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新型工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措施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新时期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河南作为中部大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时代的要求,历史发展的选择,具体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化工业化的理念,突出工业主导地位;二是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三是加快信息化建设,快速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四是构筑新型的运行机制,确保新型工业的快速发展;五是强力开发人力资源,实施科教兴豫之路;六是优化资源配置,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七是提升城市水平,加快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以此来实现河南经济的快速崛起。     

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单纯的城镇化发展已不能满足现在的发展要求,新型城镇化应运而生。为客观评价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完全客观地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对中部六省2006—2015年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深入分析各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来看,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最好,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他五省发展过程都不理想,整体呈下降趋势。第二,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来看,湖北省最好,河南省最差。第三,各省新型城镇化有其各自的发展特点。因此,各省应因地制宜,积极寻找对策,发展各自独特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比较研究——以中部六省为例

以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为研究对象,从德能、智能、体能、技能、心能、意能6个方面,运用灰色综合评价法,利用SPSS、Matlab等工具,衡量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的人力资源能力,并从局部和总体2个层面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在总体水平方面,人力资源能力由高到低依次为: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江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在6个能力维度方面,六省有显著性差异:湖南省新生代农民心能、意能水平较低;湖北省新生代农民体能、意能水平较低;河南省新生代农民体能、技能水平较低;山西省新生代农民德能、智能水平较低;安徽省新生代农民智能,技能水平较低。提出对策建议:注重自我提升;依托教育优势提高新生代农民智能、技能;关注他们的心能、意能;加快经济发展,创造新生代农民能力提升平台。     

中部五省与沿海发达省份信息化水平比较研究

客观准确地描述地区信息化水平是制定新的发展战略的基础和前提。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得出三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与信息技术应用水平有关,第二主成分与人力资源储备有关,第三主成分与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有关。综合各主成分构造的综合评价模型对中部地区与沿海发达省份信息化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结论:中部5省与沿海发达省份在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但在人力资源储备方面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中部5省提升信息化水平的对策。     

中部五省与沿海发达省份信息化水平比较研究

客观准确地描述地区信息化水平是制定新的发展战略的基础和前提。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得出三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与信息技术应用水平有关，第二主成分与人力资源储备有关，第三主成分与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有关。综合各主成分构造的综合评价模型对中部地区与沿海发达省份信息化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结论：中部5省与沿海发达省份在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但在人力资源储备方面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中部5省提升信息化水平的对策。     

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协调性分析

生态环境和新型城镇化存在协调互动的关系,环境规制作为人类调节生态环境的一种重要行为,能够对区域生态环境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以我国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分别测度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发现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在时空维度上均存在上升趋势。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协调性类型进行划分,判断中部地区两者间的协调性关系,结论如下:1)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协调性不足,基本协调型数量只有一个,而严重不协调的比例占到了38%,二者尚处于拮抗状态;2)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水平偏低,且协调性类型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     

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时空比较研究

利用文献资料法、AHP法、综合评价法、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对中部六省省会城市2001年和2007年土地集约度进行评价,通过时空比较分析提出相关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后,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明显提高,但地区水平差异慢慢拉大。建议中部城市在土地集约利用过程中应积极发挥＂后进优势＂,尽量避免＂先进劣势＂。     

基于熵值法的中部六省旅游竞争力测评研究

区域旅游竞争力是衡量区域旅游发展水平的综合方法,能反映出不同地区之间旅游发展的差异。本文采用熵值法,构建了中部六省区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中部六省区域旅游竞争力进行了定量分析。测评研究表明:该评价方法比较科学、合理地反映了中部六省旅游竞争力的实际情况。     

河南新型工业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河南新型工业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涵盖经济发展、经济效益、资源与环境、人力资源与科技创新、信息化5个部分,共包括39个具体指标。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对河南18个地市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河南各地市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普遍偏低,新型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特征。最后,就提升河南新型工业化水平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结构研究——基于中部6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部6省新生代农民为研究对象,从德能、智能、体能、技能、心能、意能6个方面出发,运用SPSS、Matlab等工具,结合问卷对衡量因子进行量化,用熵值法对衡量因子进行赋权,从而计算出新生代农民各个维度以及总体的人力资源能力。基于此,运用均值、标准差、Pearson积差相关系数,对中部6省新生代农民各个维度以及总体的人力资源能力做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中部6省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省际、省内差距均不大;中部6省新生代农民各维度人力资源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偏弱且差异性明显,而各维度人力资源能力与人力资源总能力之间的相关性较强;中部6省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各有优势和劣势。针对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物流发展水平评价及地区差异分析——基于28个省级行政区数据

