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施行

新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于2001年11月1日正式施行。建设部要求,城市房屋拆迁中要切实维护拆迁当事人特别是被拆迁人、被拆迁房屋承租人的合法权益。 新条例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作了修改。一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将拆迁补偿的标准由被拆迁房屋     

货币安置初探

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步伐加快,许多地方开始对旧城进行改造,城市房屋拆迁行为随之大量发生,拆迁补偿安置问题日益受到重视。1991年3月国务院发布《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作为第一部全国性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行政法规,对拆迁安置只规定了房屋安置的形式,没有规定货币安置。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市场规律作用的加强,货币安置开始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萌芽     

物权法实施后城市房屋拆迁问题与对策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和参与民事行为,其中还存在野蛮行为和暴力违法违规行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立法目的有失偏颇.城市房屋拆迁立法中对公共利益定位不明,导致公共利益对合法私权的侵扰.物权法施行后,应按照下位法服从上位法、旧法服从新法的原则来梳理、处理和完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物权法已施行,亟须对有关城市房屋拆迁规范进行清理和修订.在有关城市房屋拆迁法律法规规范中,要体现:限制强制拆迁,规范政府职能,实施拆迁听证和完善司法救济等.物权法应将公共利益具体化.物权法对国家行使征收权的相关规定,不能彻底解决城市房屋拆迁法律问题.物权法的实施,需要公法的整体配套.     

城市建设中市场化拆迁模式的政策效应分析

房屋拆迁工作涉及城市建设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随着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的不断扩张,拆迁工作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间的利益冲突博弈日益激烈,采用市场化的拆迁补偿模式来调整这些利益冲突成为最新的拆迁政策动向。本文分析了市场化拆迁补偿模式的缘由和实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市场化拆迁补偿模式对城市建设规模、拆迁项目决策和相关利益主体行为影响的政策效应。     

浅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房屋拆迁补偿估价

随着城市建设项目以政府投资为主转移到以社会投资为主,为了适应经济体制进一步变化、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不断完善、各地城市房屋拆迁实践的实际需要,2001年6月6日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新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新<条例>).新<条例>对拆迁补偿与安置方面作了较大的调整,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原则和标准有重大突破.     

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经济学思考

现行城市房屋拆迁制度运行机制设计存在严重缺陷。城市房屋拆迁的目标定位应当体现社会公共利益性。拆迁行为模式宜更多定性为政府行为,拆迁主体的选择,需要回归政府。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必须是以界定被拆迁人对于房屋与土地的产权归属为前提,拆迁补偿安置的定价机制,需要充分体现市场交易准则,相关的补偿安置制度安排需要从产权制度与市场机制出发来构建。     

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理论分析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个敏感而又普遍的社会问题,广为社会各界瞩目。本文介绍了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并简要分析拆迁制度的法律特征属性,然后着重剖析具有强制力的城市房屋拆迁的理论依据,即社会公共利益,这也是从法律上判断一项具体的拆迁行为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为规范拆迁,保证政府拆迁主管部门在拆迁活动中正确履行相关职责,应当借鉴有关国家在城市改建中的公共开发制度和广州市的城市房屋拆迁模式,以期建立一套更科学、公正、有效的房屋拆迁法律制度。     

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虽然自2001年11月1日施行以来为满足我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需要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因在程序和实体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已不能适应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工作需要,修改成《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后,不仅规定只有国家才具有征收主体资格,并应“先补偿,后搬迁”,而且从制度源头上理顺了城市发展的公共需求与公民财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杜绝暴力拆迁”,进行公正合理的征收与补偿铺平了道路。     

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立法的应然思路——一个物权法的思考视角

我国城市土地物权制度的特殊结构决定了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模式必然异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我国立法可以采取的三种城市房屋拆迁模式中,包含有四层复杂法律关系的政府主导型拆迁模式最适合我国国情。因此,我国未来城市房屋拆迁立法应以政府主导型拆迁模式为基础,并以协商型拆迁与折衷型拆迁模式为补充。     

