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晋时期的国家出版机构

作为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秘书监、著作郎等到两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个发展可概括为几个方面:首先,二者职掌更加明确,朝着专职图书编撰机构的方向靠近,主要职掌图书典籍的编撰、收集、整理,而与现实政治之间愈加疏远;其次,二者的组成人员、办事机构都已经基本固定,都有固定朝服,其人选在多数情况下,由本省长官独立选取;再次,已从著作官员发展成为著作局,隶属于秘书监,并从此摆脱隶属中书省的地位而独立成府。     

两晋时期各政权对将士的救恤述论

两晋时期,统治者重视对将卒的救恤。在非物质方面,统治者允许将士回家守丧尽孝,关心将士们的婚姻,放免士兵,褒赠、安葬阵亡将士,遣使者慰问将士;在物质方面,赏赐将士一些物品,重视军队的军饷问题。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对将士家属的救恤。另外,一些地方高级将领对所部士卒也进行了救恤。这些措施对于提高各政权军队战斗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试论两晋士大夫精神之异变

两晋士大夫的人生态度、理想追求有很大的不同。西晋士人唯求自全,身无特操;东晋士人以恢复中原为职志,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西晋士人或生活奢靡,或生性悭吝,价值观偏执于两个极端;东晋士人具有仁、恕的道德精神,人格优美。西晋士大夫发现了山川之美,仅将其作为浮华生活的补充;东晋士大夫以爱物之心与自然相贴近,尊重美的事物的主体性。永嘉南渡是发生这些变化的转捩点。随着江南文化的发展,南北士人的相互流动,江南意识逐渐萌芽。东晋时中原政权南迁,江南成为正朔所在、众望所归,增强了南方士人的地域自豪感。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展开,《世说新语》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反玄虚思潮与两晋文风之变迁

正始玄学家的玄虚怪诞,激发了玄学内部反玄虚的思潮,该思潮与西晋重倡儒学之风相呼应,士人名教自然并重。这种风气强化了东汉以来文论求实诚、疾虚妄的倾向和尚通脱的风气,在西晋形成了追求省净和追求繁缛的两种文学倾向。西晋繁华过后,东晋冲虚玄淡的士风使得省净文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清远、恬淡、简约的新风尚。     

两晋史论文探析

史论是论说文中重要的一支,其发展同悠久的史官传统有关。魏晋时史论十分成熟,大致有以史实为主的史论、史传后的人物评论以及历史人物专论等类型。其中,历史人物的专论占很大的比重,内容主要涉及品第人物和隐逸之风,由此出发可探究两晋的士风。     

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迁,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     

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迂,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     

《桃花源记》与两晋占田制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留给后人的杰作。文章试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陶渊明所生活年代的经济制度,并由此出发揭示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     

略论后赵与两晋的关系

羯族是西晋时期众多弱小民族之一,西晋末年羯人石勒在匈奴汉国逐渐壮大并建立后赵.西晋时期,石勒尚处于起步发展时期,是众多反抗西晋力量之一,因加入匈奴汉国,成为推动西晋灭亡的重要力量.而在进攻西晋的战争中,其实力也在发展壮大,最终消灭西晋在北方势力.进入东晋后,后赵吞并前赵,统一北方,与东晋相对峙.双方皆有统一全国的愿望,但受实力所限及内部不和等因素的影响,都以失败告终.虽然后赵与两晋战争不断,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在稳步进行,后赵通过招抚汉人进入政权,使得后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汉化倾向,有利于羯族的汉化,加速了后赵境内各民族的汉化与融合.     

略论慕容鲜卑与两晋的关系

慕容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教民族之一,曾先后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和北燕五个政权,是十六国时期建国最多的一个民族.前燕一度成为东北唯一强国,对东北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慕容鲜卑最初奉晋室为正朔,在军事上协助晋室平定叛乱;随着前燕的发展壮大,慕容儁在位时结束了对两晋的臣属关系,双方进入征战阶段.慕容鲜卑十分重视对晋人的招抚,这些晋人在慕容燕政权从建立到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交往,慕容鲜卑仿效汉族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对其内部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对汉文化的学习使其文明产生了巨大飞跃,在北燕灭亡后,大量慕容鲜卓人融入汉族之中.     

