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龙头企业扶贫的理论阐释与案例剖析

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本质上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多重贫困,综合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三维资本”才是促进农村贫困人口增收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双提升、拔除穷根的根本路径。基于山东省阳信县农业龙头企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本文首先从“三维资本”的视角将农业龙头企业扶贫模式纳入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利用相关经济理论和贫困理论深入剖析了阳信县科学设计农业龙头企业扶贫制度的基本思路,最后阐释了农业龙头企业扶贫模式中的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     

新阶段新疆农村扶贫开发的实践与思考

从2001年起,中国农村扶贫开发进入了新阶段。新阶段新疆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效。新阶段进一步推进新疆农村扶贫开发的对策建议：实施扶贫开发新模式;创新扶贫开发新机制;重点解决边境地区的贫困问题;改善南疆三地州生态、经济、社会环境。     

西部农村地区脆弱性贫困的金融支持研究

以返贫为主要形式的脆弱性贫困的治理已成为我国西部农村地区扶贫开发的新课题. 利用宁夏农村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分析了正规金融对宁夏农村脆弱性贫困的支持现状,结果表明,正规金融、财政扶贫资金对农户脆弱性贫困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而社会资本则对脆弱性贫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正规金融对教育、自然灾害等负向冲击的直接平滑作用大于间接平滑作用,直接平滑作用力度大小依次为:受教育水平、身体健康状况和自然灾害. 因此,提出了重构与宁夏因地制宜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的金融减贫主体架构并重新整合地区减贫金融的增、存量等对策,以期提高西部农村地区农户的脆弱性承受能力并降低农户的脆弱性孕造频率.     

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方式研究--以甘肃为例

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以人为本,依靠贫困群众,增强贫困村自我发展能力.因地制宜地实行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方式,可为实现农村小康社会奠定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方式,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整合社会资源,创新社会公共服务机制,创新扶贫运行机制,创新管理组织模式,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了可借鉴的新鲜经验.     

中国西北贫困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基于400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

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理论取向和分析工具.社会资本理论在个体、群体、组织和社区等不同层面的研究成果,正在受到扶贫领域公共政策制定者的重视.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运用“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农户问卷调查”的相关数据,对中国西北农村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特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互惠行为是贫困家庭积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投资形式;贫困农户的社会关系构型同质性较高,表现为具有较强的紧密型关系,但缺少垂直型和跨越型关系;社会网络规模小,具有显著的封闭性,表现为存在大量无法跨越的结构洞.     

从中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分析看反贫困战略的调整

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得以根本性改善.当前农村贫困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农民阶层性的相对贫困、暂时性贫困更为突出,贫困人口分布更分散,农村贫困有向城市蔓延的态势.农村贫困的根源是“制度不利”造成农民普遍发展机会、权利不均等,农民能力匮乏导致的贫困.必须根据当前农村贫困的根源及主要特征及时调整我国的扶贫战略,才能实现中国农村反贫困的跨越式发展,真正实现贫困的终结.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逻辑

社会资本已成为农村扶贫的战略资源,而我国贫困农村却正处于传统社会资本流失、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的中间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利于修复与拓展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扩大农村贫民的人际信任半径,并强化公共治理的制度性和规范性,对农村现代社会资本转型具有推动作用.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功能,基层政府应当在其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滚动式发展等阶段提供扶持,规避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引导其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组织绩效和社会效益.     

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宏观状况、理论基础与现实选择——基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及相关成果的分析与思考

在新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中,集中连片贫困区成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不同片区的贫困发生率、人口、地方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都各有不同,因此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必须重视片区贫困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如此才能制定具有地方适应性和有效性的扶贫攻坚战略.新区域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生计资本理论、空间贫困理论和多元发展理论,都是片区扶贫开发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坚持党和政府的主导、统筹城乡与区域发展、扩大社会参与和坚持自力更生等则是片区扶贫开发的现实选择.     

转型期“政府俘获”现象的一项社会学考察--以农村环境污染为例

在转型期的农村环境污染中,存在“政府俘获”现象,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地方性法律、规则、规章制度、公权力等保护污染企业而轻视农村环境保护,村干部往往也被污染企业的“红包”所“俘获”,家族型污染企业也会在“俘获”地方政府的同时压迫农民.有必要对农村环境污染中的“政府俘获”现象进行治理,避免农村社会新一轮的“资本无限扩张——农村环境污染——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     

立足于生存 着眼于发展

扶贫开发与我们同行，一起跨进新的世纪，它将仍是我们今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一大主题。因为我们面临的形势是：绝大多数的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但仍有部分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尚待解决；贫困战线虽已明显缩短，但攻坚难度也将前所未有。已经解决温饱的人口如何安全穿过边缘性贫困地带，摆脱“返贫”困扰，而且能为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些问题迎面而来，都需要我们来解决。因此，我们应该认真面对跨入新世纪扶贫开发的实际，立足于生存、着眼于发展，全面推进贫困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     

