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太上皇”政治文化透视——从“家人父子礼”到“朝廷君臣礼”

秦、汉“太上皇”名号虽同,然两者在政治文化内涵上却呈现出差异化。秦始皇追封其父庄襄王“太上皇”,更多是承袭三代以降血缘贵族统治下,对于祖先宗庙神灵的礼遇与尊崇,所彰显并遵循的是基于血缘宗法的家人父子礼。汉高祖仿秦尊太公“太上皇”,不仅使得“家人父子礼”向“朝廷君臣礼”转化,更是旨在解决传统“尊尊”“亲亲”观念与现实政治中子为王、父为臣的皇权政体之间的冲突;同时借尊“太上皇”以宣扬孝道孝治,为专制皇权增添人伦礼制色彩,由此强化中央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即西汉“太上皇”更多的是从其时皇权政体的建构出发,旨在服从、服务于皇权政体的需要,较秦“太上皇”有着更为精心的政治考量。     

明初政局论析

明代极端君主专制政体的奠基者是朱元璋 ,其核心精神为“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明初强化皇权的政治运动并非某种单一历史条件的产物 ,而是由当时诸种社会矛盾和多方面客观政治因素造成的。朱元璋主要采取四项重大措施加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一、废罢丞相制度。二、诛杀“元功宿将”以“振纪纲”。三、“封藩”以使诸王统兵。四、整肃吏治。准确地分析和把握明初政局发展变化的内在历史动因 ,对于深入进行明代政治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南北朝皇朝递嬗与社会主要矛盾

皇朝递嬗是社会诸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最能凸显的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在中国古代皇朝递嬗的三种方式中,被“吏民”起义直接推翻者乃因皇权与“吏民”矛盾所致容易看清,而“禅让”和被强邻并吞这两种方式表面上看似乎是统治者之间矛盾所致,但实质上仍然是由皇权与“吏民”之间矛盾所决定的。南北朝时期,后两种方式尤为集中,无论北周并吞北齐还是南朝宋、齐、梁、陈的“禅让”,其根本原因皆然。北齐由强而弱、北周由弱而强并终于灭齐,源于两者对待“吏民”的态度和政策差异：北齐中后期统治者过度征敛“吏民”,激化了皇权与“吏民”的矛盾,从而削弱动摇了其统治基础和力量,而北周则注意调整、缓和皇权与“吏民”的矛盾,从而强化了其统治基础和力量。南朝宋、齐、梁、陈的“禅让”,均根源于皇朝中后期统治者对“吏民”的过度压迫剥削,从而打破了皇权与“吏民”矛盾统一体的平衡和稳定,旧皇朝内部新起的权势者则采取措施缓和与“吏民”矛盾而赢得“民心”并夺权上位。皇朝递嬗所凸显的南北朝社会的主要矛盾乃是皇权与“吏民”之间的矛盾。     

明朝《大诰》颁行动机新议

《大诰》是朱元璋御笔亲订的明初“重典治国”法令。以往论者论及其颁行动机时 ,多从朱元璋本人所谓的“令民知所趋避”的教化论着眼。联系到朱元璋统治时期厉行专制 和强化皇权的种种思想与行为,并对《大诰》中所载案例进行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大诰 》颁行更重要的动机是强化专制皇权,树立朱元璋的一己之威。     

