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家的德育思想

表面上看，法家曾猛烈地抨击和否定儒家的德教思想，明确宣布“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似乎法家绝意于道德教育。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法家都有一大套开展道德教育以治国安民的主张，所不同的是儒家着眼于“导”人心，道家着眼于“顺”人心，而法家自有其独到的见解，着眼于“制”人心。法家主张以法教代替德教，以法治代替德治，通过法制的宣传教育和实行，重新组建社会规范，以控制人心，稳定社会，发展生产，其德育思想独树一帜：其德育内容是强化法制意识；其德育目标是维护君权，崇尚法术；其德育方法是因人之…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史记》中"酷吏"词义的文化解读

儒家主张的“以民为本”有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因素,所以宽大为怀;法家“以法为本”,难免冷酷无情。这是两种文化的分歧。我们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酷吏”之“酷”,认为:1.视酷吏为“残酷的官吏”是一个误解。按《史记》本传,酷吏的本质特征是“刻深少恩”,即“冷酷”,而非“残酷”。“残酷”只是个别人的行为,不能代表整个群体;2.他们的“刻深少恩”与法律的准确性、客观性有必然联系,并非个人阴暗人格的表现。但由于传统社会提倡“仁治”,致使人们对《史记》中的酷吏存在误解和偏见。     

刘知几尊法反儒的战斗精神——读《史通》札记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丛亭里人,是唐朝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学家。他继承了先秦法家的思想,主张革新前进,厚今薄古,反对儒家颂古非今,复古倒退的思想,主张人定胜天,反对儒家的天命论;他公然批判反动统治阶级的“圣人”孔丘和儒家“经典”。因此,他在中国封建社会儒法斗争史上,是一位值得介绍的法家人物。他的著作有六种,计八十三卷。《史通》一书是代表作,在这部书中闪耀着尊法反儒思想的光辉。     

试论儒家和法家法观念的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礼治”的思想,法家则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思想。文章分别阐述儒家、法家的法观念,并对两家法观念进行对比,阐述儒法融合的过程和表现,进而详细分析融合的原因和对后世法律、治国方略的影响。     

民间故事《当“良心”》与当代商业道德建设

中国民间故事《当“良心”》十分典型地表现了儒家商业伦理的道德价值判断,体现出“诚”与“信”的原则。这种诚信精神在中国当代市场经济建设中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商鞅军事言论选译

[说明]商鞅是我国战国时代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是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他顺应历史的潮流,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同儒家复古倒退路线的斗争中,提出并推行了一条革新进步的法家路线。在军事上,他反对奴隶主诸侯割据的非正义战争,主张“以战去战”,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正义战争统一中国,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消灭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暴力。为此,提出了一条“以法治军”lk的军事路线,主张以法为治军之本,反对儒家“以礼治军”和虚伪的仁义道德的反动说教,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法治思想来统一军队的思想,规定严明的赏罚制度和严格的军事纪律,实行“兵农合一”的“耕战”政策,等等。商鞅的这条“以法治     

荀况的赋税思想

一、富国必须开源先秦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和法家,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问题上,儒家强调富民,主张薄税敛,藏富于民。而法家则强调富国,主张百姓家不积粟,以充实国家财政。在富国(指国家财政富足)与富民的关系上,荀况摈弃了儒法二家的片面性,而吸取了两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他主张富民,但不抛弃富国的目标。他始终把富国和富民联系在一起。儒家所鄙弃的富国强兵思想,在荀况的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荀况强调富国,但又认为必须把富民放在首位。他摈弃了法家鼓吹的民贫国富的主张,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比孔丘的“百姓足,君     

墨子“法天”“听民”的法律思想

墨翟是春秋战国之交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主张兼爱、尚同,但是也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思想。他认为法制是治理国家的重要规范,是规矩绳墨,不可或缺;法制的制定要效法天道;还主张赏善惩暴,要俯从社会舆论,注重社会效果,这与法家、儒家、道家都不相同,而且这些观点的提出比法家人物思想要更早,其思想观点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儒法互补与外王之道

在中国文化思想上,儒、法两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居于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儒法两家的社会政治主张有一种既相反又相通的互补关系,这种互补结构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思想观念和实际操作过程。(一) 儒、法两家所以能构成互补结构,是由于他们两家的社会政治主张是一种既相反又相通的关系。这里,首先论述两家的思想分歧: (1)在社会观上,两家对社会关系本质的看法完全不同。儒家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看成是一种相亲互爱的伦理关系。他们以“五伦”来概括整个社会中人与人的基本关系。即如孟子所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他们认     

韩非《五蠹》译注

本篇选自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公元前280年——前233年)的著作《韩非子》,是韩非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阐述法家政治路线的代表作。蠹(dù杜)是蛀虫。五蠹是指反动的儒家(学者),高谈阔论的纵横家(言谈者)、带剑行刺的亡命徒(带剑者)、逃避服兵役的人(患御者)和投机营利的工商奴隶主(商工之民)。韩非把儒家列为五蠢之首,无情地揭露了他们“法先王”、“行仁义”,而无益于耕战,有害于社会,破坏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本质,坚决主张取缔五蠹。同时提出了变法革新、严明赏罚、实行法治、奖励耕战、加强中央集权、用战争统一中国等政治主张。显示了韩非的战斗精神,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强烈愿望,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这篇文章深受秦始皇的赏识。     

