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熊赐履的理学思想

熊赐履是清初孝感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亦是一位理学大家。本文认为,他的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重主敬、推崇躬行和“崇正黜邪”三个方面。熊赐履以朱熹理学的传承者自居,著书立说,大力弘扬朱子理学思想,竭力捍卫理学的独尊地位,在清代具有重要影响。     

新理学对程朱理学的继承与改造

冯友兰一方面继承程朱理学理在事先的本体论原则、伦常观念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另一方面又对其加以改造。他用西方哲学思想解释、改造和印证程朱理学思想,把中国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学说都综合到理学的论域之中,并且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作出理论上的论证,创立了新理学体系。     

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流变及其典型形态考论

"发明"备受汉唐儒者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阐释方法,因之而成为儒学阐释传统重要的方法论来源。"发明"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发明"之于理学,虽然表征为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和阐释路径、方法,但就其目的性而言则具有共同性。两宋理学之"发明"因其涉及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也就顺乎自然地成为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重要表达方式。受到理学家"发明"诸方法影响而创作的某些理学诗类型,自然就具有了与文人诗截然不同的诗歌风貌。对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涵蕴与理学诗表达方式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为我们深入探讨中西方共同存在的"哲学"与"诗"的会通问题等,提供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亦可为探讨新时期儒学创新性转化提供方法论的历史借鉴。     

乾道、淳熙年间朝野对理学的批评

乾道、淳熙年间是理学得到重大发展的时期 ,但同时也激起非学术层面上的对理学的冲击 ,这种冲击不过是强权对学术的冲击。从表面上看 ,它有效地禁锢了当权者视为异端邪说的思想学说的传播 ,但实际上 ,它适有助于抬高被禁锢的思想的地位 ,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其社会影响。乾道、淳熙年间南宋朝廷的反理学声浪是理学思想主导地位得以确立的前奏     

王学分化与明代文学思潮

王守仁哲学的二重性,既促生了对宋明理学主流的破坏力量,也伏下了对自身理论体系的解构机因.到王学左派确立之时,便进而形成反理学思潮.明代文学主流中的唐宋派、前后七子以至公安派、竟陵派.皆与王学左派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有的成员甚至就是王学左派中的重要人物.明中叶以后出现的带有近代化色彩的文学新思潮,特别是戏曲、小说的大发展,实际上正是王学左派以及反理学思潮的直接成果.     

谢铎的理学思想与浙东学派

谢铎是"茶陵诗派"重要作家,又是一位理学家.明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浙东理学由清一色的尊崇程朱之学,逐渐开始了向新起的阳明心学转化的过程.谢铎继承程朱理学,又有较高的史学修养,从而使其理学主张呈现出经史互证的特点.通过整理台州的乡邦文献,他形成了较完整的台学源流观,这为浙东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此外,谢铎的理学思想又对浙中阳明学派有深远影响.     

唐鉴讲学京师与晚清理学群体的形成

清成同年间,曾经衰弱不振的程朱理学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而这一复兴局面的出现肇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讲学京师,以他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塘等在京士人形成为一个理学群体,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复兴的风气。     

理学发生原由及创始人问题的再考察

理学发生之原由及思想渊源既是佛教与道教的挑战及其与儒学融合的结果,也是魏晋玄学以道家为主体融合儒、佛二家这种尝试影响的结果。处于"唐宋变革期"内的时代特性则是理学发生的前提条件。理学开山也应从比以往更为宽阔的视野去寻找。     

朱熹之理学诠释学原则探析

朱子的理学诠释学实际上是绾经学诠释与理学诠释为一途。经学诠释是基础,理学诠释是核心。本文着眼于探讨朱子理学诠释学原则,它分为两部分:经学诠释原则与理学诠释原则。朱子的诠释原则受到来自经学立场与理学立场两方面的批评。朱子之理学诠释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走向圆融 --朱熹的理学诠释学原则探析

朱子的理学诠释学实际上是绾经学诠释与理学诠释为一途.经学诠释是基础,理学诠释是核心.本文着眼于探讨朱子理学诠释学原则,它分为两部分经学诠释原则与理学诠释原则.朱子的诠释原则受到来自经学立场与理学立场两方面的批评.     

