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太原王氏居地考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太原王氏居地屡有迁移。东汉末年居晋阳,时值乱世,因当时由并州向邺强行迁徒人口,族人乃移居野王县。曹丕登基,迁都洛阳,“令天下听内徙”;黄初二年前后,太原王氏由野王迁至洛阳。西晋末年,社会动荡,北方大族先后南迁,永嘉年间,王氏家族大部分相继迁往建邺,恰逢琅琊王司马睿网罗天下人才之机,王氏家族又与新的政治势力结合,继而获得自身的政治地位。     

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

东汉魏晋时期,颖川、汝南、南阳地区的士人在经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东汉顺帝之前,三郡士人以私学教育和游学等学术活动为主,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士人集团。 至东汉后期,三郡的士人集团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及至魏晋时期,仍然如 此。三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游学的兴盛促成了士人集团的形成以及士人走向政治舞台。     

西汉中叶及曹魏后期之琅琊王氏政治

琅琊王氏是汉晋以来门阀士族政治的典型代表 ,研究琅琊王氏家族成员之仕宦历史 ,无疑是我们考察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乃至门阀士族政治历史的重要参照。琅琊王氏政治源起于西汉昭帝时期 ,至曹魏后期西晋初年已经初步形成以宗族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政治体系。世人以及朝廷对琅琊王氏的认可 ,基本上限定于伦常与政治这样两个层面 ,鉴于此 ,琅琊王氏成员之道德人格与政治才智 ,也便成为历代史家以及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仕宦源流与道德人格的角度探讨了琅琊王氏在西汉中叶、魏晋之交的伦常政治状况 ,力求为琅琊王氏家族政治历史的系统研究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试论两汉太子师傅制度

两汉是东宫官制奠基时期.太子师傅作为东宫的常设官,承担着教育、护佑太子的职责.相对先秦而言,两汉仅设置有二傅,而不设师、保.两汉太子二傅均为实职,东汉太子太傅率先从管辖官属的职责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新的制度.而这一制度以后为三国所继承,并成为两晋东宫官制改革的起点.     

两晋学官制度三辨

西晋初立国子学的时间应以《晋书·武帝纪》和《宋书·礼志》的记载为确,是在晋武帝成宁二年（276）。西晋国子学设立的原因：一为魏晋时期严于门阀之制,士庶界限分明,因此于太子外,对为高门华族子弟设立国子学;二为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儒教凋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不得不“二学并建”。东晋没有一个与国子学分立、作为实体存在的太学;国子学专容贵胄,教育成为士族高官子弟独享的特权。     

《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浅说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乱世,是介于秦汉和隋唐两次大统一之间的一个重要历史发展时期,作为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世说新语》一书生动地记述了汉末魏晋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有人把《世说新语》中描述魏晋士大夫的各种各样具有时代风貌的言行,概括为“魏晋风度”.东汉末年,发生了黄巾起义、党锢之祸、军阀混战、饥馑灾荒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社会剧烈动荡,这些动荡使魏晋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状况.门阀制度是魏晋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东汉中叶新的士族地主阶级开始形成,公元220年,曹魏统治者制定九品官人法,促使了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巩固,魏晋南北朝四百余年的统治,就建立在这种制度上.这期间,尽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则是门阀士族争夺皇权的斗争.     

三国志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考述

《山阳公载记》是已失传的魏晋时期优秀文史作品。裴注所引《山阳公载记》之处,对于《三国志》原书所录史实有所补正。据裴注所引该书资料可知：《山阳公载记》10卷,晋著作郎乐资撰;记事多发生在东汉灵、献二帝时期,内容涉及军事、政治以及历史人物的逸闻,且语言优美。     

论中书机构在魏晋之际的发展变化

三省制中的中书省正式建立于曹魏时期,它是在东汉末年秘书监的基础上转变而来的,从成立之日起,中书省的主要职能就是制定诏令,并因此成为魏晋之际的中枢决策机构;两晋时期中书省无论是组织机构还是政治职能,均有了明显发展,它不仅继续专掌诏令,还广泛涉及中央政治的许多方面,成为拥有决策、行政双重权力的新权力中心.中书省在两晋时期的发展,为最终形成中书出令、门下封驳的二省联合中枢决策模式奠定了基础.     

关于王符生平的几个问题

关于王符生平的几个问题,刘文英教授在1990年第4期的《兰州学刊》中,进行了考证和辩析。一、王符的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刘文经过多方面的考证后认为,王符的生平应该是公元82年,所处时代应该出生在东汉前期的章帝之世,中年也是在东汉中期的和帝,安帝,顺帝时期度     

郭象玄学与魏晋风度

本文认为魏晋玄学的中心文本是《庄子》而不是通常认为的《老子》。从东汉到魏晋,玄学中心文本由《庄子》到《老子》的置换,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两汉谶纬神学的崩溃以及经学的被弃;其二是庄学是人生哲学,而老学是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郭象如何对庄子的《逍遥游》进行创造性地误读,从而消解了庄子逍遥游的全部神秘主义色彩和庄子逍遥游“外化而内不化”的内在紧张,从而为魏晋士人在精神和社会实践两方面的逍遥放达提供哲学上的依据。     

温明、秘器与便房考

《汉书》等文献中多次提到温明、秘器和便房的称谓。学界多认为温明就是考古中发现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漆面罩。其实两汉时期温明的内涵有所不同。秘器就是棺木 ,温明秘器应当是第一秘器 ,唐代中晚期以后不见“温明秘器”的叫法 ,大约和开元礼的出台有关。便房的内涵 ,在两汉时期指的是椁室的总称 ;东汉至魏晋时期演变为用于祭祀的空间 (可能在椁内 ,也可能在椁外 ) ,隋唐时期成为墓道的耳室。     

