以往的分析要么从市场的角度分析资源的最优配置,要么单纯从政府的角度分析规制的最优均衡,本文通过建立一个一般的政府规制模型来分析不同的市场结构下政府规制对资源配置或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竞争性行业的经济性规制会减少社会福利,垄断条件下,政府恰当的规制可增加社会福利。结论认为,竞争性的行业应放弃经济性规制而转而加强社会性规制,垄断行业应随着技术 约束和市场约束的变化,而采用适应性规制。     

“矿枯城废”背景下如何实施环境规制?——基于115个资源型地级城市的实证分析

资源型城市利用自身资源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城市环境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大面积的结构性失业给资源型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本文根据2003—2016年我国115个资源型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分析方法,详细分析了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就业效应,对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资源种类的资源型城市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资源型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型城市,其影响程度由强变弱依次为衰退型、成熟型、成长型、再生型.(3)矿业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森工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对就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根据分析结果,本文提出结合环境规制和就业的关系合理制定环保标准,在保证就业的情况下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实现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环境分权体制,使用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考察环境规制工具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基于不同环境分权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分权下,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的经济促进效应由负转正,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则由正转负;（2）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只有环境分权越过特定临界值时才能引致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3）在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上,有15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而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上,有8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因此,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合理优化规制工具组合和深化改革环境分权结构。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区域经济发展失范的经济法规制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然而,区域性限制竞争、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及宏观调控性缺失等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范。作为保障与规范“国家调节”的经济法与规制区域经济发展失范之间存有内在的“契合性”。未来经济法规制区域经济发展失范的路径可以从完善反垄断法以消除区域性限制竞争行为、完善宏观调控法以克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宏观调控性不足及健全国家投资经营法以促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等几方面着手。     

我国自然垄断行业建立现代监管体系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放松规制改革不断深入,但相应的行业监管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政府监管明显落后于市场开放,而且在实践中出现很多新问题。因此,当前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监管改革是一个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同步进行的过程,也是新的监管制度建立和完善的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构建自然垄断行业新的监管体系必须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独立监管机构、配置监管权、完善监管机制、构建行业自律组织和社会监管体系等方面进行。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中的外部性及其对策

城市房地产发展水平作为城市化程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其开发经营的外部性对于社会繁荣和经济昌盛既存在着正效应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效应。当前,我国房地产开发经营中外部性的形成有其特殊原因。通过价格、税收、补贴、政府管制等纠正其外部不经济,可以促进房地产开发与城市化进程的协调发展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环境规制、就业再配置与社会福利

中国环境规制力度的逐渐加大,引发行业间与行业内的就业再配置,并进一步影响社会福利。利用2003—2017年中国37个工业行业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表现为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现阶段34个工业行业未越过拐点;相较于污染行业,清洁行业的就业再配置能显著提升社会福利;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全行业、污染行业的就业再配置在环境规制与社会福利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因此,实现生态优化与社会福利提升的双赢目标,需要识别各行业的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对未越过拐点的行业应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也可以通过提高就业需求端与供给端的灵活匹配来减少环境规制的社会福利代偿。     

公共危机状态下的大众传媒与社会控制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作为次级系统的大众传媒通过影响环境认知、促成社会共识、引导社会舆论，对整个社会系统产生能动作用。但在公共危机状态下，大众传媒的“双刃剑”属性相当明显，既有社会控制的正功能，也存在负效应。因此，需注意探索和掌握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信息传播规律，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积极控制，提升和完善社会控制策略，维护社会秩序，凝聚社会力量，为战胜危机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建设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规制改革：放松与优化

政府规制改革是我国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重要内容。规制改革应该是放松与优化规制并重,消除经济规制过度供给,弥补社会规制不足,优化规制体系,提高规制质量,确立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均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