《孟子字义疏证》对《孟子》的阐释和创新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采用经学训诂的形式对义理内容进行建构,在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对戴震的义理旨趣、考据特征以及对《孟子》的创新阐释及其缺陷作了分析,认为其过度目的性阐释导致了《疏证》在接受方面的诸多困局。戴震义理学表面上对程朱理学持批判立场,但双方在动机、旨趣和义理内容的建构上不具同源性,戴震把程朱理学瑕疵当成程朱理学本身加以攻击,对原始儒意的理解并没有超越宋儒而进行。戴震对于《孟子》的把握仍有未达,但《疏证》所展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却影响深远。     

略论新理学的文艺观

新理学是研究宇宙大全的新哲学体系,它的思想原则和方法也应用于文艺.文艺作品作为种类属于"实际"的经验事物,新理学的理属于"真际"的"本然的样子"."真际"比"实际"的空间大、抽象程度高,"实际"的文艺作品应以"真际"的"本然的样子"为价值取向,超越"止于技"到达"进于道"."进于道"的文艺作品,因其形上学的内涵,也与哲学同样,虽不能增加人的积极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司马光与理学关系之再讨论

司马光与理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争论了近千年的学术公案.从新儒学发展理论建构的视角来看,尽管司马光藉由中和论建立了一个思辨性较强的思想体系,对于理学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因其在体用思维这一根本点上的缺失,致使无论从其哲学的思辨性、义利观,还是其对佛道的态度来看,皆与张载、二程等理学家有相当的距离.基于其独特的经典选择和理论特点,不可简单地将其归于理学家的行列,所谓的司马光属于“理学之重要创立者”、“理学之偏师”和“理学非主流派”的说法,都是难以成立的.     

八股文的嬗变与明清小说理学色彩的对应变化

理学是八股文的主旨要求,也是众多小说作者的文化取向.小说作者在借鉴八股笔法进行创作时,儒家理学尽显其中,这使得明清小说在许多场合下与八股文一样,成为阐释儒理的一种文体.八股文的理学主旨在明清两朝发生了变化,由正统浑厚变得积重难返,小说作者的理学意识和作品的理学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尊儒重道走向儒理叛逆.     

张载生平若干问题辨正

张载上书范仲淹的时间当以《宋史》所载＂年二十一＂为准;张载并非范之门人也无师承关系,范对张载思想的转变的确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张载之学是在与二程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独立的思想体系,＂京师论《易》＂对其易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张载与邵雍观点的不同,体现了宋代易学气学派和数学派的对立;张载卒时以吕说为妥,主要卒因是病逝,虽然政治失意对其心理和身体会有影响。     

论王艮理学思想的时代性

如果说王艮独特的个性是成就其思想的重要主观原因,那么特定的大时代,是造就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和"安身立本"等王学"异端"思想最现实的沃土.王艮的理学思想是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在哲学上最直白的声音,最有力的诠释.     

理学在南宋宁宗朝的境遇

理学的兴起 ,直接关系到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权力再分配 ,拥护者将其推崇为圣贤之学 ,反对者称其矫揉造作 ,沽名钓誉 ,纯属“伪学” ,士林中主理学与反理学两种势力在宁宗时的争斗已臻于白热化的程度 ,韩胄利用取得的政治权力为消弥理学在朝野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 ,积极支持自己的亲信及对理学不满的臣僚对理学家大加政治报复 ,酿成两宋历史上第二次政治文化大清剿。其原因不外二端 ,一是理学的那种绝对不宽容性 ,容易遭受对手的打压 ,二是最高统治者对统治思想的抉择是相当慎重的 ,他们对思想领域中的新东西 ,往往有一种不信任感和恐惧感。因此在发生以争权夺利为实质的人事纠纷时 ,就自然出现统治者和在野思想家之间的对立。     

论佛学在宋明理学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

佛学与儒学的关系复杂而渊远,尤其在宋明时期,佛学与儒学达到空前的融合,以至于宋明理学家皆有出入佛老的经历,理学家的思想几乎都渗透着佛学的影响。本文站在理学的视域与角度,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两方面,探讨和追寻佛学在其中的作用与地位,以期从另一侧面揭示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文章认为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形成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助缘的作用;宋明理学提出了一系列本体意义的范畴以及性善的遍在性思想,并对人性恶进行了分析,尤其是理学家提出性的超越性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和消化了佛学的一些资粮。     

试论胡林翼吏治思想的理学特色

胡林翼是是晚清理学经世派的领军人物,也是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近年来学界多从政治学的视野来研究胡林翼的吏治思想,但均没有涉及胡林翼吏治思想的理学内涵,本文从理学的新颖视角,对胡林翼的吏治思想作了重新的梳理。     

“明体达用”：孙奇逢的道统建构、理学实践与社会转型

明末清初社会转型之际，思想界门户林立，聚讼纷纷，孙奇逢摒除门户之见，主张兼容并包，取诸家所长作为圣学之“拼图”，提出“明体达用”的理学主张，建构其独特的道统观，使一代学人身上添了包容的气质。“明体”反映在《理学宗传》的道统建构上，表现为：“严儒释之辨”，建构道统谱系；“不一处见一”，消解诸家聚讼；“折衷于圣道”，以圣人为归。“达用”体现在“主于实用”的理学实践中。孙奇逢主张躬行实践、内圣自得，强调为学要有“把柄”，即在人伦日用间体认天理，理学由此不再高高在上，在经世致用之外，开始回归日常。他通过著书讲学，开创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中州学派，其理学思想和理学实践对于推动清初学风转变和社会转型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