"节用"与"侈靡"的现代诠释

中国古代存在“节用”与“侈靡”两种有关消费的思想:儒家、道家、墨家崇尚勤俭节约;法家强调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二者是辩证的关系。其对建立“节约型社会”、树立新的节约观、提倡科学消费观,具有深刻的启示。     

康有为对韩非的身份归属与对法的矛盾心态

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韩非纳入视野。就身份归属而言,康有为有时将韩非视为老子后学,有时又将韩非归为法家。韩非在康有为视界中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身份归属具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韩非思想以法为重心。正因为如此,康有为对法的态度和理解奠定了对韩非的矛盾心态和评价。康有为强调韩非思想与老子、杨朱代表的道家,与荀子代表的儒家以及与申不害、商鞅代表的法家思想具有内在关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黄巾起义与三国儒法斗爭的关系

汉末三国时期,出现了不少法家代表人物,他们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推行法家路线,同儒家大族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曹操和诸葛亮,就是这一时期法家的杰出代表;刘备与孙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与执行了法家路线;其他如郭嘉等人,也是比较著名的法家。法家代表人物的出现和法家路线的先后推行,逐步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恢复与发展了社会生产,为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也使得气焰嚣张的儒家路线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学者师商(鞅)、韩(非)而上法     

在反欺诈中提升:春秋时代对于诚信的体验、认同与诠释

春秋时代的大变革和大国争霸,为欺诈肆行提供了社会条件;一次次上当受骗之后,华夏社会发起了反欺诈行动,诚信观念从中被实践、总结和提升起来。就国家层面而言,如何取信于天下和取信于民,是春秋时代统治集团中有识之士极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他们反对短期行为,主张从长远处看问题,呼吁国家无论大小都要以诚相待,大声疾呼国与国之间的互信。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民保于信”,“民无信不立”,信誉是聚拢民众的先决条件。背信弃义就会丧失民心,没有民众的支持就会失败。春秋时代所主张的个人诚信,基本内涵为个人对国家诚实守信与一般人伦上的互信两个层次。华夏社会赞扬诚实守信,谴责欺诈行为;呼唤君臣之间、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把守信看作立身的根本;“守命共时”,不做非分之想;要求人们“信不叛君”,守信“以卫社稷”,把守信与爱国联系起来。孔门师徒在总结这些观念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取信于神明是春秋时代诚信观的另一个侧面,祭祀和盟誓都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取信于神”的旧瓶子被装上了“取信于民”的“新酒”。轻亵祭祀和肆意渎盟事件时有发生,鲜明地表征着华夏社会的主体性自觉,这是春秋时代诚信观念提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春秋时代的诚信观,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的三个层面

在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中,无论是偏重“德治”的儒家的,还是偏重“法治”的法家的,他们均认为“诚信”是“国之宝”、“民之所庇”;“身正”是治事理政、教化他人的前提;“别善恶”、“理万人”是“法”的初衷。     

从当代治理哲学看中国先秦哲学的价值

现代治理哲学提倡社会力量的自主管理,要求与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中国先秦思想家在国家治理方面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儒家主张行“王道”,成就公平正直的社会.道家主张道法自然,以“慈”治理天下;如果一个社会光讲公正不讲慈爱,就成了冷冰冰的社会.墨家充分认识到社会精英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法家的法,可以声张国家的意志,树立公法的绝对威望;谋求富国强兵必须变法改革.杂家主张治理的好坏要看能否汇集更多的智慧和优长.     

论诚信之“诚”与“信”的市场实践意义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诚信"的"诚"和"信"之间包含了内在与外在(以及德性与规范)、高级与低级(以及提升与普及)这样两种基本的区别。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中道德建设对于企业的影响、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把"诚信"中的"诚"和"信"拆分开来,暂时避开"诚",针对企业建设广泛的社会道德征信制度以确保其"守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由"信"到"诚"和由"诚"到"信"两条不同的道德建设路径实现"诚"与"信"建设的互动,或许能够更好地提升企业的道德水平,从而促使中国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取得更好的效果。     

《辩证看 务实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2》 扬起向善的风帆(下)——道德风气如何提升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实守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是对每个人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同时也是一种经济道德、社会公德。“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诚信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是企业宝贵的无形资产。诚信也是社会和谐的纽带,如果不能在公民中普遍地培育起诚信意识,人与人就难以融洽相处,整个社会就难以安定有序。然而,在当前我国经济加速转型、社会深刻变革的过程中,由于一些人诚信意识淡薄、信用监督机制不健全、失信成本过低等原因,诫信缺失问题仍相当突出,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现象屡禁不止。失信行为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已成为道德建设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