本文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物流需求、政府政策等五个维度构建了评价农村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进而利用2016年我国28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对各地区农村物流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显示,我国农村物流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农村物流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东、中、西呈现出依次递减态势;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对农村物流发展水平地区差异的贡献最大,人力资源水平地区差异的贡献也较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源水平是影响农村物流发展水平的两个关键因素;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农村物流发展水平差异大,而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内部地区差异小.     

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梯度研究

目前,我国东部地区产业优势明显,中部地区已成为产业转移优势承接地。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重大发展机遇。立足我国经济梯度,运用TOPSIS评价模型和产业梯度系数,根据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在全国的位置、区域承接产业转移的时空格局及演化情况、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梯度系数可知,河南省近年来经济接近度位列中西部首位,但面临激烈竞争,应把有色、食品、纺织、轻工、建材、装备、汽车等行业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行业,把电子信息行业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突破性行业,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实现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制约因素及其路径选择

走新型工业道路应该协调好工业化与信息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等各方面的关系,由于我国实施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将面临资源、环境和经济高速增长,人口与就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矛盾制约,因此,实现我国新型工业化的现实路径应该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工业化;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走"工业化的信息化"之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等等.     

云南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基于偏离—份额的分析方法

文章运用偏离-份额模型,对西部大开发前后十年①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经济总体情况及云南省三次产业作两阶段偏离-份额分析,发现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区市进入产业结构调整时期,经济竞争力明显增强,而云南省产业结构却未得到有效调整,且其二、三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呈下降趋势,进而严重制约云南省的经济发展。从省情出发,云南应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业竞争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业等产业。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分析

新型工业化道路不同于传统的工业化。东北老工业基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面临着经济成分的比重、产业竞争能力与市场份额、资源与地区收入差距等诸多问题。只有克服体制性障碍,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部六省知识空间扩散范围测度研究

利用改进后的威尔逊模型，选取相关指标，对中部六省的知识空间扩散能力和知识扩散半径进行了计算，并对其知识空间扩散范围进行了测度分析，得出各省的知识扩散能力排名及覆盖范围，认为：中部六省的知识扩散强度分为三级，河南处于第一级，湖南、湖北和安徽属于第二级，江西和山西则处于第三级。但是从整体上看，六省扩散的能力有限，多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对全国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持能力略有不足，针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转型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长期支持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体制转轨红利、人口红利、投资红利、资源红利和外资与外贸红利逐渐消退。各项传统红利的消退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日益凸显。因此,在传统红利消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在转变着眼点上要实现从短期向长期的转变,在转变突破口上要从传统红利空间向新红利空间的转变,在转变重点上要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在转变目标上要实现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转变,以推动新的红利空间的形成。     

中国碳减排与GDP增长的实证分析

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碳排放增长的规律,基于陕西省1980~2018年碳排放量和GDP的实际数据,运用离散二阶差分预测方程预测陕西省2020年碳排放量和GDP,得到陕西2020年碳排放强度的预测值;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80～2018年间陕西省碳排放量和GDP实际数据序列和预测数据序列进行了相关性比对,检验了DDEPM预测方法准确性。研究表明,陕西省能够实现中国2020碳减排目标,目标实现的主要贡献来自于GDP快速增长形成的分母拉动效应,但长期来看这种效应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持续;各省份应当从碳排放的绝对量上寻找突破路径,增加低碳技术和煤炭高效利用技术的投入与研发,提高单位煤耗的利用效率;提升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水平,加大现有新能源使用力度和效率,实现降低碳排放水平和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经济发展的中国方式:问题、原因与对策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涉及制度和生产关系,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需要从政治经济学上进行理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快速发展与结构失衡双重特征,为此付出了资源、环境、安全和生命、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代价.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使我国发展方式呈现出不可持续性.政府主导经济活动是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双重性特征的根源,规范政府行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规范政府行为需要对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范围进行科学定位,并使政府行使权力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