城中村房屋拆迁改造的法律分析

城中村房屋拆迁改造是城中村改造中的核心问题,关系到村民、开发商和政府等多方主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的稳定。不同于城市房屋拆迁,城中村房屋拆迁是一种征地拆迁,并不能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城中村房屋拆迁改造中,涉及政府、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三方主体,由于缺少全国性的法律规范,拆迁补偿安置成为三方主体面临的最为复杂和关键的问题。对于因拆迁补偿安置而产生的争议,应根据争议的性质采取调解、协商、诉讼等不同的解决途径和程序。     

城镇化发展的"市县模式":湖北省个案

湖北省荆门市农民进城买房定居的案例说明,以地市级城市和县级城关镇为关键环节的农民自发城镇化发展模式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市县模式”应该成为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的可选之路。为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市县模式”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一方面需要增强城镇的人口吸纳能力,保障进城买房定居农民的生存发展权;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动摇,为进城买房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和补给线。     

农民工市民化: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

在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牵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神经的全局意义。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特别重大,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进而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张效应也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依附于其上的各种城市公共福利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的话,那么,分税制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上的制度现状,则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衍生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在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立场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母体性制度和载体性制度的户籍制度全面改革的问题;在统领中央-地方发展的最高层次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衍生性的政策体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的重新调整问题。     

人口流动与社会政治稳定

人口流动对社会政治稳定有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它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大批新型农民,加速了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进程。但它也有其消极影响:它不利于农村地区的稳定,影响了城市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有一定的负面作用。我们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通过深化户籍改革,处理好多元化与主渠道的关系以促进人口流动的有序性、合理性。     

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微观数据,在综合考虑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收入差距的上升将会导致城镇居民总体储蓄率的上升;(2)与LC-PIH不同,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显示出U型的生命周期特征,在考虑了家庭的教育、医疗支出以后,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显著;(3)家庭的人口年龄构成对于储蓄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4)城镇居民的住房财富水平与其储蓄率之间基本没有显著关系,但户主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性别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存在一定的影响.     

自由迁徙制度价值、目标模式与法制化对策

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多年来已经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改革,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人户分离现象是其集中体现。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消除城乡隔离、实现自由迁徙。自由迁徙是正义社会的基本品质,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提高社会效率和维护社会秩序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对自由迁徙落户条件应实行必备性条件与选择性条件相结合的目标模式;为实现自由迁徙法制化,有必要进一步采取科学的对策。     

建立以公民个人户籍信息登记为核心的户籍制度

现行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我国传统农业文明时代户口登记和人口管理合一的户籍管理模式,各种"非户籍利益"以人口管理为入口不断加载在户籍制度上。因此,现今户籍制度改革应当以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实行户口登记与人口管理分离,完成剥离"非户籍利益"的任务,建立以公民个人户籍信息登记为核心的户籍制度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与城市公共安全

在成功案例示范与鼓励下,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损后往往选择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从而给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安全以及民主法治进程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采取非制度化方式表达其利益诉求主要源于制度化渠道的"形宽实窄"以及现行城市管理存在的"制度歧视"。唯有采取针对性的举措,我们才有可能减少该类表达行为的发生,从而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水平。     

从生态城市论看城市公园建设的必要性

“建设宜人居住的环境”已成为近年城市规划的主流,生态城市正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生态城市具有下述特征: (1)和谐性; (2)高效性; (3)持续性; (4)整体系统性。要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设城市公园。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创新的基本维度

在农村公共文化发展中,政府应将公共利益的民主价值观、公民权和公共服务肯定为公共行政的规范性基础,这昭示着政府公共行政的现代转型。在统筹城乡的基础上采取多元方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基层政府文化行政模式的现代转型,是实现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创新的基本路径。     

“农家书屋”建设的重庆实践

基于“农家书屋”具有图书馆的特征和规律,借鉴和融入公共图书馆体系,尝试建立一种以县级图书馆为依托,乡镇图书馆为网点,“农家书屋”为服务终端的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共享的优势,扩大服务面,获得长久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充分发挥“农家书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促进作用与文化带动作用。探索和研究“农家书屋”建设,对积极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推动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