新时期扶贫开发科学发展的十大长效机制设计

扶贫开发工作的系统性决定了各项扶贫开发政策要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来解决我国农村贫困问题。新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要把握好科学发展这根主线,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扶贫开发长效机制,保障扶贫开发工作“可持续发展”,促成早日实现“十二五规划”确立的扶贫目标。     

下一步农村扶贫战略举措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吴国宝认为,“十五”期间,农村扶贫开发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稳定地从根本上消除农村生理生存贫困,确保所有农村居民都能解决温饱问题,主要是吃饭和饮水问题;第二,探索并初步建立起低收入农户持续地获得金融、技术服务和享受社会进步好处的制度。突出地需要探索并逐步建立以下5个方面制度：     

国外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随着资本和劳动力的全球配置加速,在反贫困进程中的家庭经济利用问题引起了全世界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强烈关注,成为反贫困领域的前沿问题.利用家庭经济开展农村反贫困的研究焦点是农村家庭如何选择和调整其收入结构、家庭生产产出以及家庭内部的产权安排等以实现家庭经济,应对各类贫困致因.研究目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政府帮助、企业扶贫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政府、企业和家庭组成的三维分析框架,拓展扶贫开发新空间.     

甘肃省农村反贫困道路与现状调查思考

甘肃农村反贫困发展道路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历程的一个缩影,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本文对甘肃省35个贫困村的调查显示,政府的扶贫干预对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尤其表现在拥有的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上,其变化较为显著,但甘肃省大多数贫困地区立地条件差,灾害发生较频繁,自然资本不足,返贫现象较为突出,同时,由于贫困地区的差异性,缓贫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一些贫困村近几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出现停滞现象,虽然所占比例不高,但仍值得我们关注.     

新疆贫困状况分析及扶贫模式的比较和选择

消灭贫困、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 ,贫困现象在新疆仍未根除。本文分析了新疆农村贫困人口的识别标准及贫困类型 ,并对几种扶贫开发模式的利弊进行了具体地分析 ,重点阐述了“分司 +农户”这种农业产业化的扶贫攻坚的最佳模式。     

关系资本: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研究的新视阈

贫困乡村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问题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基于现实环境和资源条件,关系资本作为推动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的第五种力量或新的理论范畴被提出.关系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子集,只是当这种个人性资源成为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或工具时,就具有了准公共性特征.一个村庄关系资本的效能激发离不开精英的作用和亲缘关系的桥梁.通过对欠发达地区4省6县20自然村的实证调研发现,关系资本在贫困乡村的义务教育硬件建设和自然性村庄的基本公共物品生产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特殊政策项目支持或融资渠道是关系资本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活动,乡村关系资本就能在被规则限定的范围内体现其价值和张力,以化解贫困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窘境.     

迈向共同富裕的逻辑与路径——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晖教授访谈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具有丰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内涵。我国的共同富裕和西方的“福利国家”存在质的不同,在政策措施上体现为施政目的、分配方式、政策效能等的区别。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挥党建引领共同富裕的“红色引擎”作用,将党的领导贯穿到推进共同富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各环节,提升基层党组织推进共同富裕的能力,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需要进一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为农村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提供保证。此外,实现共同富裕,还要注意发挥公有资本的示范、引领与带动作用,规范资本运行,发挥非公有资本促进高质量就业、帮助增加致富能力、践行先富带后富的社会责任等作用,引导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更多贡献公益慈善力量,引领青年学生在思想和行动上自觉融入共同富裕进程。     

资产社会政策视域下的农村贫困治理

农村贫困治理是一道难题,尤其在贫困发生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各种扶贫开发措施均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意味着反贫困已经进入后攻坚时期.有鉴于此,适时调整扶贫模式,转换治贫理念,实现由开发扶贫向发展扶贫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兼具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二者之长的资产社会政策,借助个人资产账户为工具,并嵌入资产建设理念,将为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开辟新的思路.     

结构性贫困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及其破解——基于豫西元村的研究

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因为当前阶段的农村贫困已具备显著的结构性内涵和特征。贫困人口具有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四方面的结构性贫困特征,这些结构性贫困要素构成了钳制和制约贫困户跨越贫困陷阱的主要障碍,结构性贫困的出现也使得代际间的脱贫行动异常艰难。按照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观点,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就需要破解结构性贫困,要从社会、政治、教育和经济等层面革新或建构出亲贫的结构,以使贫困人口摆脱不利的结构性位置和处境。     

民族地区农户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以云南沧源县为例

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中,探究农户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是防贫减贫、提升农户生计资本的基础。民族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评估体系中,社会资本所占权重最大,显著影响农户生计水平;民族地区农户的各项资本逐年递增,且农户在家庭结构、地理区位等方面的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民族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构因农户致贫因素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为促进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稳步提升,需要做到：整合各类资源,着力提升农户社会资本;重视文化资本,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建立区域联动机制,实现各村农户不同资本间的协调发展;紧密围绕“三孩生育政策”,实现由计生到生计的有效转化,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与农户生计资本提升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