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

铁券是中国皇权政治的产物,它是帝王赐予臣工免罪免死的一种凭证。铁券制度有一个从滥觞到完备的过程,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同中国帝制社会皇权政治的运作轨迹相适应,铁券是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皇权坚固时,可以赐予功臣,加以笼络；皇权衰弱时,用铁券相赏,来换取强藩悍将们的暂时安定；剪除异己时,用铁券安其心而图谋一举消灭之；皇位更迭时,又以铁券为盟而冀图维持家族的世代荣贵。铁券所具有的免死及“谋逆不宥”功能使皇帝进一步掌控了臣下的生杀予夺之权,从而把君主置于绝对专制、绝对独裁的地位,为皇权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既指占有或追求大量田地者，也指占有或追求大量钱财者，土地是地主首要的追逐目标，钱财也是其重要的追逐对象。南北朝时期的地主，分为“皇权地主”和“吏民地主”两类，前者由皇帝、皇室地主和官僚地主三者构成，其中皇帝乃是全国最高、最大的地主；后者主要是指“吏民”中占有较多土地或财富的相对富裕者。“皇权地主”是依靠皇权的培育、扶植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皇权通过封爵、仕宦等制度性措施和赏赐、聚敛等随意性手段，培育扶植起“皇权地主”群体，因而“皇权地主”是由政治原因所决定的政治性地主；“吏民地主”却得不到皇权的助长和扶植，主要通过扩张田地、增加劳动力、经营管理、利用水利工程等经济手段发展起来，因而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经济性地主。“皇权地主”作为皇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统治者；“吏民地主”同其他普通吏民一样，属于被统治者。皇权与吏民的矛盾是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皇权地主”与“吏民”的矛盾包含在这个主要矛盾之中。     

晚唐五代墨制:皇权与臣权的政治博弈

墨制在唐朝是天子不经外廷、直接发出的诏令,虽不正规,但临时处理政事具有一定灵活性。晚唐皇权日衰,墨制成为天子为应对危机授以某臣专权某事的暂行办法,职权主要限于除官。其后藩镇割据,自行号令,将墨制权力扩大滥用。五代十国,政权分立,墨制成为地方行政公开且默认的主要方式。晚唐和五代时期墨制的变化,反映了皇权与臣权、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     

家天下背景下的君臣关系变迁研究--以唐太宗、明太祖时期为分析中心

家天下政治体系内含着一体两面的政治行为,即立君与驭臣。不同的皇帝权力结构中如何立君与驭臣,既存在相同的政治理念,也包含不同的政治技艺。从唐太宗、明太祖时期来看,两者是中国古代皇权不断加强过程中的两个拐点,随着皇权从相对独裁向绝对独裁的转变,君臣关系也从普通的尊卑关系蜕变为主奴关系。     

论明代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

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笼络功臣,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的铁券制度。明太祖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根据勋臣爵位之高低,将铁券定为七个等级,把军功封爵与颁赐铁券完全结合于一体。同时又铸铁榜文,从法律上对铁券的免罪特权作出较为具体的限制。随着明代皇权的不断加强,胡蓝党案兴起,铁券制已遭破坏。永乐、景泰、天顺至正德时期,赐券对象、铁券免死功能已完全根据皇帝的意旨及政治需要来决定。其制的嬗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明代皇权政治的走向。     

试谈金代废除勃极烈制度的最初动因

金王朝废除勃极烈制,中央采行汉官制的原因,史学界虽表述不一,但归纳言之,不外是由于金统治区域的扩大,汉族和外族的增多,为适应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存在和女真社会封建化过程的加速,以此来强化中央集权统一金朝政治制度.这样讲,似乎尚未揭示这一变革的最初动因.综合有关史料分析,我以为这一举措的最初动因,是因皇权受到极大威胁,为削弱女真大贵族权势,巩固和强化皇权,并实行皇位父传子的“家天下”统治.下从两个方面谈谈我的这一看法.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论隋唐皇权

皇权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本文以隋唐时期的皇权为研究对象 ,较为全面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皇权运作的的一般形态 ,对临朝听政、批答奏章、出巡等皇权运作方式进行了考论 ,对皇权的继承制度、后宫制度及宫室、陵寝制度等 ,也结合皇权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叙述 ;对于皇权的限制问题 ,从国家体制的需要与皇帝所关注的“后事”等角度进行了论述 ,认为对皇权的限制 ,是以维护皇权的尊严与地位为前提 ,以保障皇权的有效行使为旨归 ,从而对学界以往持论诸端的有关问题发表了作者个人的看法。     

