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制度创新

达至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基本目标。为此,应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深入厘清人的全面发展制度创新的思路。具体来讲,应全面认识制度创新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重要性,克服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制度创新的思想障碍,从而确立符合社会制度发展的创新思路。     

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科学内涵与优化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长期有效执政的重要秘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重要议题,将管党治党工作推向了新的高度。立足新时代的管党治党实践,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包括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制度,党管干部、选贤任能制度,监督执纪制度,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等具体制度单元,构成一个多主题、多层级的复合性制度体系。随着依规治党与制度治党、制度入"法"和制度立"法"、制度衔接与制度单元优化组合等的有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体系化水平、内在结构的科学性和调适能力得以全面提升。新时代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需要加强从严治党的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体系化程度;完善党内法规程序性制度,全面提高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制订质量和执行效率;重构激励相容机制,促进"廉洁政治"与"有为政治"兼容耦合。     

关于国家治理中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国最为核心的软实力。提高软实力首先在于观念变革与制度创新,有什么样的国家治理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也反映出什么样的国家治理理念。计划经济对应着一种制度设计理念,而市场经济对应着另外一种设计理念,各自都有内在的整体性与一致性。     

论制度公正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意义

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的确,好的制度对人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意义.因此,我们不但要探求什么样的制度是好制度,最终还要落脚到其对人的关注,实现对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制度公正,可以保障实现人的真正自由的平等,可以保证利益分配的公平,能达到对人起着抑恶扬善的目的,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从制度的角度考察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难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的本质要求,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就要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想目标的不断实现。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制度创新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即政治建设,已不可能继续固守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管理模式,又不能原封照搬西方模式,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的道路。坚持这条道路既没有现成的实践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成熟的具体制度作依托,只能依靠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政治建设的核心,是促进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要实现制度创新,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理论创新,注重总结实践经验,正确处理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从大处着想小处着手,渐进推动,紧紧抓住近期制度创新的重点。     

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实践表明,作为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非常顺畅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偏离了制度文本的"应然"模式而走向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运作。客观地说,正式制度无法消弭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运行空间,必须要以非正式制度作为前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实现对村庄的民主治理、自主治理与合作治理。这一研究,对于将田野研究而得出的"碎片化"的乡村治理经验理论化以及理解隐藏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非正式制度治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治理制度的多元结构

本文将公司治理制度区分为法律制度、民间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三个层次,分析了其间的互动关系,着重分析了民间制度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在弥补国家法律制度的局限性方面的作用,最后探讨了民间制度在中国转轨经济中承担制度创新的独特作用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探析

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予以修复。生态环境损害不包括私人的财产与人身损害。由于传统民法上的恢复原状制度无法对生态环境损害提供充分的救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明显区别于恢复原状责任。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有技术性、公益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为解决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难点问题,急需通过立法建立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相关制度,以保障环境公益诉讼的顺利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主体性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具有领导功能,社会主义原则与"党建国家"的路径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更是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党的建设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也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定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制度化以及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上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建设制度发展应该从政治结构空间和要素结构空间两个维度入手,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党的治理制度以及党内管理制度等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论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现代化

政治治理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从传统专制型政治向现代民主型政治转变的过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没有政治治理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现代化的核心,政治治理现代化既受经济基础现代化的制约,又对经济基础现代化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始终将政治治理现代化作为自己不懈的追求,形成了推进政治治理现代化的鲜明特征,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由于政治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使政治的发展具有现代性,而现代性对于政治发展来说又有着许多具体的表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法治和科学;加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一直强调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并以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而就决定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是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中国特色政治治理在不断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多方面的巨大优势,这些优势主要表现在：能够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当然,我国政治治理现代化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为双轮与两翼,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政治治理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与其他各个方面的现代化相适应,不断推进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现代化。     

制度何以产生治理效能：70年来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作为结构性规则的制度要发挥作用,必须通过社会成员的能动性才能实现,制度的作用主要在于执行。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机制,以法律法规和规划政策为形式的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社会实现了秩序和发展的目标。正是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机制及过程解释了"中国之治"的发生。     

制度成熟与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

制度成熟是一个绝对性与相对性内在统一的概念,制度成熟的理论型构可从价值性能、治理功能、结果效能与生态适应等维度渐次展开。制度成熟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表现为:一方面,制度成熟奠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制度存设的工具价值即在于强化国家治理能力,制度建构的理论逻辑遵循了结构功能关系的原理,制度运作的实践趋向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渐进成长;另一方面,治理能力现代化映射制度成熟的高度,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展现制度设计的完善,治理能力的优劣体现制度运作的目标,治理能力的绩效反映制度优势转化的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改革、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唯有实现制度成熟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均衡适配,促进制度成长与能力增进的同频共振,才能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

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现行治理结构缺陷的分析,认为在市场监控体系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应着重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方面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对董事会结构的调整以及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的设计;当然,同时也要加强市场治理机制的构建。     

制度互动、权力互动与跨国森林治理

跨国森林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学者们对跨国森林治理的行为主体观点迥异,甚至针锋相对。全球管制政治学认为,跨国森林治理并不需要始终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当前全球治理的特点。但是,在全球治理不能超越国内政治的条件下,如何获得治理的合法性呢?本文认为,通过制度互动和权力互动能够使得认证标准和第三方认证的权力获得合法性。不过,这种合法性是全球治理与国内政治相互妥协的一种结果,这种治理也是全球治理与国内政治相互妥协的一种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