佛教流行与汉魏两晋正史对佛教的记载

在汇集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佛教流行对汉魏两晋正史佛教记载的影响。研究表明,东汉时期,佛教初传,影响很小且依附于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因此为官修纪传体正史《东观汉记》所忽略。三国时期,佛教渐趋流行,谢承《后汉书》和鱼豢《魏略》对佛教有了适当介绍,以助人们尤其是统治者对佛教的了解。由于当时人们只是将佛教理解为斋戒祭祀的一种,因此两部正史所介绍的主要是被视为神的佛陀的情况。此外,这一时期,佛教因势力有所增长而试图摆脱对道教的依附,从而引发了佛教与道教的斗争,这种情况在两书中也有反映。到了两晋,佛教迅速发展,最终引起了袁宏《后汉纪》的重视。但其对佛教的介绍和称颂有着浓郁的玄学色彩,这是两晋佛教玄学化和当时名士对佛教的理解的真实反映。     

对三峡地区汉晋时期墓葬所出陶楼的认识

峡江地区出土的陶楼资料表明,汉晋时期三峡地区的建筑成就与周边地区相比,毫不逊色,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处于领先水平。长期以来,人们一谈到三峡地区就与落后闭塞蛮荒之地划上等号,这是由于对三峡历史知之甚少所产生的一种误解。     

两晋文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

两晋时期,文人接受汉魏乐府的主要方式是在创作中进行模拟。两晋诗人共创作乐府诗230余首,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依旧曲作新词;第二,接受汉乐府叙事诗体;第三,对汉乐府题目与内容相关之特点的接受;第四,对汉魏乐府内容、题材、风格等的接受。两晋诗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为后代诗人拟作乐府诗提供了范式,并进一步推动了汉魏乐府的经典化进程,在乐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两晋陆机论及其意义略探

从陆机文学在两晋的接受状况看,当时的陆机批评脉络大体清晰,定位基本准确,观点尚属全面,奠定了后世多样化接受的基础,标志着西晋文学新范式的确立,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理性精神。     

两晋岭南开发考述

西晋灭吴后,统一岭南,置其于统治之下,但岭南地区一直动荡不安。由于北人南迁以及两晋政府采取了比较合宜的政策,使岭南的经济在这段时期内有了很快的发展。农业主要表现在葑田的出现、稻作农业的进步、耕作方式的改进和水稻新品种的出现等方面。手工业主要表现在造船业、瓷器、纺织、冶铸、煮盐等技术的进步,医药技术、内外贸易也有很大的发展。     

北魏时期佛教在平城的传播及其特点

北魏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不断进行的,同时也带有北魏以少数民族为核心的封建政权的特色。体现为佛教本身的教义、教仪、教艺和教团四个方面。     

北魏时期佛教在平城的传播及其特点

北魏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不断进行的,同时也带有北魏以少数民族为核心的封建政权的特色。体现为佛教本身的教义、教仪、教艺和教团四个方面。     

安徽两晋墓葬的类型和分期

安徽六朝时期的墓葬迄今已发现六十多座，其中两晋时期墓葬就有近五十座之多。两晋墓葬主要分布于长江南岸及皖南，其次是江淮地区的合肥等地，淮河以北个别地区也有发现。这批墓葬资料对于认识安徽乃至整个长江下游地区两晋墓葬制度以以及陶瓷等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有重要价值。安徽两晋墓葬均为砖室墓，有单室、双室和多室三种类型，各种类型的墓葬在两晋的不同时期流行情况有所不同，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亦最具时代特征。     

中国汉传佛寺建筑与佛教传播初探

中国汉传佛教寺庙建筑对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佛教在汉地的传播,与修建佛教寺庙建筑的活动有紧密的联系.     

中国汉传佛寺建筑与佛教传播初探

中国汉传佛教寺庙建筑对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佛教在汉地的传播 ,与修建佛教寺庙建筑的活动有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