论伏羲文化的演变与内涵

伏羲事迹及其文化创造活动生成于先秦,秦汉魏晋时期得到扩充,至唐宋时期定型.考察其事迹及其文化创造活动,伏羲与女娲在中国古史系统中,既是创世英雄,又是华夏始祖,而且是华夏文明的奠基者.伏羲及其文化创造活动正反映了中国远古新石器时代中期渔猎畜牧向农耕过渡的文明肇启时代.由此而形成的伏羲文化,内涵丰富,渗透于中华文化的许多层面和领域.它既是中华本源文化,又是民族文化的源头和哲学文化、民间民俗文化的宝库,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太原王氏北方宗支世系居地考

在永嘉之乱南迁浪潮中,太原王氏家族王柔、王泽两大宗支族人大部分迁往建邺。王柔宗支中的王沉后裔王浚却留在了北方,据《华芳墓志》与《王温墓志》记载,王浚有庶子五人,嫡子二人,庶女二人,嫡女三人。其居地,王浚在其父死后与王泽宗支别居,后因王浚封地与任官于幽州,在北方战乱不已的情况下,永康年间举家迁徙于幽州;永兴元年(304),王浚母姑儿孙具聚集于幽州;至建兴二年(314),王浚被石勒所杀,其庶子之子王准率族人迁往乐浪;至北魏时期,在统治者"辟召贤良方略"政策的感召下,王氏后裔又在王评的率领下于北魏兴安二年(453)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后随北魏迁都,徙居洛阳。     

分期、分类与延伸: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生活的主要时代可分为东汉晚期和建安时期,前者仍为统一王朝,后者则是分裂割据,从前后两期代表人物关注的重心问题的变化可看出这种差异,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后期比前期深入了许多.这是应对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分期的理由.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思想倾向的不同,是魏晋礼法和玄学的政治、学术思想形成的源头之一,此为应对代表人物分类的原因.从东汉晚期开始探讨的儒法关系等问题,对它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曹魏早、中期,为了更完整地把握汉魏时期思想嬗演的轨迹,应将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时间段进行延伸.     

读《汉魏晋皇权嬗代》

山西大学卫广来先生新著《汉魏晋皇权嬗代》，用分析与实证的方法，从统一与分裂演变的角度，对汉魏晋三朝的皇权转移问题作了再探索，为东汉与魏晋历史的衔接提供了一个新脉络，读之裨益颇深。现仅将自已的一些心得体会述之如下；一熔铸前学，粹火出新就汉魏晋政治发展的演变而言，前人已多有论述，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构筑一大的学术框架，对此一历史时期的问题作整体的研究，并形成一完整的认识体系，非常不易。而卫先生的《汉魏晋皇权嬗代》就是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汉到晋的皇权嬗代作整体论述的学术著作。其不仅熔铸前学，…     

《<老子>河上公章句》成书时限考论

《老子河上公注》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注老之作,在我国老学研究史上,享有独特地位.但是对于这部著作的成书年代,一些研究者却将之拉得很后.有的认为它成书于魏晋葛洪时代,有的认为它成书于东汉中后期.这不但有违历史的真实,也大大削弱了该书应有的历史地位.对此,金春峰先生曾提出过西汉前期说,但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基本赞同金氏的意见,并从新的角度对之作了进一步论证,认为该书既不能晚至魏晋葛洪时代,也不能晚至东汉.从已知的材料推测,它很可能成书于西汉中期或稍前.     

我国历史上的才性之辩

才,才能;性,德行。才性之辩也称作才德之辩。辩论的目的在于怎样认识才能和道德的关系,以解决评价和使用人才的标准问题。魏晋时期有所谓“才性四本”论的争论。“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这一争论向来为学者所重视,并尽力利用可能挖掘到的有关历史材料论述其所反映的社会政治意义,这当然是很重要的。然而,笔者认为魏晋时期关于才性同、异、合、离的辩难,固然有其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但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关于人才标准问题长期讨论的继续和深化,而且这一辩难在魏晋以后也并未结束。因此,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才性四本论的辩难,而是通观     

两晋之际琅邪王氏宗教信仰初探

两晋之际琅邪王氏宗教信仰初探孙丽琅邪王氏是魏晋南朝时期著名的世家大族。该家族以儒、玄起家,并于两晋之际形成了佛、道两种宗教信仰。研究这一分化过程,对了解这一时期儒、玄、佛、道思潮多元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琅邪王氏兴起于魏晋之际,主要由王祥、王...     

《文赋》的缘情说与《舞论》的情味论——中印早期诗学“情论”比较研究

东汉至魏晋时期,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士人、市民阶层的崛起促使文学转向对情的关注。《文赋》和《舞论》作为中印早期诗学的代表作,其中缘情说与情味论的提出不仅对情这一美学范畴进行了细致分析和论证,建构起缜密逻辑的情论体系,而且提升了对人的主体性关注度,通过比较分析更能从不同方面激发情论的活力与生命力。     

以《诗》释《骚》--论王逸《楚辞章句》注释方式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在注释时采取了以《诗》释《骚》的方式,用两汉诗经学的解释方法来解释《楚辞》。这种依《诗》取兴的方法影响甚远,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学术从东汉末至魏晋的转变,在楚辞学史及文学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