中国古代社会“省”之演变略考

“省”,本是对宫禁之地的称呼.皇权要限制、控制相权,先用内朝架空丞相,再用近臣架空宰相,从而催生了三省制这个宰相体制,使“省”成了对宰相机构的称呼.分层级治理地方并派员监察本来是一种合理的机制,但由于皇帝过度利用监察官,从而使监察区膨胀为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元朝立国,既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行台制度和金朝的行省制度,又继续在唐、宋监察区权力膨胀的链条上行走,使“省”这个中央机构变成宰相在地方上的派驻机构,称“行省”.明初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使当时的宰相机构———中书省撤消,“行省”于是变成了“省”,成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的称呼.这个变化是宰相制度与地方行政机关演变中的一个副产品,也是封建专制的一个畸形成果     

关于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皇权主义问题

<正> 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否皇权主义者的问题,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至今悬而未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本文仅就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和中外各国的历史实际以及农民阶级皇权主义的产生根源诸问题,谈一点看法,请同志们指正。一、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皇权主义者”,是经典作家的结论,也是中外各国的历史实际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皇权主义者”,是经典作家的结论。除了马克思说过法国“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斯大林说过俄国农民“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的话以外,恩格斯在驳斥特卡乔夫关于俄国农民是所谓“本能的革命者”等谬论时     

东汉末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

东汉末年皇权对外戚、宦官和官僚士大夫都加以重用,亦加以防范,基本上形成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的政治均势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不论哪一个政治集团侵犯了皇权,都会遭到打击。此时期不仅发生了“党锢之祸”,亦发生了“外戚之祸”和“宦官之祸”。桓、灵二帝基本上可以运作皇权     

宋真宗“东封西祀”略论

北宋真宗时掀起的一场长达十余年的“东封西祀”运动,并非仅仅是以往史论所言对“澶渊之盟”的涤耻洗辱事件。该运动的目的,不仅在于以盛大规模的封祀礼仪来证明赵宋皇权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而且也是礼治社会整合和调适统治阶级政治秩序、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     

隋代皇权制约理论研究

我国传统社会有着较为完善的皇权制约机制,隋代历史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特征.考察隋朝皇权与天命、臣僚、民众、伦理、外族以及舆论、家规等的关系,既可明了隋代皇权的规范和调节问题,也应明确对皇权的制约多是理论性的规范,而无制度性的约束.     

细柳营事及细柳营址考

<正> 细柳营是汉文帝为防匈奴、保卫长安而设的军营之一。汉初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匈奴统治者除每年向汉朝索取岁赐粮食、布帛衣物之外,还经常入侵掠夺人口和畜产。据《汉书·匈奴传》载,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侵犯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甘肃镇原东南),使骑兵绕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陕西淳化县)。汉派大军把匈奴驱逐出塞,但“不能有所杀。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甚众。”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匈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     

试论窦建德的皇权崇拜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皇权主义给予农民起义的所谓积极作用,议论颇多。但是,检验历史科学的唯一标准,应是历史实际。事实上,当农民起义军打起皇权主义这面旗帜时,他们岂能料到,这面旗帜上竟分明地绣着两个触目惊心的黑字——失败。 中国自周秦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大肆鼓吹“天命论”、“君权神授”、“真命天子”,极力地神化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还拚命地宣扬“三纲”、“五常”等一整套封建纲纪、理论道德,以维护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     

御门听政与康熙之治

清朝御门听政早在顺治朝即已有之 ,及康熙朝形成定制。康熙帝每日清晨御乾清门听政 ;皇帝出巡则在行宫听政。皇帝听政时辰主要经历了“黎明进奏”与“定时视朝”两个阶段。御门听政是清朝治国最重要的措施 ,它不仅是康熙帝勤政的标志 ,更是清朝前期推行皇权统治 ,迅速走向强大统一的基本保证。御门听政是抗灾减灾 ,恢复农业经济的中枢。康熙帝建立并施行御门听政制度 ,表明他的勤政思想和坚定划一的统治风格以及修明政治 ,强化皇权 ,建立强大清帝国的决心 ,乃得“守成而兼创业”的一代明君之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