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外传》的神话与儒家礼乐思想

《韩诗外传》在解析《诗经》与社会政治时,通过凤凰、河洛图书,自然灾害,社会现象,礼乐文化的一些神话传说,说明其与盛事气象和政治腐败的关联,而这些像的表达建立在儒家礼乐思想的基础上,具有劝谏用事与教化功能,体现了汉代学官的文化方式。其本身不具有神话创造意义,而是解读与文化资源调动运用,体现了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     

恩施州融入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路径与对策

融入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是恩施州又好又快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和重大战略选择。恩施州应以“主角”的身份,从理念思路、发展规划、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人文环境等五个方面对接,融入到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在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视阈下发展恩施旅游新经济。     

华夏区域文化研究的新篇章——评薛瑞泽、许智银著《河洛文化研究》

在河洛文化研究快速发展的同时,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无疑为推进河洛文化研究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河洛文化研究》的出版就是这方面的表现。该书高屋建瓴,对河洛文化的发展作了寻根溯源的工作,对河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了系统梳理,并探讨了河洛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在河洛文化研究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解读《诗经·国风》中的桑意象

在现有的《诗经·国风》"桑意象"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文化生态理论来剖析"桑意象"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指导,试图揭示《诗经·国风》中"桑意象"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演变的历史动态过程,认为桑意象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是:桑树—桑女/女子—爱情/母亲—家园.从文化生态理论中关于人、环境和文化的互动交织关系角度,进一步探讨了桑意象演变的文化生态原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桑树崇拜、土地崇拜、生殖崇拜,另外"桑"与周代人口政策、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河洛文学简论

河洛文学是描写不同时期河洛地区生存状况、伦理观念、风俗习惯、自然环境等具有特定文化品格的地域文学。那种把凡是生长或居住在河洛地域内的一切作家的作品都贴上河洛文学标签的做法,将消解河洛文学的特性。河图洛书及《易》文化塑造了河洛文学的神秘奇异特性和“自然之道”思想,河洛礼乐化赋予其浓郁的伦理色彩,王都文化使其深具现实批判精神和历史忧患意识。     

河洛文化笔谈——河洛文化研究之展望

我在《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一文中，曾谈到了河洛区域、河洛文化圈的范围问题。认为河洛地域“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认为河洛文化圈，“应涵盖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区”(见《文史知识》1994年3期)，并说明河洛文化就是狭义的中原文化。对于以上认识，我至今基本没变，只是认为河洛区域的东边，应该延至开封。     

生态文明建设视角的鄂西圈旅游发展探讨

目前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位置。基于生态文明建设视角的旅游开发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与问题,从打造生态文明旅游产品、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普及生态教育、健全生态文明建设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了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旅游发展的一些建议与对策,以期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以及其他地区的旅游发展提供借鉴。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区域旅游发展模式的空间维解构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若要建设成为国家级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必须探索符合其区域特色和发展条件的区域旅游发展模式.以空间维视角为-切入点,对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进行旅游空间布局,可以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全面协调发展提供指导.依据鄂西圈旅游资源赋存情况、旅游交通发展状况及旅游地的功能等条件,鄂西圈可以构建为"三心、三轴、三圈"的旅游整体布局.     

构建密云文化生态旅游圈的理念与路径——对北京郊区旅游产业发展战略定位的再认识

构建文化生态旅游圈是区别于构建都市文化旅游圈的两个不同景观内涵的概念。构建密云为文化生态旅游圈是对密云原有的文化生态资源进行系统整合的过程,是针对已经形成的客源市场进行市场细分与产品重新组合的过程,也是以全新的产品结构来取代过去相对零乱、相对分散的产品结构过程,密云文化生态旅游圈将会以集约式、联动式、规模化的运作方式来整合原有零碎的、孤立的旅游资源,以品牌化的运作和现代立体传播方法来优化传统旅游经营方式。这对北京郊区的旅游发展具有探索与引领价值。     

西晋洛下文士雅集的文化内涵

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体现着"群"的行为方式,体现着士人的依附心态,体现着上至天子、下至士人对情感的注重及维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践行着《诗经》时代朝廷及乡人雅化的行为方式,反映出他们对河洛传统礼乐文化的认同。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国风"翻译研究

"国风"是<诗经>的精华.在<诗经>由"选译"到"全译"的发展过程中,"国风"的翻译比较繁荣,出现单行译本以及网上的"国风"的篇章的不同体译文和现代歌曲"诗经体"的翻译等."国风"的翻译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需要从"国风"的语义、体例、章法句式、韵律、语言等方面来探讨.     

《诗经》中的数字

《诗经》对数字运用的熟练程度及其丰富程度,与今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数字融入三百篇诗句中,准确地描述了事物,抒发了情感,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诗经》中一至九的基本数在159首诗篇中出现264次;十、百、千、万、亿、秭等位数在99首诗篇中出现155次;大写数字壹、贰,两、双、骖、驷等量词,数、倍等数学词汇,在28首诗篇中出现45次。合计在《诗经》中的数字及其词汇共达464次,平均每首诗出现1.5次。乃至出现了数字化诗篇《豳风.七月》。《诗经》中数字表明:中国在三千多年前创造发明了十进位制;西周时代已有四则运算,已有汉字大写壹、贰;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数学教师。     

《诗经》中河洛地区民情风俗研究

《诗经》中河洛地区社会风情的描写体现在诸多方面,既有折射婚姻恋爱的婚恋诗,亦有反映奴隶反抗奴隶主压榨的控诉诗,更有展示社会各个阶层活动的世态风情诗。     

图像&#183;规训&#183;诗学——《诗经》鸟兽草木图像发微

《诗经》是文化板块的复合体,而人们往往采用非此即彼的单向度思维方式,缺乏一种整体性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从而造成与原典诗缘话语构建的缺失。从《诗经》的鸟兽草木图像解读中我们发现“龙凤”是中国人的“生”,而“草木”则是中国人的“存”,二而为一才是中国人的完整生存。而这种生态宇宙观又在“规训”的机制运作下将其传承,从而形成了中国独具魅力的诗学“这一个”。     

刘向《诗》学家法研究

刘向之《诗经》学家法,前人每有论及。然其论据及研究方法,均仍有可改善之处。本文从家学、异文比较、《诗》说比较三方面,考论刘向之《诗》学家法,以图全面分析刘向《诗》学家法的问题,并希望由此而于两汉《诗》学研究有所裨益。     

《诗经》中的"天"、"德"观与宗族亲和观述论

<诗经>作为周王朝通行的乐歌总集,承载着周王朝的基本思想观念.通过对其中"天"、"德"观与宗族亲和观这两组重要观念的探讨可以看出,<诗经>在当时还承担着宣扬西周时代主题和统治意识的任务.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 ,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 ,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篇》“思无邪”的原意 ,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 ,孔子说《诗经》“思无邪” ,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 ,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诗经》"四始"说辩正

《诗经》"四始"说源自于《毛诗大序》,《史记·孔子世家》"四始"说与《诗大序》"四始"说具有相同的含义.《诗经》"四始"的概念,既不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也不是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首诗,而是指《诗经》中作为最早的《诗》文本的"正风"、"正小雅"、"正大雅"、"周颂"四部分内容."四始"说和"正变"说有紧密的联系,"正诗"就是指"四始"."四始"概念的提出,在编《诗》者那里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